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智时代历史研究如何守正创新？第十三届青年史学家论坛举办

人工智能正推动各学科深刻变革，数智技术也加速融入历史研究，数智时代如何捍卫历史真实、坚定史家使命，成为历史学界新的关切。

9月19日至20日，第十三届青年史学家论坛暨“数智史学的应用与创新”学术研讨会在广州举行。来自全国多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青年学者，围绕数智技术在历史研究中的应用，及其带来的史学研究方法变化和学术伦理挑战展开研讨。

论坛由中国历史研究院、华南师范大学主办，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研究杂志社、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承办，与会学者供汇报研究论文69篇。

华南师范大学副校长朱诗亮表示，本届论坛以青年学者为主体，希望青年研究者在数智技术的实践探索中锤炼史学问题意识，成长为既掌握前沿技术、又坚守人文价值的新一代历史学人。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副所长、历史研究杂志社社长朱浒表示，青年学者既要具备理解、运用和判断技术的能力，也要夯实文献功底、理论训练和史料批判能力。历史研究杂志社将持续关注数智史学前沿进展，为青年学者搭建成果展示和学术交流平台。

人工智能已进入历史研究现场

历史研究常须面对数量庞大、形式复杂的史料，人工智能技术正融入史料整理、数据提取、关联分析等历史研究环节，显著提高了史学研究工作的效率。

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特聘副研究员徐艺欢以中世纪英格兰庄园法庭卷宗为对象，在不具备编程基础的情况下，通过自然语言与生成式人工智能交互，建立了包含6300余条记录的结构化档案库。在这一过程中，人工智能承担了大部分技术性工作，但仍须研究者就案件分类、人名辨识等涉及史料理解的任务作出决策。这一实践表明，人工智能可以提升史料处理的效率，却不能完全代替史家的判断。

与会学者还讨论了人工智能辅助古埃及文献释读、大语言模型辅助唐代墓志文本分析、清史智能体及抗战史料交互平台建设等课题，包括电子游戏在内的现代媒介呈现与传播史学研究成果，也受到与会学者的关注。与会学者认为，数智技术的运用使过去因材料庞杂而难以深入探讨的史学问题获得新的研究条件。

有了文献出处，AI回答就可信吗？

随着数智技术的应用不断深入，史学界关注的重点已从“历史研究能否使用人工智能”，转向人工智能可以进入哪些研究环节，以及如何保证数智技术输出结果的准确性。

同济大学德国问题研究所助理教授王思婕以具有检索增强生成特征的某大语言模型为对象，围绕两组德国史材料设置事实定位、来源辨析、证据边界和综合解释等不同类型的问题，测试大语言模型分析史料的能力边界。研究显示，该工具在查证事实、检索史料方面表现较好，但在综合多份文献、解释复杂因果关系和处理争议性材料时，仍可能出现错误归因、证据来源不明和过度解释等问题。这表明文献真实性验证也无法避免大语言模型在分析性任务中的“幻觉”，人工智能尚不能成为历史解释的最终责任者。

上海助理研究员朱焘指出，尽管有相当数量的报刊和档案已完成数字化处理，但仍有大量尚未开发、分散保存的史料将长期处于算法视野之外。因此，历史学家在利用数智技术提高史料分析效率的同时，也要对史料如何进入数据库、如何被算法分类等新的史料批判问题保持警醒。

在数智时代坚守史家主体性

当人工智能开始参与史料整理和历史解释，历史学家的主体性和学术责任如何界定，成为多篇论文共同关注的问题。

吉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陈俊达提出，人工智能可以根据已有信息回答问题，却不能代替研究者提出真正的历史问题。理论框架的选择、不同证据的权衡、历史意义的阐发等核心任务，仍依赖历史学家的问题意识、理论视野和伦理担当。

有研究者提出“数字细读”概念，主张在利用数智技术处理大规模材料的同时，保留历史研究对文本语境、细节差异和具体经验的敏感。还有研究从史料处理、证据选择和历史解释等环节分析人工智能可能造成的风险，提出应根据其介入研究的方式和程度，建立相应的使用披露和分级治理规范。

除了对数智史学方法本身的讨论，与会学者也汇报了他们在唐蕃关系、明清邮驿、国家地理知识、近代军事工业等领域的专题研究成果。这些研究表明，数智史学并不是以新技术取代传统史学研究，而是借助新的工具助力历史研究开拓视野、提升效率。离开具体的历史问题和扎实的史料基础，技术本身绝不会自动生成可靠的历史知识。

数智史学时代，历史学家既要主动拥抱新技术，也要坚守求真使命和史家责任，在守正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广州市黄埔区教育研究院协办本次论坛。                     

作者：华南师范大学 朱宇航

编辑：朱蓉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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