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0日,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2023年大会发布三份“成果文件”:《“公共安全”概念文件》《深化合作共护全球公共安全倡议》以及《全球公共安全指数研究共识》。这三份文件尝试进一步明确“公共安全”的定义,呼吁加强公共安全国际合作,并宣布启动 “全球公共安全指数” 研究。
透过论坛平台发布的三份文件,可见包括中方在内的多方在重塑全球公共安全议题方面的尝试。“我们这些成果文件都反映了一个共同的主题,我们寻求当今世界所面临问题的解决方案的决心。”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 ( 连云港 ) 大会主席曾伟雄在当天晚些时候举行的媒体见面会上说。
在关注公共安全议题的同时,论坛现场也有学者关注到部分领域出现“过度安全”的现象:“哪些公共问题应该上升为安全问题,哪些没有必要上升为安全问题,这是值得思考的,不能想当然认为把一个问题安全化就可以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央视截图。
重新明确界定“公共安全”,借论坛统一各方认识
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前身是由中国公安部发起的新亚欧大陆桥安全走廊国际执法合作论坛(也称连云港论坛)。2022年,该论坛转交由中国友谊促进会主办,并更名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
公开资料显示,中国友谊促进会由民政部担任业务指导单位,其多位负责人均有公安系统工作的相关经历。例如,理事长陈智敏曾担任公安部副部长、国家网信办副主任,副秘书长杨少文曾是公安部国际合作局副局长。大会主席曾伟雄现任国家禁毒委员会副主任,曾长期在香港警队工作并担任过香港警队“一哥”。
但在当下,主办方更强调其民间背景。今年与会的50多个国家的500多名嘉宾中,除了40多名是副部级以上官员,还邀请了大量的前官员、专家学者以及国际组织负责人到会。
“把它(指大会)从官方转移到民间的平台,用意就是为了汇集更多的民间力量、社会力量参与到安保合作当中,这也是为了凝聚各国各方对于全球公共安全的理念。”友促会副秘书长杨少文解释,各国对全球公共安全的概念理解界定不统一,要借助论坛来统一各方认识。
中国友谊促进会副秘书长杨少文。南都记者 宋承翰 摄
三份文件中最长的,正是重新明确界定公共安全定义的《“公共安全”概念文件》。文件用四个复杂的标准推导了公共安全的定义。“从全球视角审视公共安全问题,一个初步的结论是: 公共安全是指公民的生命、财产、健康、自由、福祉、社会环境、公共秩序和其他公共利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确保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
所罗门群岛警察部常务秘书加洛卡勒告诉南都记者,重新定义“公共安全”是非常有必要的,只有互相充分理解之后,才能更好寻找务实的解决方案,从而共同努力打造公共安全秩序。
《“公共安全”概念文件》还建议,现阶段重点关注公共安全领域内影响和危害各国公共安全和社会稳定问题,聚焦跨国跨境犯罪及其新形态、新型犯罪、新技术的安全风险和防范。
尽快拿出“一项成熟的为各国接受的全球公共安全指数研究体系”
《全球公共安全指数研究共识》(以下简称《共识》)是会议期间另一重要文件。该共识旨在牵头推出一个适用于各国的公共安全指标体系,以实现“客观反映全球公共安全领域现状,科学衡量各国治理水平及时预测公共安全领域的风险隐患”等目标。
该指数及其指标体系尚处研究初期。《共识》建议,现阶段主要聚焦四个维度:一是社会治安,二是恐怖主义,三是网络安全,四是道路交通事故。此外,生态环境安全、经济与金融安全、粮食安全、食品药品安全、社会稳定等与公共安密切相关,可后续纳入指标体系。
杨少文告诉南都记者,指数所涉及的指标维度、统计方法、数据采集、指标权重等是一项复杂的国际性工作,今年大会的一个重大成果就是推动开展研究,之后会制定时间表,争取尽快拿出“一项成熟的为各国接受的指数研究体系”。
南都记者了解到,友促会方面提出研究该指数,由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行院长朱峰团队牵头研究。朱峰在回答现场观众提问时表示,指数可以成为各方合作的基石,达成更多识,但创造一个非常有包容性的指数系统还有很多挑战。他表示会虚心采纳各方在论坛上提出的建议。
朱峰告诉南都记者,目前指数研究已经形成了初步报告,也是借大会时机让各方参与讨论,“不同的国家对指数肯定有不同的意见,关键是(指数的)包容性。”他还称,指数的国际接受度“肯定没问题”,不会只用中国标准。
对于指标数据获取问题,杨少文坦言“这是一项特别困难的工作”。 《共识》给出的数据采集渠道包括:一是联合国下设各机构网站公开发布的年度数据;二是各国政府部门公开提供的数据;三是各国智库公开发布的数据和研究报告。此外,论坛各方还将探索包括大数据分析在内的其他先进的数据采集模式。
“我们能看到的各种指数,其实更多的是适用于指数制定国基本的情况,很少考虑其他国家的情况。但是我们的指数研究强调要寻求最大公约数,使其能够适用于不同国家,不同条件。”曾伟雄说,“非常欢迎来自于各个国家的专家和学者参与。”
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大会主席曾伟雄。
警惕“过度安全”:上升为安全问题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此次会议期间,多个分议题、分论坛都与全球公共安全形势有关。公安部副部长、国家移民管理局局长许甘露在发言中分析了当前全球公共安全形势,强调全球恐怖主义活动、毒品贩卖、电信诈骗、涉野生动物植物等生态环境犯罪、新型网络犯罪、国际移民问题等需要引起国际社会关注。
阿根廷联邦警察总局前局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谈到,当前全球最大的安全隐患首先是恐怖主义,然后是贩毒、网络安全、人口贩卖等问题。“我觉得只有把这些问题全部解决掉,才能更好地保护我们人类共同的安全。”他说。
论坛发布的《深化合作共护全球公共安全倡议》就与此有关。倡议称,各国应关注在公共安全领域影响和危害各国公共安全和社会稳定问题,聚焦跨国跨境犯罪及其新形态、新型犯罪、新技术的安全风险和防范,包括但不限于: 恐怖主义、毒品犯罪、人口贩卖等跨国有组织犯罪领域,网络安全、数据安全等信息安全领域,人工智能等新兴科技领域,社区、工业园区、重大工程和基础设施安全等安全防护领域,共同探索治理方法和合作模式。
而在关注公共安全的同时,也有学者关注到了“过度安全”的问题。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徐进谈到,国际公共安全治理中同时存在“过度安全化”和“安全欠缺”两种情形。过度安全化指某个公共问题刚出现,还不足以成为安全议题的时候,却被过度定义而上升为安全问题,从而造成资源浪费、民众恐慌和政策不当。
“安全化的过程阶段,我觉得安全化困境主要体现在安全手段的不当使用,无法同时兼顾好公民、社会、政府三者的安全利益。”徐进说,由于政府不能与公民和社会实现良好的安全化互动,而是执着于实现有关的安全目标,甚至为了实现安全目标,完全忽视其他行为主体的存在,不仅造成行为主体的互动困境,也导致公共安全中的目标过于的偏执。
徐进谈到了美国和法国在边境、反恐等议题中出现的安全化困境。“政府往往不愿意放弃通过实施安全化带来的权力资源和社会资源,并继续通过技术监控和大数据等手段,以实现其对社会稳定的控制,从而回避了不安全常态化可能带来的对弱势群体的损害,以及对民众隐私和社会权益的侵犯。”
“哪些公共问题应该上升为安全问题,哪些没有必要上升为安全问题,这是值得思考的,不能想当然认为把一个问题安全化,就可以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他说。
采写:南都记者 宋承翰 发自江苏连云港
编辑:梁建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