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龙说，“《我们只是百年不遇》是既不二手也不张笃的专辑”。

二手玫瑰的风格歌迷都很熟悉，东北二人转、秧歌、地方戏曲与华丽摇滚、Grunge、后朋克等西方摇滚形式融合，运用大量民间俚语、歇后语、意象（红白喜事、跳大神、大姑娘、劳苦大众），以戏谑、反讽、荒诞的语言，解构社会现实和人性弱点，“妖娆”“土酷”的同时又颇具黑色幽默和底层关怀。

戏班乐队和张笃也有民间戏曲基因，有江南韵味仪式感，但又是先锋的、实验的、文人气质的，如果说二手玫瑰是“东北民俗华丽摇滚的狂欢”，那么戏班更像是“江南文士在传统戏曲与爵士电子中进行的现代融合景观”，简单的风格归类总是容易，但又显得粗暴。梁龙直言，这次与张笃合作的《我们只是百年不遇》，并不是两个乐队的“孩子”。

“坦白讲，我不太愿意用风格来定义，我更愿意这张专辑是有空间感的。在我心里，张笃是音乐鬼才，我们认识有二十年了，这些音乐是他在很特殊的人生阶段和我一起完成。”梁龙回忆，这次的歌有几首二手玫瑰也排过，但乐队觉得“没那么好玩儿”，突然有一天大家说，“老梁，这就是你自己的”。

“说实话，这些歌并不好做，相当于我给张笃出了难题，但他顺势接过来了，给了我行云流水的编曲，他本身也有很‘反风格’的思维，专辑就这么做出来了”，梁龙称这次和张笃的合作“挑不出毛病”，自己原本也“不想做太具象化的作品”。

这种“反风格”并非突然。二手玫瑰上一张专辑《冰城之夏》就“不那么二手”，少了很多戏谑、调侃，多了一些深沉，甚至沧桑。梁龙在上一次接受南都娱乐采访时就直言，脑海中有忽左忽右摇摆不定的思辨，也会有彷徨，真切的生活经历让他感悟生命的无常，他克制了二手玫瑰惯有的擅长的修辞，直接地展示内心的矛盾。

《冰城之夏》发布于2021年，有老歌迷觉得不够犀利，梁龙则认为很多人对于摇滚乐的认识过于标签化，“在二手玫瑰刚出道的年代，冷幽默、绵里藏针、戏谑是很危险的，当时的颠覆有故意的成分，也有一种设计感；这些年风风雨雨，已经想戏谑能戏谑，想深沉能深沉”。再到最新的《我们只是百年不遇》，梁龙更加彻底，已经可以不用考虑风格，不用考虑市场，不用考虑反馈，“和张笃的合作很顺，前两首歌我没有提任何要求，玩着玩着我的状态也变了，彼此更打开了”。

而说到标题曲《我们只是百年不遇》的诞生，原来是梁龙在和张笃喝了酒后的微醺状态下，用家里一个之前做艺术装置留下的旧键盘写的，“其实我本来不会弹键盘，但摁着那些琴键就写出来了，害怕记不住还胡乱画了一些符号，打破了之前一直以来用吉他创作的模式，然后张笃说我找到了另外一个利器，彼此打开又彼此成全，就形成了一张专辑的量”。

如果说《冰城之夏》唱的是“返不回的故乡，停不下的流浪”，是他乡与故乡，是无处安放的乡愁，那么到《我们只是百年不遇》则是“没有很明确的概念”。虽然视觉影像也还是回到哈尔滨拍摄，虽然《小野练歌房》所唱的也是在哈尔滨的场景，但梁龙形容这次创作过程是“有点像碎片化的”。梁龙讲东北话的时候自带脱口秀效果，“很多创作者做专辑是有一个主题的，或者完事儿了要找一个主题，但我们这次是啥，偷摸儿地搞出来几首，相当于把之前的碎片整理了，还没整明白又随着这个感受整出来几首，时间不聚焦，内容也不聚焦，我和张笃两个人的风格也不聚焦，就在这么几项都完全不聚焦的情形下做完了专辑”。

但对于这样做专辑的方式是否过于碎片化，尤其在当下这样一个信息碎片化的时代，梁龙坦承一开始是有问号的，就好像拼凑的小品，“但问号不是一直存在吗，就像这次采访也是一样，反正就先不管了，一步一步编曲录音混音，还生成了配合影像的诱因，我突然发现碎片化的好处，就在于更丰富更完善地呈现了当下的状态。没有主题，没有概念，甚至没有目的性。再放开点说，我们的生活不就是这样由碎片组成的吗，看似有一个大主题，其实更多时候也不过是一个自己给的所谓设定”。

梁龙严肃起来也是真的严肃，但不是那种说教式的严肃，而是很认真地在思索，以及自我剖析，“我把这段时间的工作做好，说白了也是一个阶段性设定；如果没有这种设定，感受也未必会差。所以既然是捕捉碎片，那我就给这些碎片化好妆，哪怕只是一个小节。这种无章法的创作挺不一样的，以前我不敢这样干，也没有孰是孰非谁好谁坏，最起码我们是直接去触碰这些碎片，而不是这些歌要硬关联个什么概念，我觉得这才是有趣的体验”。

“我头脑中只在想这些音乐怎么呈现，一开始就想拍一些有趣的东西，做一些实验影像，所以年初就在哈尔滨拍了十个场景，用影像来诠释这些音乐作品，并不是MV，而是很抽象的玩法。拍完之后不满足，就想那舞台怎么办，于是又勘景，做了舞台演出的拍摄。其实我也知道，耗费这么多人力物力成本，在当下的音乐市场是毫无胜算的，甚至不是音乐节的玩法。这次《我们只是百年不遇》没有考虑这些，好像逆道而行，既然不适合，就不努力适合，就做个不一样的”，梁龙一向是能说并且会说的，“大哥你玩摇滚你玩它有啥用啊”等金句频频，但这次做专辑和影像，却在笃定中有些许悲壮。

“每个人心中都有过不去的东西，在我这里就是Pink Floyd，是Roger Waters，我不知道还有没有更好的，但已经不是好与不好的问题了，二手玫瑰是嬉笑怒骂的，是戏谑的，是大红大绿冲撞的，我在二手玫瑰乐队身上试探过无数次Pink Floyd一样的舞台，均以失败告终。这是我在二手玫瑰遇到的瓶颈，但我在这些试探过程中完成了自我的小的救赎，让我反推了在二手玫瑰接下来的动作更加明朗明确，我自己的个人化的东西的打磨也是意外收获”，梁龙说二手玫瑰已经疯狂了25年冲撞了25年，一直以来好像在搞笑，但基底是严肃的，不是说二手玫瑰要变严肃了，而是要继续疯狂。

2024年二手玫瑰做了“龙门秀”的演出，梁龙说很多歌迷不买账，因为觉得舞台没有沟通，嬉笑怒骂的对话没有了，“通过做自己的作品，我对这些质疑反倒是有平静感了，二手玫瑰既然25年都疯狂过来了，就继续去疯狂，这几乎成为二手玫瑰的宿命，即便已经人到中年。但做这次《我们只是百年不遇》让我对舞台有了另一种渴望，是在二手玫瑰身上没有找到的个人的深呼吸的感受，也让我对舞台的渴望更强烈”。

虽然是齐齐哈尔人，但哈尔滨对梁龙和二手玫瑰乐队来说意义特殊，早些年当保安的经历也被很多资深乐迷津津乐道。《冰城之夏》虽然并非主打怀旧，但也有乡愁的影子，到《我们只是百年不遇》，影像基本都在哈尔滨取景。但梁龙强调，这次回哈尔滨不是毕业典礼，不是追忆的感觉，“我当时很严肃地和美术以及摄影老师说，这些想法可能产生于过去，产生于另一个时代，但创作和拍摄是最当下的，就是在平行世界”。

“比如香坊木材厂老水塔，相当于历史遗存，当年苏联专家设计，现在厂区已经荒废，但老水塔遗留下来，当时兼具的瞭望功能也不复存在，水塔旁边配建的二层小楼，外观门窗风格及色调与水塔基本一致，都是苏式建筑”。梁龙说，这个水塔建于何时，都不重要，但今天仍然矗立在当下，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标签平行，“我和工作人员说要平行看待这种关系，而不是怀旧或者追忆，即便这个水塔已经没有现实功用，但与当下的时代仍然是平行的”。

梁龙进一步阐释，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只是百年不遇》的音乐和影像，是平行的，舞台演出和音乐本身，也是平行的，就是要破除自我封闭的框架 ，用平行的逻辑观照曾经出走的自己和当下所谓站在此时此地的自己，“我认为我自己的过去也不是过去，我的现在和我的过去也是一种平行，这样的对话才有趣。我不仅仅是和20岁的自己对话，不是要追忆到20岁的自己，而是试图打开新的自我，起码是要通过音乐和影像实现对自我的新的认知，我不敢说收获，但要找到这种蜕变”。

“接下来我如何面对50岁的我，如何面对60岁的我，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能看到20岁的时候我就已经在变化，以及曾经的20岁的自己在记忆中也还是有变化，纯粹的怀旧当然有怀旧的价值，但平行世界微妙的感觉在我看来才是有趣的”，梁龙越说越认真，也越说越思辨，“说俗一点，我知道当下的自己是一个综合体，我做《我们只是百年不遇》不是为了怀旧，也不是为了明天会长成啥样，因为只有明天真正到了才能看到，我觉得记忆会模糊，语言甚至也不够准确，我觉得最能打动我的就是想抓住当下，此时此刻的现在”。

如果从唱片企划的角度，《我们只是百年不遇》从音乐本身到影像、舞台都是“反市场”的。二手玫瑰已是国内乐队的“顶流”，是各大音乐节出勤率最高的乐队之一，梁龙本人也参与了大大小小很多综艺，他和团队并非不懂市场。但梁龙这次非常坚决，甚至不计成本，“我知道我不是天才，也没有什么大才，但无论主动还是被动，我都还在学习，无论音乐还是影像。很多东西对当下的我已经没有意义，如果我做音乐和拍电影和其他人一样，那我的意义在哪里。很多人说二手玫瑰翻唱的作品更好，因为那些作品是我写不了的，所以我硬着头皮做这次实验，我说必须去打破自己的观念，否则永远不知道该不该去干”。

今年年初最早在拍十首歌的影像的时候，团队成员和很多朋友都是怀疑的，梁龙说包括导演朋友耿军，都觉得这种拍摄太危险了，但只用了十天就拍完了，“哪怕是贻笑大方，也要坚持去做，先去做，做完了再说，至少我内心是开心的。拍完后我的副导演给我打了个电话说，‘老梁，虽然这个东西不能去定义，但确实是个东西’。我觉得这已经是肯定。然后包括这次舞台演出的表达，以及最后的长片，我至少可以很任性地说，去掉年龄，不要考虑二十岁还是四十岁，至少在这个阶段，是适合我做的东西，当下适合干啥我就去干啥”。

新专辑的乐手由张笃召集，鼓手展易、吉他炜皓、贝斯湛奇、键盘禹凡、小号阿隆，基本都是00后，但身手不凡。梁龙透露最早也考虑过曾经和二手玫瑰、戏班都合作过的像贝贝这些“老江湖”，但权衡之后还是选择了年轻乐手，“张笃给我发信息说孩子们也很开心，说在我身上学到很多，我说没有，我们都是活成自己该有的样子，这个世界永远有年轻人，也会永远有老人，但关键的是永远有自己，活成自己才能看到时代的变化”。

曾经说过“在中国摇滚史上留名很容易，在中国文化史上留名很难”的梁龙，这些年除了做音乐和拍电影，也做了很多和当代艺术相关的事情。迟早会被很多人问为何叫“我们只是百年不遇”，梁龙说自己也没有想好该怎样去定义，其实也可以很简单，不遇也是一种相遇，“也可以理解为我们只能相遇百年，再往大了说，时间到底存不存在呢，很多事情前因后果去掉之后，就只是情绪的带动，不管是相遇还是不遇，也可以不用去琢磨特么深刻的含义，就是那点事儿”。

以《万方酒店》为例，梁龙说这个酒店就是当年自己唯一演过的大男主电影片方入住的，可以说这首歌隐喻了某种感受，也可以视作很简单的记录；还有一首歌《夏天》就是看完电影《小白船》脚本之后用女性视角写出来的，自己只是在那一刻感受到少女内心的颜色，正是这些碎片形成了专辑的色彩，“恰好那段时间张笃的情绪很不稳定，甚至有些颠沛流离，所以我们用非常规的方法和非正规的逻辑，完成了这次合作。我们大部分时候生活在常规的情绪之下，但是情绪无常的时候才是难得的，不是说常规不好，偶尔跳出常规才是有趣并且值得捕捉的，不管这种体验是难受还是痛苦”。

南都娱乐：你说过做完《冰城之夏》有一段迷茫期和彷徨期，这次做完《我们只是百年不遇》，是什么激发了你的创作热情？

梁龙：我不愿意吹嘘运气，但毕竟有这么多年的积累，其实我很感谢当时的困境，困境首先是一种幸运，困到一定阶段就会觉得还是要做些事情。基本也是在那个时候，张笃也跳出了非常规的状态，我们很巧合地在上海碰面，然后又在北京有过长聊，在不同的时期相遇导致做出了这张专辑。一定要说的话就还是幸运，包括那段状态不好的积累也是幸运。

南都娱乐：这几年做了很多事，也有挺多意外，都是幸运吗？

梁龙：坦白地说，二手玫瑰去年上了《歌手》，吉他姚澜的状态也不好，其实从《乐队的夏天》之后就非常疲惫，我作为乐队的“大家长”就同意让姚澜休息一段时间，但后来很多质疑，说乐队是不是怎么怎么地了。当时面临很多问题，我要去承担，乐队也需要休息。但毕竟是乐队，我算一家之主，我可以休息，姚澜可以休息，还有其他兄弟呢，就还是要开干。很多事情交织在一起时不会有幸运的感觉，但回过头来看都是积累，都是或多或少让你往规则外去走，所以这些经历还是幸运的。现在姚澜也回来了，有一些现象上的被动感受，但不是坏事，如果不是这些事也很难走出规则感。

南都娱乐：现在仍然坚持要打破规则吗？

梁龙：至少不能被规则限制。说实在的，只要努力干每个星期都能有演出，但这是想要的结果吗？很多有趣的结果来的时候发现结果未必是结果。就像二手玫瑰做出第一张专辑，我和当时的经纪人黄燎原在餐厅里相视一笑的时候，当时觉得实现了人生的结果，捧着专辑喝了大酒，但只是开始。写完《允许部分艺术家先富起来》也还是要继续表达，赚钱这件事不能让人满足，做音乐这件事也不能让人满足，只要还想表达，就是会不满足。

南都娱乐：《我们只是百年不遇》有很严肃的表达，这种创作的感召的核心是什么？

梁龙：咱实话实说，我还会为交房租发愁吗，不会了。还会为赚钱头疼吗，不会了。虽然我不是有钱人，我曾经很需要钱，但我知道我对钱的兴趣点没那么高。我到现在也没有买自己的房子，我在北京的房子是租的，我还没有体验过我是一座房子的主人，随时可能被房东清退。我也想过成为一个空间的主人，不要再被人轰来轰去，但我现在没有弄一座房子的时间。我现在的家里可算是家徒四壁，没有一点有设计感的摆设，因为只是个临时住所，我没有那么多精力去打扮，我知道没那么重要。那还有什么兴奋点，咱们去掉理想，去掉爱好，去掉那些光环和冠冕堂皇的话，还能有什么让我更兴奋，就是尽量有趣一点，然后别白兴奋一场，我能精神起来干出来的事儿，看完你也能兴奋一下，我就觉得值。

南都娱乐：是什么让你有了现在的感受和意念，不在乎很多现实层面的利弊？

梁龙：我不能只做保险的事儿。这些年也挨过揍，挨过打，彻底失败过，是那种所谓的生意逻辑的产品的失败，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在还债，我吃过这个亏。但我也知道什么东西是自己的，拿人家的钱就要做人家要求的事。现在的状态，打个比方，就是一部豪车和一部普通的车，我用这个差价做喜欢做的事，因为我的兴趣点不在光鲜亮丽的车上，就拿差价做自己喜欢的事。另外我要对得起我的伙伴，像一直跟二手玫瑰做舞美的阿聪，像这次的张笃，唠点儿俗嗑，说了这个不在乎那个不在乎，我的压力就是能否做出一个作品级的舞台。

南都娱乐：新专辑里也有一些挺宏大的词汇，比如自由，比如和平，是到了这个阶段必须要去探讨的吗？

梁龙：这些词汇很多创作者会刻意回避的，但我不感觉羞耻，这些都是在经典的时代出现过的词汇，我认为合适就可以了。包括《夜半歌长》，高大辉煌业障疯狂远方凄凉爱恨迷茫，我猜到很多人看到之后会说老梁这48年让你过的，都嬉笑怒骂25年了还整爱恨迷茫，但这个情绪就是要这么表达的，不需要修饰。

南都娱乐：文本上有很具象的东西，也有很抽象的东西，有考虑过接受度的问题吗？

梁龙：我记得李诞曾经讲过一句话，忘记在哪个场景讲得了，说有一件特别不好的事情就是认为年轻人永远是对的，然后讨好年轻人，但其实谁能说年轻人一定是对的，中年人一定是油腻的，老年人一定就是腐朽？我还记得姜文曾经说过很牛的话，好东西很少是年轻人创作的，年轻人爱看的电影，几乎没有年轻人自己做出来的。扯远了，也有人说摇滚人有一种宿命，无论一开始多么大开大合，后面都有某种情愫在里边，说到底做音乐没办法虚设谁一定爱听，但我敢保证这不会是特别范本的一张专辑，作为一个创作者最该干的事情，就是能出点新的声音，有点新鲜的体验。不能作为既得利益者干的事情跟别人差不多，别人可以那样我没办法，我自己没那闲功夫。

南都娱乐：所以你一直说要走出规则？

梁龙：对的。打个比方，如果这个世界是个四方体，突然破了一个小角，这个四方体就成了另一个方体。我宁愿去做那个打破小角的动作，尽管这个四方体不那么完整了，或者轮转起来不那么好听了，但对这个世界多了一个切面，可能超出了正常逻辑，但能让人看到不同的侧面，听到不一样的东西。你看左小祖咒就是不一样的东西。说到左小祖咒，我们接下来还会合作一张《东方大戏楼》，可以期待一下。

采写：南都记者 丁慧峰

图片：受访方提供

编辑：彭思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