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在中国进入下半场，疫情输入压力大，也要防控第二轮暴发。中国应当如何应对？

在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全球卫生学系主任郑志杰看来，随着快速检测试剂投入使用，如果疫情再次复发，能精准找到并隔离患者就不会出现大规模扩散。

郑志杰认为疾控系统即使没有行政权也有寻找科学依据、提出决策依据的职能。关键是，决策之前能否得到详实科学的信息，决策者有没有足够的能力把握这些信息，是否依据科学证据做决策。

郑志杰曾在美国疾控中心、美国国立健康研究院国家心肺血液病研究所任职。2003年，他曾作为世界卫生组织专家在北京参加非典防控。此次疫情期间，他也参与了疫情评估、协助制定防控策略。

以下是南都记者对郑志杰的采访：

南都：如果中国出现第二轮暴发该怎么办？是继续封村封路封小区，还是采取其他模式？

郑志杰：我们从这次疫情的上半场学到很多经验教训。随着快速检测试剂投入使用，如果疫情再次复发，我们起码能更精准的找到病人，这样就不会造成大规模的扩散。新加坡、香港、韩国的经验可借鉴。我相信不会出现第二个武汉。

南都：由于无症状感染者存在，中国应当如何应对？

郑志杰：社会还是要正常活动。目前大家对疫情都抱有极高的警惕性，各地应根据当地情况的好转，逐渐放开管制。各级政府要对疫情严密关注、控制，对于输入性的病例必须随时能掌握信息，尤其目前疫情在欧美等国家蔓延极快。

南都：如何加强入境检测？

目前国内已经采取来华人员隔离、追溯等措施，这是防止输入病例造成传染的重要一环。当然，这可能给大家造成麻烦，但我觉得是必要的措施，来华人员也应当做好准备。

我们建议，建立来华人员健康信息网络自报系统，旅客须在航班起飞前12小时内自助报告基本信息、来华目的和行程计划、基本健康状况等。未按要求完整填写者无法办理值机手续。

承运来华航班的航空公司也应在办理值机手续、检票登机、航行途中用餐前、航班入港落地前等多个时间节点对旅客做体温检测，防止遗漏，并根据检测结果分类管理旅客。

还可以开发和完善电子信息系统，以护照实现“健康码”功能，实时记录各个环节收集到的体温等数据。来华人员在到达中国海关前，系统根据后台的大数据算法分析健康申报数据，提前识别入境人员的风险等级，在入关时分流处置。

南都：有专家医疗卫生领域的信息发布一向偏保守，怕引起公众恐慌。遇到新发传染病我们应当如何告知公众？

郑志杰：一些传染病刚出现时可能查不出具体的病原体，或对其了解有限，此时可能无法大范围公开，但应当提醒医护人员做好防护。

我相信，以现在公众的理解力应该有能力做出判断，信息越是公开，老百姓越容易接受，也能让大家保持对传染病的警惕。信息不公开透明只会造成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反而会引起更大的恐慌。

南都：如何加强医疗系统对新发传染病的识别、防控能力？

郑志杰：针对任何原因不明的传染病，尤其是呼吸系统疾病，病人隔离是最重要的一步，及时追踪密切接触者和暴露人群，并让公众提高警惕，加强对医护人员的防护，是传染病调查和防控的主要步骤。

现场流行病学调查是各级疾控中心的主要工作，能及时追踪密切接触者和暴露人群。对于新发传染病，当然还需要尽快分离出病原体，但这需要时间和技术。我希望更多的基层医务人员，包括全科医生有坚实的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包括传染病学的知识和技能。

每个公民都要有基本的健康素养，要有强烈的防范意识和健康的生活方式，彻底摒除食用野生动物的陋习。

南都：如何避免病毒暴发初期的不作为？

郑志杰：像传染病这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各级政府一定要严肃对待、科学应对，否则会造成难以收拾的后果。

我们应该转变观念，形成一种及时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工作模式。考核机制也要做调整，对那些及时发现问题苗头，避免造成国家重大损失的个人和单位要予以奖励，而坚决罚处隐瞒不报或不及时报告的行为。

南都：经过这次疫情，有专家提出，为避免对传染病预警的干涉、加强防控能力，应当赋予疾控系统行政权，你认为这能解决问题吗？

郑志杰：问题的关键不是疾控中心是否有行政权，而是如何让各级政府、各个部门各司其职，让整个指挥系统能运转。

国家卫健委下有疾控局，疾控局有行政权。疾控中心即使没有行政权，也能寻找科学依据，提出决策依据，这个是很重要的，相关证据出来后，可以送到国家卫健委做决策。

（注：国家卫健委疾病预防控制局的职能包括：拟订重大疾病防治规划、国家免疫规划、严重危害人民健康公共卫生问题的干预措施并组织实施，完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承担传染病疫情信息发布工作。）

美国疾控中心是政府的一个行政部门，有充分的法律授权和地位。但在中国的体系里，只要有一个决策部门依据相关证据做出正确的判断也是可行的。关键是，决策之前能否提供详实科学的信息，各级决策者有没有足够的能力把握这些信息，愿不愿意依据科学证据做出最佳决策。

目前对是否赋予疾控中心行政权有很多讨论。我认为未来改革时可以考虑把疾控局和疾控中心合并，或赋予疾控中心行政执法职能，加强疾控系统的科研、调查、和执行能力。

南都：如何加强专业人士在决策时的话语权？

郑志杰：我们必须要设定一定的规则，如果遇到疫情，专业人士应当如何提出建议，决策者应当如何决策。决策民主化是国家一直推动的工作，包括决策前的充分听取意见和决策后的公示等。

我不能说美国疾控中心一定做得比中国好，美国这两天也焦头烂额。但美国法律赋予疾控中心很多权力，这也是美国CDC这些年在国际上有强大话语权的原因。

中国也是有一套决策指挥系统的。例如，武汉政府发现疫情，可以上报到湖北省和国家卫健委，再上报至国务院。这样的系统可实现上传下达，但应当越简单越好，层级越多效率也会越差。

南都：此次疫情期间，中国成立了“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来协调各个部门应对疫情。有专家认为，应当将这种应急机制通过立法予以明确，在下次危机出现时能及时运转，你怎么看？

郑志杰：这是必须要做的。世卫组织在SARS以后发布的《国际卫生条例》要求每个国家都做好针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预案。除了法律层面，执行层面需要详尽的细则。

对于公共卫生体系来说，“平战结合”的概念很重要。我们要随时进行集训、培训，只有这样，当疫情发生时，我们才能从容不迫。

南都：疫情之前很多基层疾控人员感觉自己不被重视，是这样吗？

郑志杰：SARS后的几年，国家在疾控领域投入了很多资源。但更多是用在造新房子、买新的仪器上，我去过很多疾控中心，仪器都是一流的。

最大的问题是，我们没有把钱花在人上面，花在能力建设方面。我们要培养具备领导力、具有国际视野、和最新知识和技能新一代公共卫生专业人员。

现在疾控系统的工作人员收入过低，许多工作人员都是医学院毕业的，还有许多硕士、博士，他们的工资也比较低，而且职业发展空间窄。

现在的问题是，学生没有更好的选择时才会去疾控。北大公共卫生学院是全国最好的公共卫生学院之一，据说我们毕业生学生只有不到10%的人选择去疾控工作，这就形成了恶性循环。

南都：近年来人类应对过多种新发传染病，新冠全球大流行后，我们应对吸取哪些教训？

郑志杰：在公共卫生层面，这已经是近20年来的第六种较为重大的新发传染病事件了。2003年的SARS、2005年后的H5N1禽流感、2009年的H1N1猪流感，再到后来的埃博拉、MERS，以及此次的新冠病毒。

面对这些病毒，如果我们个人有切肤之痛，那种教训会记得住。但如果是别人的教训，光是说一说的话通常很快就忘了。

国家层面也一样，埃博拉疫情发生在非洲，但大部分国家离非洲非常远，MERS也很快就比较平稳的过去了，好像不需要其他国家做什么。现在的情况是，许多国家似乎没吸取足够的教训。

我们需要从危机中吸取教训，推进完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预防、监测、识别、应对和控制各环节的体制机制建设。我们需要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尤其面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当有一套应对体系和机制。

对中国，非典给我们一个教训，这次的新冠肺炎又是一个很大的教训。人们说事不过三，我不希望见到第三次这样的教训，因为这是以人民的生命、健康、幸福、和安全为代价的。

采写：南都记者 宋承翰 发自北京

编辑：吴斌

本文作者

宋承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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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都市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