专访团校副校长廉思：没有人生地图的时代，青年人如何寻路？

当下，AI技术迭代冲击职业赛道，35岁职业焦虑、灵活就业、城乡流动成为青年群体高频公共议题。过去一代人拥有一张相对清晰的人生地图，循着读书、择业、成家的标准化路径，便能够奔赴可预期的未来；而今旧有的人生轨道不断消解，全新的道路尚在生成，无数普通青年行走在“无图”的旷野上，于时代赋予的机遇之中求索属于自己的成长方向。

深耕青年研究近20年，廉思先后推出《蚁族》《工蜂》《时间的暴政》等作品，持续捕捉不同阶段新兴青年群体的真实生存图景。2026年正式出版的新作《无图之旅》，将网络主播、平台骑手、程序员、小镇青年、基层公务员等十大青年群体作为观察样本，以20个鲜活的青年口述故事搭配10份扎实的田野调研报告，摒弃“鸡汤式成功学”，直面数字时代青年真实的挣扎、求索与坚守，提出“‘无图’既不是迷失，也不是无知，而是一种时代性的处境”的核心判断，为读懂当代中国青年提供一份厚重的社会学文本。

近日，南都专访廉思教授，围绕新书创作缘起、青年精神困境、AI技术浪潮、代际认知鸿沟、平凡奋斗的价值、公共政策启示等话题展开对话。

（廉思，中央团校常务副校长，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专家委员。）

南都：从《蚁族》《工蜂》到《时间的暴政》，再到新作《无图之旅》，你持续追踪青年群体近20年，是什么契机促使你将网络主播、骑手、程序员、小镇青年等十大差异化职业群体整合进同一本书，用“无图”定义当下青年整体处境？

廉思：这些年来，我的研究从具体的青年群体出发，每一个概念，都试图照亮一种当时尚未被充分看见的生存状态。但是，当我进入更多群体之后，我慢慢发现：青年虽然职业不同、收入不同、生活空间不同，甚至彼此未必认同，但他们正在遭遇某种共同的时代处境。

过去，人们相信人生存在一张大致可辨认的地图，今天则是既有道路不断消失和生成。比如平台经济创造了新的机会，也带来了新的不稳定；人工智能打开了职业边界，也加速了知识和技能的折旧。

因此，我想把这些看似分散的青年群体放在一起加以描述。年轻人面对的困难，不再是“如何走好一条已知的道路”，而是“如何在道路尚未形成时开始行走”。

南都：“‘无图’既不是迷失，也不是无知，而是一种时代性的处境”。和早年“蚁族”“工蜂”“蜂鸟”这些群体专属概念相比，“无图”作为覆盖全代际青年的时代概括，背后折射出当代社会发生了哪些结构性变化？

廉思： “无图”试图描述一种更广泛的时间经验。它意味着，个体所掌握的知识、经验和成功范式，越来越难以转换为对未来的确定判断。

这种变化首先来自社会流动机制的转型。在高速发展阶段，社会不断产生新的岗位、新的城市空间和新的上升机会。今天，中国社会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竞争更为激烈，流动也从普遍性的“水涨船高”，逐渐转向结构分化下的有高有低。

其次是职业结构的变化。传统职业往往以组织为中心，岗位、身份、福利和晋升路径具有较强的连续性。平台劳动、项目制就业、自由职业和人机协作不断发展之后，职业开始呈现出任务化、碎片化和组合化的特点。一个年轻人可能同时拥有多个职业身份。

最后是权威生成和信息环境的变化。互联网让青年看见无数种生活的可能性，也让他们更早意识到人生差异的存在。过去，青年只需要在一两种人生模板中做出选择；今天，他们面对的是过量的选择。选择越多，确定感却未必增强，因为每一种选择都伴随着收益、代价与风险。

“无图”提醒我们，不能把路径变化解释为青年的迷茫、脆弱或不够努力。

南都：对比欧美青年“失落的一代”、东亚其他国家青年的生存现状，我国当代青年的“无图处境”有哪些独属于中国社会发展阶段的特殊性？

廉思：“无图”具有一定的全球性。欧美青年同样面临就业不稳定、住房压力、技术替代、社会分化和未来预期减弱；一些东亚国家也经历了低增长、低生育、学历竞争和社会流动放缓等情况。但中国青年的“无图”，也有自身特点。

中国青年同时生活在“快速变化”与“发展延续”之中。一方面，中国在几十年间完成了快速的工业化、城镇化、教育普及和数字化转型，家庭内部甚至相邻两代人的生活经验都截然不同。代际之间不仅存在观念差异，还存在经验参照系的差异。

另一方面，中国是一个具有广阔发展空间和强大社会动员能力的国家。我国青年所面对的，是一个正在转换动力、重组结构的社会。由此带来的心理感受格外复杂：青年既能看到新的技术、新的行业、新的城市空间，也能感受到竞争、门槛和不确定性。这种“机会与压力共存”的状态，是理解中国青年非常重要的前提。

中国还具有独特的城乡结构和家庭结构。很多青年的人生选择不仅是个人选择，还与家庭期待、代际支持、户籍迁移、住房安排和城乡往返紧密相连。一个青年选择留在大城市、返回县城、考编或从事自由职业，背后往往牵动整个家庭的资源配置。

因此，中国青年的“无图”不是复制西方的“失落一代”经验。它发生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不断推进的背景下，是发展阶段转换中的自我探索。我们既不能忽视青年承受的现实压力，也不能用衰退叙事遮蔽中国社会具有的强大创造力和发展潜能。

南都：《无图之旅》里十大群体的生存数据、真实困境，能为青年就业保障、新业态劳动者权益、城乡青年发展相关政策带来哪些具体启发？

廉思：在就业政策上，新职业不断出现，职业转换日益频繁。政策不仅要关注岗位数量，还要关注青年能否在工作中积累技能、获得培训、形成职业认同，并在岗位变化时拥有重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能力。就业保障的核心，要从保护某一个固定岗位，逐渐拓展为保护劳动者的职业连续性。

对于新业态劳动者，政策需要突破传统劳动关系的单一框架。平台劳动者可能同时具有劳动者、经营者和平台用户的多重身份，但多重身份不应成为权利模糊的理由。算法规则、劳动强度、申诉机制、职业伤害保障和休息权，都需要形成更具适应性的制度安排。尤其要提高算法治理的透明度，让劳动者能够知道规则、表达意见、提出申诉。

更深一层看，青年政策不能只是帮助青年“适应已有秩序”，还要为青年参与秩序建设提供渠道。只有当青年既是政策服务对象，也是政策形成过程中的参与者，青年发展政策才具有生命力。

南都：2026年AI智能体全面落地，催生了AI训练师等一批全新职业。你认为AI浪潮如何拓宽青年的创新边界？青年应当如何主动提升素养，在技术浪潮中守住独立思考、掌握发展主动权？

廉思：过去，很多创意受到专业训练、设备成本、组织资源和技术门槛的限制。今天，一个普通青年借助人工智能，可以完成文本、图像、音乐、编程、数据分析等多种任务。技术第一次如此大规模地把部分专业能力转化为普遍可调用的社会能力。人工智能降低了表达和制作的门槛，但不会降低思想的门槛。工具越强大，问题意识、价值判断和现实经验反而越重要。我认为，青年需要形成三种AI素养。

第一是工具素养，即理解人工智能能够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掌握基本的人机协作方法。这种素养不仅表现在提示词技巧上。提示词会不断更新，重要的是把一个模糊问题拆解为清晰任务，并对结果进行验证和修正。

第二是判断素养。人工智能可以生成答案，却不能替代人承担答案的社会后果。我们要知道信息从哪里来，模型可能存在哪些偏差，哪些内容需要核实，哪些判断不能交给机器。

第三是主体素养。人机协同不能演变成人对机器的认知依附。长期把阅读、思考、表达和决策外包给技术，可以提高短期效率，但会削弱形成自身经验的能力。我们需要阅读经典、进入现场、与真实的人交往。只有当一个人拥有自己的经验、立场和问题意识时，人工智能才是能力的放大器。

南都：很多家长、教育者无法理解年轻人放弃稳定工作、选择自由职业、抗拒传统人生路径。读完这本书能打破哪些代际认知隔阂？你会建议家长从哪些视角重新理解下一代？

廉思：父母一代形成价值观的年代，稳定意味着安全，组织意味着保障，延迟满足意味着能换来美好未来。因此，他们自然会把稳定工作、住房和婚姻理解为一条值得信任的人生道路。

年轻人生活的世界已有所不同。行业变化快，职业边界模糊，一些看似稳定的岗位也承载较大压力；同时，数字技术又提供了多样的职业可能。青年选择自由职业、转换工作或推迟传统人生安排，有时是价值表达，有时是现实计算。他们也向往稳定，但同时对什么能够带来稳定，有了不同理解。

我建议家长首先区分“路径变化”与“价值失序”。年轻人没有沿着父母熟悉的道路前进，不等于他们丧失责任感。很多青年对工作、生活和关系都有严肃思考，只是他们不愿意过早把自己锁定在一条道路上。

其次，要把青年选择放在完整的成本中理解。父母看到的可能是体制内工作的保障，青年感受到的可能是岗位内容、城市成本、心理压力和成长空间。双方所计算的不是同一本账。代际沟通需要加入这些隐性成本，不能只比较职业名称和收入数字。

最后，家长需要从“替孩子规划人生”转向“帮助孩子提升选择能力”。现在父母已经不可能下一代设计一条可以执行几十年的路线。家庭支持是让孩子们在试错时拥有基本安全，在受挫时仍有重新开始的可能。好的代际关系不是父母替孩子找地图，而是在没有地图的时候，愿意陪他走一段路。

南都：书中既有普通青年口述故事，又有阶层再生产、平台劳动、情感劳动等社会学理论分析。你认为大众为什么需要接地气的青年社会学？学术研究要怎样走出象牙塔，真正被年轻人读懂、共情？

廉思：社会学的价值是把个人的经历放回社会关系中加以考察。很多青年把就业受挫解释为自己能力不够，把职业疲惫理解为意志薄弱，把人生停顿看作个人失败。社会学不是替个人推卸责任，而是帮助人们看到：个体选择从来不是在真空中发生的，教育制度、职业结构、家庭资源、平台规则和社会评价都会参与塑造一个人的人生轨迹。

大众需要社会学，是因为个体每天都在经历社会，却未拥有解释社会的语言。当一种困境只能被表述为“我不行”，人就会陷入自我否定；当它能够被放进更大的结构中，人就可能重新理解自己，也重新理解他人。理论不是用来提高文字的门槛，而是用来扩大理解的空间。

学术走出象牙塔，不是把专业术语换成网络语言就行，也不是把复杂问题简单化。“接地气”要求研究者进入生活现场。青年愿意向你讲述，是因为他相信你对他的生活有兴趣，而不是只把他当作一个案例、一组数据或某种观点的证据。研究者必须愿意在现场停留，理解受访者生活的节奏、收入的构成、人际关系的细节以及那些难以被问卷捕捉的感受。年轻人排斥悬浮、空洞和自说自话。只要理论触及他们正在经历的问题，他们就愿意表达和交流。所谓“被年轻人读懂”，不是把思想变得浅薄，而是让思想与生活发生联系。

南都：很多读者发现，这本书不提供逆袭方案，只客观呈现困境。你刻意回避成功学叙事，是想传递怎样一种看待平凡人生、平凡奋斗的价值观？青年要如何建立不依附外界评价的自我价值感？

廉思：学术不能向人们出售成功的幻觉。一个人的人生受到时代、家庭、机会和偶然性的影响。如果把少数人的成功模板包装成普遍方案，最后会产生一种残酷的归因：成功被解释为个人努力，失败也被全部归结为个人不够努力。

《无图之旅》没有提供逆袭方案，是因为我希望恢复普通生活本身的价值。一个人认真工作、照顾家人、保持善意、承担责任、就是很有意义的人生。宏大的社会运行，最终依靠的是无数平凡者持续、稳定而具体的劳动。

青年建立自我价值感，需要逐渐形成自己的评价坐标。人生活在社会中，不可能完全脱离他人的目光。但一个人不能把价值全部交给外部指标。青年要学会识别哪些愿望属于自己，哪些只是社会比较制造的欲望。今天，数字平台不断展示他人的高光时刻，使普通生活显得黯淡。但我们看到的是别人的结果，自己承受的却是全部过程。很多时候，正是在不急于证明自己之后，一个人才可能开始建设自己。

南都：你在书中写道“即便是主流价值里虚度的青春，也拥有尊严与光亮”。如果有年轻人正处在迷茫、停顿、试错的阶段，你最想送给他们怎样一段话？

廉思：我想告诉他们：人生并不是一条只有向前奔跑才算成立的道路。有些时候，你会走得很快，能够清楚地看到目标；有些时候，你会停下来，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走错了。社会习惯用可见的成果计算时间，于是学习、晋升、买房、结婚都像人生道路上的里程碑。那些没有产生明确成果的岁月，似乎被称作“空白”或“荒废”。

但人的成长有很多部分无法立即被看见。一次失败可能改变你理解世界的方式，一段停顿可能让你辨认重要的东西，一条弯路也可能使你获得任何直线都无法提供的经验。时间不会因为暂时没有成果就失去价值。

当然，我无意把迷茫浪漫化。长期的不确定会带来压力，停顿也需要面对现实成本。当你暂时不知道往哪里走时，可以先做一些具体而微的事情：维持生活的基本秩序，照顾自己的身体，保持与人的联系，学习一项能够积累的技能，完成今天能够完成的工作。方向有时不是在思考中突然出现的，而是在行动中逐渐显现的。

南都：接下来你的青年研究团队还会聚焦哪些新兴青年群体、新的时代青年议题？

廉思：未来的青年研究，要敏锐地捕捉技术、职业与社会关系交会处的新变化。接下来，我会重点关注几类正在形成中的青年群体。

第一类是深度进入人机协作的青年，包括AI训练师、智能体开发者、数字内容生产者，以及大量在传统行业中使用人工智能的普通劳动者。人工智能会进入几乎所有职业。人的专业性、创造力和劳动价值如何被重新定义。

第二类是多重职业身份青年。越来越多的人同时从事主业、副业、平台劳动和项目合作，他们的收入来源、社会保障和职业认同都呈现组合化特点。传统研究往往把一个人放进某个固定职业类别，但未来青年可能更像一个不断变化的“职业组合”。这会给劳动关系、社会保障和青年组织方式带来新的挑战。

第三类是照护型青年。随着家庭结构和人口结构变化，一些青年在职业起步期就开始承担对子女、父母乃至祖辈的多重照护责任。照护劳动缺乏可见性，却会深刻影响青年的就业选择、城市流动和生活规划。研究青年不能只看他们在劳动市场中的位置，也要看他们在家庭关系中的责任。

以青年为镜，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年轻人的今天，也能够看到整个社会正在生成的未来。

采写：南都N视频记者朱蓉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