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心理热线志愿者:复工后焦虑者大增,曾深夜劝慰欲轻生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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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2020-04-09 18:14

编者按:“战疫口述实录"陆续推出。南方都市报面向全网征集抗击新冠肺炎新闻线索,我们期待跟疫情相关的您,提供采访线索。文字、视频、图片均可,南都随时倾听,为您执笔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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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者:卢雪(武汉心理热线志愿者、开封大学老师)

口述时间:3月8日

 

刚刚过去的清明节,我准备的一些辅导资料没太派上用场,这方面的求助电话不多,反而是复工复产的电话比较多。

我所在的开封距离武汉500多公里,这两个多月以来,我每周都会准时上线远程接听热线,电话那头各种情绪也会随之宣泄而来:

康复者害怕被贴上“新冠感染者”的标签,返岗者愤怒被公司莫名解雇,丧妻者自我封闭拒绝交流,还有轻生者无法忍受一个人的孤独。

 复工者的害怕,找工者的不易


我是开封大学的老师,教心理学15年了。疫情期间,成了一个公益心理热线的云志愿者。

武汉重启前后,复工方面的求助电话不断增多。封城那么久,大家都憋坏了,都盼着能去上班。但也有一些人畏惧开工。

我曾接到一名中年男子打来的电话,自称是新冠康复者。他出院后,独自在酒店进行14天的观察隔离。

对于复工,他感到很不安,整宿整宿地睡不着,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也很差。住院的时候反倒没有像现在这样害怕,当时就一心想着配合医生治好病。

他在电话那头说出了心事:害怕同事会排斥自已,也担心人言可畏,别人在背后指指点点,给自己贴上一个“新冠感染者”的标签。

这个时候,我能做的就是减少他的顾虑,让他认识到新冠康复者是一个群体,而并非只有他一个人,尝试帮助他摆脱自卑和焦虑。

而另外一个求助电话也让人心酸。对方是一名外出复工的武汉人,等他高高兴兴地到了北京,却被公司通知不用来了。

“因为我是武汉人啊!”他愤愤地说。

现在,湖北人去外地工作,一般要先自行隔离,在宾馆吃住费用全部自己承担。

有些人难免情绪失控,会在电话里喊着:“我要开抖音,我要写微博,我要把这些事情宣传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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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来电,都会做详细记录。

 步行100公里来武汉的菜农


还记得上个月,封城之下,有一名湖北男子,曾步行100多公里,来武汉看自己的菜地。在电话里,听到他的故事时,我有些惊愕。

他在武汉郊区承包一块菜地,投了不少钱进去。当时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菜在地里疯长,也没法子收。

我问:“这么好的菜,不能采收,确实让人心疼,是否可以捐赠出来送人?” 

他说:“疫情期间谁来组织人手啊?大家都怕传染,宁愿不要这些菜,也不能去冒险。”

他还说:“即使解封了,对于我们这些靠天吃饭的人,也错过了播种的时机了,一年的收成没了。”电话那头,他着急又无助。

 跳楼女孩无法忍受的孤独


封城这么久,很多人的情绪都在发生着变化。从低落、焦躁、抑郁,直到现在解封后的兴奋。而封城中期,大家情绪波动尤其大。

半个月前的一天,深夜12点左右,我准备结束值班时,电话铃又响起来了。

接通后,传来一个年轻女孩断断续续的哭声,我立刻警惕起来。

女孩哭了一会才开口说话:“我不想活了,想从这里跳下去。”

女孩有轻生的念头!我要先保证她的安全。“你现在在哪里呢?”我尽量让自己声音平稳。

女孩说她在楼顶上。接着我又问:“你周围还有其他人吗?”

女孩情绪突然产生了波动,她说:“没有啊。现在我真的特别想跳下去,但又怕给公司带来麻烦,大家对我那么好。武汉封城,我走不了,只能留在单位里。一个人在办公楼里熬了一个多月,顿顿吃泡面,连网络都没有。每天就等把我带大的爷爷给我打电话,可是他又生病了,经常不记得当天给我打过电话没有。”

女孩哭诉着自己的遭遇,我劝她先到安全的地方去,并告诉她:“我特别担心你,一个人孤零零地坚持这么长时间,心里一定是很痛苦很难受也很无助吧。能否从楼顶下来,找个安全的地方,我想和你聊聊。” 

时间一点点过去,女孩终于说:“我不在屋顶了,我在楼梯间,这栋楼就我一个人。”我绷着的心稍微松了下来。

我让她,想想公司里那些对她好的同事,想想年迈的患病的爷爷,如果她离开了这个世界会有多少人伤心难过。

一个小时过去了,渐渐地,她平静了下来,最终放弃了轻生的念头。

心理咨询师也是人,往往会被来电话的人”情感卷入“,严重的可能有替代性创伤。所以,针对一些特别的案例,我们会用团体的力量帮助解决。

疫情中,上面那个轻生的女孩不是孤案,这促使我们成立了一个危机干预小组,大家讨论以后遇到类似的情况该如何进行干预。

求助电话或大规模地涌入


热线是24小时值班,日均接听电话约有200个,一般通话时长限定在20分钟,特殊情况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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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雪老师在接听热线。

一个班要值满4小时,我最多接过11个左右的电话。我会把自己关在家里一个相对安静的房间,因为每一个咨询者都敏感又脆弱,外界的一丝杂音都会让他们不安。

我们也遇到过非本人的求助者,当时是另一名志愿者接的电话。

武汉有一家人,妈妈感染新冠肺炎去世了,爸爸还要坚持上班养家,孩子还很小。

孩子的大伯打来求助电话,说弟弟特别消沉,每天不吭声,也变得很冷漠。他想帮助弟弟度过这个坎。

这个爸爸是一个完全退缩的状态,他没有办法去表达。打击太大了,过程太痛了,所以也就“不看不听不说”。

武汉疫情过后,留下一座城市的创伤。心理学里有一个叫创伤后应激障碍,当事人一般在3个月甚至1年后才爆发,平时多处在一个不求助的回避状态。

接下来,这种回避式的个案只会越来越多。或许要等几个月以后,才会大规模地涌入热线,我们志愿者要做好长期接听的准备。


采写:南都记者 靳格 实习生 陈晓君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编辑:靳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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