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政策的提出和落实，使教育事业在2021年迎来重大改变。减负减量的同时，青少年心理健康，综合素质培养，乃至近视率防控等问题逐渐浮出水面。如何适应“双减”之后的基础教育？家长和孩子都处于阵痛期。

刚刚过去的全国两会中，来自教育界的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教委副主任倪闽景带来了多份相关提案。他接受南都记者专访时表示，“双减”从来没有不让孩子学习，只是减少被家长或机构逼着学的成分，让孩子学会自主学习。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教委副主任倪闽景

南都：“双减”无疑是去年教育领域的最大热点。校外培训机构被全面禁止后，家长害怕孩子“被落下”的焦虑情绪愈发凸显。你认为家长应当如何纾缓这种焦虑？

倪闽景：内卷的核心是剧场效应，即参与者不自觉被异化。别人家小孩做作业到11点，你的小孩不到10点就休息，就怕赶不上了？如果家长这么想，这道题是永远解不出来的。

“双减”就是让大家同时减下来。把时间腾出来后，不是让孩子去玩电子游戏，而是让他们自主学习。“双减”从来没有不让孩子学习，学习还是要刻苦的，只是减少被老师、家长和机构逼着学的成分。塑造综合素质，引导他们习得获得幸福人生的能力。

南都：但有家长认为，考上好大学是获得幸福人生的捷径。

倪闽景：据我观察，家长在教育中常有几大认知误区，不把这些误区清除就永远解不了“套”。

首先，作业不是越多越好。研究表明，15岁孩子的每周作业时长超过11.2小时，成绩就会随作业量增加而下降。但上海平均每周的作业时间已经超过17小时，做得越多，孩子越被动，效率越低。

补习班让成绩变好也只是个例。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20年的研究发现，增加更多数字、科学与阅读的课时不能保证相应科目的分数上升。

最后一点，考上好大学和获得成功之间的关系，家长只看到了表面。实际上，考上好大学的孩子通常都具备三个重要特质，学习自主性，良好的师生同学关系，以及遇到困难不放弃的韧性。这三点正是他们在之后的工作、人生中更容易取得成功的关键。

对于“双减”来讲，核心就是要塑造这些重要素养。考试只是一个抓手，不是目的。有了这些素养，即便没有考上好大学，也会获得人生的幸福。如果家长明白这个道理，焦虑才会真正减轻。

南都：近年来，智慧课堂越来越普及。摄像头、微信群、教学软件等技术逐渐进入校园，也引来不少争议。你认为应该如何更人性化地使用现代教学工具？

倪闽景：我们要明确，信息技术在教学中的作用是什么？它的优势在于让孩子更容易吸收知识，吸引孩子去主动学习，促进学习的多样化。如果信息技术使每个孩子学得一样，学得更快更多，那就错了。

比如有技术可以分析孩子上课是否走神，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坏事情。因为老师的注意力是有限的，一般老师能看到7个孩子就不错了。有的学生可能一学期没听过课，等不及格老师才知道。这项辅助工具能够弥补老师在观察力上的不足，从而改进自己的教学方式。

但同样的数据，如果老师把它变成批评学生的工具，这个思路就是不对的。教育的本质是发现不足后改进，但如果老师在发现不足后，因此批评这个孩子，技术就起了反作用。

技术永远是技术，但教育是要靠人来实现的。技术应该让孩子学得更多样，而不是更多，学得更快乐，而不是更快。

南都：平板进校园也是一个非常热的话题。3月1日的教育部新闻发布会上也强调了禁止强制家长学生购买终端设备和数字服务。你认为平板进校园是否有必要？

倪闽景：现代生活已经离不开屏幕，我认为平板进校园是一次教育孩子合理利用信息化手段学习的机会。大量知识通过平板传递，更多样化且更有针对性。

但要注意，平板是不适合做作业的。现在很多学校用平板上传作业、课堂小测，误以为平板教学就是简单地把线下作业线上化。其实不是的，更重要的是通过平板接触到更生动丰富的知识和资料，一些纸张无法替代的东西。某个地理知识，某个原子构造，老师讲得再好，也不如直观看到影像。

有的学校还会要求一人一台终端设备。我认为目前大部分学校的平板教育还处于实验阶段，没有必要。人手一台往往是有做作业需求，但如果像我说的用法，两人或者四人一台都可以。而且平板属于教育教学设备，应该由学校购买。

南都：今年两会你提交了一份有关严控青少年近视率的提案。在普遍紧迫的升学压力面前，落实相关措施的关键是什么？

倪闽景：2018年教育部发布《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提出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率每年下降0.5个百分点的目标。这样一个考核指标分配到各个区域和学校，如果近视率不降反升，领导和校长是要被问责的。

可以说，这里面起主导作用的还是学校方。从学校端、源头端减少作业量，倒逼家长多带孩子到户外活动。因为近视率是个综合性指标，只有孩子课业负担轻了，近视率才会下降。

这里边，我们发现孩子的心理健康和近视率也是高度相关的，所以把近视率作为评价学校教学质量的重要指标，要求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我认为是有科学性的。

南都：你认为落实“双减”对近视率下降有帮助吗？

倪闽景：从实际效果来看，近视率确实有所下降。这几年上海的近视率一直在涨，尽管涨幅在减少，2021年是第一次下降1.2个百分点。当然，这里面会有一些用眼习惯的改进等影响因素，但“双减”减作业减培训是主要原因。

南都：今年两会你带来的另一份提案，和高校毕业生就业相关。关注到这一问题的契机是什么？

倪闽景：今年高校毕业生首次突破千万，达到1076万。另一方面，政府工作报告提到，今年新增城镇就业岗位1100万。两个数字一对比，就能明白我国新增劳动力现在主要来自大学生，和以前主要来自农民工完全不一样了。社会上各种各样的工作，将来基本上都是由大学生承担。

南都：对于此前广受热议的“文科生就业难”话题，你认为难在何处？

倪闽景：对于高质量就业，大学生一定要改变观念。以上海为例，今年的岗位供给量是毕业量的三倍。全中国最差的城市也是2:1，两个岗位等着一个大学生。

那大学生为什么找不到工作？和高校的专业设置有关，大量低成本培养的专业，和现实需求脱节。像5G、大数据、人工智能相关岗位，今年需求800万个，哪怕电竞都需要200万人，我们却只有几十万人提供。

现在高校的专业改革还是慢节奏的，形成一个稳定的专业起码要五年。但五年后，对口岗位可能已经没有了，或者学的东西过时了。所以我们的人才培养方式要发生重大颠覆，（就业难）它不是老师的问题，而是没有跟上社会发展的问题。

南都：现在是不是倾向于在职业教育中发展更多实用性专业？

倪闽景：我们面临的现实是社会变化太快。过度的职业教育只会和现在一样，入学的时候行业前景很好，过两年这个行业就没了，所以强调新型的职业教育很重要。

一方面要有比较好的文化素养，另一方面又能精准快速地对接岗位需求。哪怕职业发展了，仍然可以跟上时代的改变。大学生毕业的同时也是新学习的开始，如果职业教育无法培养这样的能力，学生将来走不远。光强调文化素养，一开始就找不到工作。

所以我认为高职要发展，中职要减少。普通高中毕业后，整个基础素养可以了，到高职再分流。如果孩子什么都没搞清楚，就跑到中职去了，文化素养不够，将来是很被动的。

采写：南都记者黄慧诗

编辑：李玲

本文作者

李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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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都市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