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迷游戏，父母高冲突！抚养权归谁，广州法官先请家长上课

“正常感情破裂都会离婚离家，林女士和阿明（均为化名）却还住在一起，一开始我们会怀疑是不是假离婚。”拿到这起变更抚养关系纠纷的二审卷宗时，承办法官、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少年家事审判庭副庭长邓娟的第一反应是疑惑。

厚厚的卷宗材料里，透出的不仅是教育理念的差异撞上亲子探望的博弈，还有接踵而至的三场连环诉讼。

“光看材料就觉得这不是简单的纠纷。”在案件进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程序后，法官没有直接走向刚性裁判，而是通过引入家庭教育指导专业力量，最终促成双方达成合作养育共识，不仅实现“案结事了”，更促成“人和家安”。

一审三案母亲全部败诉

“我自认做妈妈能打八九十分，为什么不把孩子判给我？”拿到一审判决书的那一刻，这个问题反复盘旋在林女士的脑海里。

“当初我们协议离婚，约定孩子抚养权归我，抚养费由孩子爸爸出，但他从来没给过。”林女士与阿明早年协议离婚，约定两个儿子均由林女士直接抚养，阿明按月支付抚养费。

离婚那年，小儿子才2周岁。一纸离婚协议并未真正切割两人的生活，“离婚不离家”让日常开支与抚养责任始终处于模糊地带，也为后续的纠纷埋下了伏笔。

“我实在受不了就从家里搬出来了，离开了整整一年。”因无法忍受与阿明共同生活，林女士决定搬离，“我当初就是怕孩子小，想着再熬一熬，结果越熬问题越多，身体也垮了。”

随后阿明以年满8周岁的小儿子自愿跟随自己生活为由，向法院提起变更抚养关系诉讼。

林女士则以两个孩子的名义，先后提起两起抚养费诉讼，追讨阿明欠付的抚养费用。三案交织，原本就脆弱的家庭关系彻底走向对簿公堂。

“一审法院没有支持她的抚养费诉求，还把孩子的抚养权判给了爸爸，所以她提起了上诉。”案件二审承办法官说。

抚养费的认定成为该案最棘手的裁判难点。“两人开支混在一起，女方觉得没按约定按月给钱就是没给，男方觉得平时买菜、负担家用都是在养孩子，根本算不清。”法官解释。

回忆起一审阶段，林女士坦言曾想过妥协。但现实远不如预期，失去抚养权后，她又遭遇探望受阻。“前夫一天都不让我见孩子，只有我回去住才可以。”林女士与阿明围绕探望展开了整整一年的协商，却毫无进展。

输掉官司背后的家庭困局

全线败诉对林女士而言是积压多年的家庭困局的集中爆发。

“跟他在一起我整个人都很焦虑，看到他就难受，躯体反应很严重，要靠吃药才能缓解。”在林女士的陈述里，这段婚姻与离婚后的共处始终伴随着精神内耗。

林女士介绍，阿明负债累累，长期无稳定收入，早年林女士曾变卖房产、车辆帮其偿还债务，家庭琐事与育儿责任几乎全压在她一人身上。

更让她痛苦的是长期的精神打压，“孩子爸爸喜欢打压人，不管你做多好他都觉得不够好。”

大儿子跟在自己身边生活且已经成年，小儿子的成长状态，则成为林女士深深的牵挂。孩子数学多次考取全班第一，但英语成绩跌至班级倒数，更因沉迷手机游戏，经常玩到凌晨两三点。

“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小儿子游戏成瘾，如果强行要抚养权，肯定又是没完没了的拉扯，前夫还会去我公司闹事。”林女士说。

“很多当事人都是带着创伤来的，尤其是到二审的案件，冲突都非常激烈。”在承办法官看来，家事案件的复杂性往往藏在卷宗之外，纸面的抚养纠纷背后，是情感创伤、教育分歧与亲子关系断裂的多重困局。

孩子“放纵”的真实意图

“访谈之后家庭教育指导专家给我反馈，点出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小儿子说要跟爸爸生活的原因竟是爸爸不管束他打游戏。”承办法官对南都记者说。

二审开庭时，林女士的代理律师主动申请开展家庭教育指导与心理疏导，这与承办法官的审理思路不谋而合。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联动广州市家庭教育指导中心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工作，广州市家庭教育指导中心收到委托后指派家庭教育指导专家张晓东介入案件。

了解案情后，家庭教育指导专家制定指导方案，分别对小儿子、大儿子及阿明、林女士开展独立深度访谈。

“我们做这些工作，本质就是帮助离异家庭把伤害降到最低，给孩子一个相对健康的成长环境。”家庭教育指导专家对南都记者介绍，通过访谈探明了小儿子愿意跟随父亲生活的真实动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明确规定，离婚后子女已满八周岁的，应当尊重其真实意愿。

“虽然法律上有规定，但这种情况下是否还应当按照孩子的意愿？”承办法官陷入思考——当孩子的选择源于一方家长的放任、纵容时，这份意愿是否契合“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的裁判原则？

在父亲阿明身边，小儿子每天可以有长达十小时的游戏时间，作息与学习全无约束；而母亲林女士对学业要求相对严格，导致小儿子心生抗拒。孩子的选择背后，其实是两种教育方式的极端拉扯。

“我跟两个孩子都做过访谈，对他们的性格有所了解。大儿子善良、上进，但内心很敏感脆弱。”家庭教育指导专家结合多年家庭教育经验向家长分析，“小儿子是价值观偏差，没有什么心理创伤，但追求高刺激、高主见。”

大儿子虽然已经成年，但成长状态依然值得关注。“他能帮忙接送弟弟、处理家事。”林女士介绍，善良懂事的大儿子抗挫能力较弱，曾极度抗拒父亲，“把他爸爸的联系方式全拉黑了”。

家庭教育指导专家直言，林女士的大儿子在成长中积累了不少家庭冲突带来的压力，沉迷游戏是躲进游戏里缓解情绪，小儿子则是在无约束的环境里放任天性，将游戏当成了生活的核心乐趣。

家庭教育指导专家分析，两个孩子都有不同程度的游戏成瘾趋势，但比游戏成瘾更值得警惕的，是父母高冲突带来的持续性伤害。

“这个案子里最核心的危害不是离婚本身，而是父母的高冲突。夫妻吵架、互相攻击，对孩子一定是有害的。”家庭教育指导专家指出，即便离婚，只要父母停止对抗，转向和平共同育儿，孩子成长出现问题的几率就能大幅下降。

多次深度访谈，不仅让法官看清了孩子的真实意愿，更是挖掘出家庭关系的深层冲突核心：父母两极分化的教育理念和高冲突的生活状态。

“我们希望通过修复关系的方式，让这个家庭的养育体系、养育环境能变得平和。”承办法官决定，“我们还是以抚养权变更纠纷为切入口，尽量促成调解。”

爸爸开始反思育儿观念

“我自认为做妈妈很优秀，你们却不判给我，判给他爸爸，孩子就只能野蛮生长了。”二审阶段，林女士写信给承办法官表达自己强烈的意愿。

考虑到双方对抗情绪强烈，法院采用了背对背调解模式，分别与双方当事人单独沟通。

承办法官回忆，调解时先请林女士暂离调解室，单独与阿明沟通，全程避开权利义务的争辩，只从父亲的身份切入与他长谈，聊孩子的成长路径，也聊他自身的人生轨迹，一句“想不想儿子变成自己现在这个样子”戳中了他的痛点。

家庭教育指导专家则将访谈中观察到的孩子状态如实反馈给阿明，包括孩子作息紊乱、学业严重偏科、规则意识薄弱等具体问题。

“爸爸也是想为孩子好的，他以为许可孩子做他想做的事就是爱孩子的表现。”家庭教育指导专家与法官合力开展了一场引导父母跳出“抚养权争夺”的零和思维的调解。

他观察到，阿明并非刻意放任孩子，只是早年对大儿子管教过于严苛，导致孩子出现明显的心理抵触，他怕重蹈覆辙，才走向另一个极端。

当真实的成长隐患摆在面前时，阿明才意识到无边界的纵容并非保护，反而会耽误孩子的成长，阿明沉默良久，第一次开始反思自己的教育方式。

另一边，林女士的认知转变成为“破局”的关键，她不再执着于一定要夺回抚养权，也不再纠结于追讨过往的抚养费，她开始明白，比起一纸判决，让孩子远离父母的冲突、获得稳定的爱与陪伴才是更重要的事。

“是家庭教育指导专家的专业分析让我开始反思，不是把孩子绑在身边就一定好。”

在专业力量与司法力量的协同下，林女士与阿明最终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原则，结合小儿子当前的学习、生活状态以及双方的工作、生活地点，兼顾稳定性与合理性，达成了合作养育协议：小儿子由阿明直接抚养，林女士每月支付相应费用，享有稳定探望权，每周可接孩子共同生活两天；双方秉持合作养育理念，共同关注孩子的学业与身心健康，不得在孩子面前攻击对方。

与此同时，林女士撤回了两起抚养费纠纷的上诉，三起案件一揽子化解。

调解落地后，阿明的变化实实在在体现在日常细节里。他不再拿探望权要挟，协助林女士准时接走孩子，从前沟通就吵架、甚至动辄失联的状态不复存在。

“现在跟他爸各方面的沟通都好很多了。”如今林女士发去的信息，阿明基本都会回复，双方相处平和了许多，甚至开始共同商讨孩子的教育问题。

“大儿子生日时，他现在会主动询问孩子要不要回家办生日会。”林女士称，曾被大儿子通信拉黑的父亲，正在逐渐补上从前缺席的关怀。

“高冲突的家事纠纷，光靠法庭上讲权利义务是解不开结的，就像拔河，得有一方先松劲。”承办法官感慨，这场调解的核心不是争输赢，而是让双方跳出抚养权零和博弈的思维定式，把目光重新放回孩子的长远成长上。

在家庭教育指导专家看来，林女士的退让不是妥协，而是认知升级：“一般的当事人你跟她说‘孩子跟着你未必好’，她会觉得你是对方派来的，根本听不进去，但她能听进去、能反思，这很难得。”

团辅赋能单亲妈妈重生

“那次调解的时候，我发现林女士见到前夫要吃药。”案件结案，并不意味着司法干预的终点。承办法官留意到，林女士面对前夫时存在严重的躯体化反应，多年婚姻积累的心理创伤并未随着案件落幕而消散。

广州市妇联公布的首批家庭教育指导专家、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副教授李香平带领的“唯爱妈妈”线上单亲家长团体公益辅导课程，专注离婚创伤疗愈与亲子沟通指导，承办法官便主动为林女士报名，将司法服务延伸至案后，对林女士的离婚创伤进行疗愈处理，指导林女士与孩子沟通、与孩子父亲沟通的技巧。

“法院是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一环，除了定分止争，还要借助专业力量，用司法的温度让当事人柔软下来，推动他们学会自我成长。”承办法官认为。

六周团辅课程的效果远超预期。林女士系统学习了亲子沟通技巧、与前配偶建立边界感的方法，也逐步疗愈了多年的婚姻创伤。

“现在我不用吃药了，每天都去跑步。”林女士坦言，这场官司最大的收获不是赢得了多少权益，而是学会了放手与自洽。“法官让我要好好爱自己，先顾好自己，再用高质量的陪伴慢慢影响孩子。”

“能把百炼钢化成绕指柔，让当事人放下对抗、自我成长，是非常不容易的事。”家庭教育指导专家对南都记者说。

如今，林女士不再执着于把孩子绑在身边，也不再用“完美妈妈”的标准苛责自己。“现在每周都能见到我的孩子，是我最开心的事情。”说这话时，林女士的语气里没有了当初的委屈与焦虑，只有平和与释然。

在双方的用心陪伴下，渐渐地，孩子们的生活状态，也在悄然变好，与此同时，小儿子也越来越愿意亲近她。“以前他不愿意找我的，现在我可以陪他睡觉、聊天，周末还会一起去骑行。”

对家事审判而言，这起案件的价值远不止于三案化解的效率。

“少年家事审判，核心就是‘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一切都要围绕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去行动。”少年家事庭负责人表示。

从深度访谈透视未成年人真实意愿，到专业力量介入修正家长教育认知，再到案后团辅赋能当事人成长，法院结合专业社会力量，以极小的司法投入实现了最大化的社会效能，交出家事审判的另一种答案。

采写：南都N视频记者 赵青 实习生 刘弈君 通讯员 林叶珊

出品：南都政务新闻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