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166

口述者：李沁云（美国华人心理治疗师）

口述时间：4月26日

虽说在美国生活已十几年了，但通过这次冠状肺炎疫情，我对美国的社会和老百姓又有了新的认识。在东北部的马萨诸塞州（简称“麻省”），尽管疫情2月底已开始有愈演愈烈之势，3月初的时候，我供职的社区精神卫生中心却还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甚至3月10号那天，诊所仍然照常开了例会，连我在内的将近二十个治疗师挤在一个小会议室里，边吃饭边说话。

开例会时还没人戴口罩我很担心

由于打从春节起就时时牵挂国内疫情趋势，在美国我属于占少数的比较关注病毒传播的老百姓，那时我居住的诺福克县（包含十几个镇，人口约70万）已有了二十多个确诊病例。我很后悔没有在包里装上一个口罩来上班，只好自我安慰说，我工作的小市镇在麻省较闭塞的区域，暂时未有确诊的肺炎病例。

会上，我一边捂着自己的饭盒，一边小心地注意着周围的同事是否有感冒症状。我很紧张地听临床主任说，诊所马上需出台政策以应对疫情发展，不过我们的上级保险公司对于以视频方式远程提供治疗还没有明确的条款，据悉，哪怕是迫于形势必须采取视讯手段，治疗师也得来办公室，有权利待在家里的是患者而不是我们。又说用哪个通讯平台也得按规定走，绝对不能使用平时网上聊天、开会时的沟通工具，但主任也不清楚可以用哪个保险公司提供的平台。我当时对这个十分不清晰的政策很失望，心里想着实在不行，我就要请假不上班了。

疫情发展飞快终于改成在家上班

结果疫情发展得飞快，那个周末到接下来的周一，诊所也顺应情况给我们发了多封邮件，一封邮件一个说法。先是说大家可以自主选择是否使用视频方式，又给我们指定了一个网络平台，但治疗师人必须到办公室。到了周一晚上就变成让我们自己根据对身边疫情的判断去不去单位。

这是我办公室里挂的一幅字，提醒我应该保持的心境。

我当然做出了最快的反应，17号，也就是星期二，立即开始在家工作了。18号是我最后一次去办公室，一是收拾一下把需要用到的资料拿回家，二是当时诊所要求对新病人的初访预约，还必须在办公室进行，而我那天恰好排了两个新患者。

然后很快，到了20号，单位又通知，病人不论新老、病况，所有的情况都可以进行远程诊疗了，需要患者签字同意治疗的文件，获取口头许可就行了，甚至对家里没通网的就诊者，打电话提供治疗也行得通，保险公司现在没那么多条条框框了。

这是政策方面的变化，我总算松了一口气。可是又想到之前看到我那位快七十岁的督导排班，安排的全是面对面咨询，不禁担心，想要提醒她。直到督导告诉我已全部变成远程预约了，我才放下心来。

除了工作，还有学业的一头。我在波士顿精神分析高等研究院念博士学位，学校方面迟迟不对疫情作出反应，也一度让我焦虑。这所学校是一个由一批执业精神分析师构成的组织，虽然教师的绝对人数不多，但大多是些六七十岁的老头老太太，假如因疫情而倒下一两个，对临床、学生、以及我们这个现代精神分析学派都是很大的损失。于是中国同学的微信群里，三月上旬大家热火朝天地讨论发信对校领导进行“信息轰炸”、要求停课。所幸学校在3月12号宣布把一切教学活动转为线上，我每周去实习的精神病院为了保障病人安全也开始对外关闭。

至此，我所有与外界的物理接触都停止了。之前计划好的春天两次出行，到法国探亲和趁春假去墨西哥，根本不用我自己取消，航空公司就给我来信说航班没有了。从那时起，麻省也发布了建议百姓居家隔离的政策并严令禁止任何10人以上的群众活动。

忍不住想要触碰屏幕那边的人

我每天从早到晚不出自家房屋一步；因为丈夫、孩子都远在异国，家里只有我一个，除了在网上工作、上课、与家人联系以外，我一句话也不用说。就连关系到生计的买菜一事，大概我比较幸运，总能抢到让超市送货上门的位子。所以过去一个多月的生活，是在一种与世隔绝的状态下进行的。这种非主动选择的隐居状态，对于我作为一个心理治疗师有什么影响？疫情背景下的居家隔离，对我的患者造成了什么，又给我们之间的关系带来了什么呢？

居家隔离期间，窗外的庭院寂寂无人。

提出上述问题的时候，我已经在一种深深的无力感中沉浮了有一段时间了。在网上工作时，我觉得他人离我是那么遥远，渐渐地，一种想要触碰屏幕那边的人的愿望在心里产生。上次单位线上开会，我把这种感受形容了出来，并半开玩笑地“警告”同事们：“做好准备，等我们见面时，我可能会摸你们哦。”确实，朝九晚五的工作时间，我这段日子全是在电脑面前度过的，我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只是被电波信号传送出去，它没有一个切实的、能亲耳听到的它的对象。

疫情之前的日子里当我与患者面对面工作，除了初次见面时有些人会主动与我握手，我并未跟他们发生过任何肢体接触。但我办公室的物理环境以及我们一对一沟通时的切身感和在场感，都为来访者提供了一个场域，如果我以此为媒介帮他们创建一种安全、放心的感觉，那么这个“场”即是他们能在其中以语言表达自己的一个空间。可是当心理治疗的媒介变成了虚拟空间，这个“场”又将在哪里存在呢？在网络基站或电话线上吗？

疫情对我的来访者造成的挑战是，有一个曾经存在过的“场”现在失落于网络和电话信号里了。从能够见到一个完整的人变成通过手机或电脑的镜头看见这个人的脸和脖子，从呼吸着同样的空气变为各自“禁足”在自己家里，从可以直接收到对方的反馈到说的每一句话都被科技手段所压缩和传输……在这个过程中，丧失的不仅有心理治疗所需要的形式感和边界感，附加在话语上的情绪、质地、色彩等最细微的那部分交流信息，也不可避免地从它们所附着的语言上被剥离了。

来访者向我表达了不满。最后到办公室的那天，一位患者抱怨道：“虽然我明白我们必须要挪到网上去谈话，但我很生气。我受不了没法真的跟你见面！”从过去几个星期仍在坚持与我远程工作的患者那里，我听到过太多次这样的话：“天哪，我真是不喜欢这种没法面对面说话的感觉。我们到底什么时候能回到你的办公室里去？！”还有因疫情影响心境而焦虑或抑郁加重、新近开始咨询的来访者，无奈地在视频中对我耸耸肩，说：“真希望能早点见到你，这儿的网络信号不好，在手机上我都看不清你长什么样子。”

他们言语之间难以掩饰的无力和无助感，一部分是疫情造成的诸如失业、住房、育儿问题等现实原因导致，但也有一部分是由于那个“安全场”的削弱、是出于对沟通和人际联结的渴望。本来，对一些有社交恐惧、人际问题、或广场恐惧症的患者，每周到办公室来见我是他们极少数出门与人交流的机会，现在他们不得不留在自己家里与我视频。而患者家里的环境却未必理想：对遭受家暴或习惯于在家人面前压抑情绪的来访者来说，家提供不了自由表达的安全空间；即便知道家人在隔壁房间里听不到，他们也会很紧张。遇到这种情况，哪怕我再怎么竭力拿出我全部的能量去共情和倾听，我仍然会被巨大的无助感所包围。那个我努力为来访者所构建的“安全场”，它悬在虚拟空间中的不知何处，我自己尚很难于将它看清楚，何况我的患者们呢？

我和患者都有强烈的无力感

在这种情形下，多数来访者仍然能按时与我在网上碰面，可是面谈的外部条件则无法保证。比如，有些人的孩子会突然大哭起来、跑过来争夺家长的注意力；也有人没有电脑，必须通过手机上的浏览器来进入网络咨询室，但面谈过程中会有电话打进来，有时只是干扰一下手机工作，有时却会使病人彻底掉线。还有几位患者，在面谈时我看到他们是坐在车里的，他们解释说，现在每个人都在家里隔离，实在找不到能与我谈话的隐私空间，只好出来坐在自己的车上，至少这还是一个安静的场所。

这些我作为治疗师所不可控的来访者生活中对谈话造成干扰的因素，都增加了我工作的难度，也让网络治疗变得比它原本并不理想的设置更加不理想。但是在我尽力剥去网络和电话信号中的杂音之后，在患者的无助感之外，我也很清晰地看到了他们对我的信赖与需要。孩子哭起来的时候，他们一边哄孩子一边不停地对我说抱歉；当电话或网络信号不好、咨询被突然打断时，有的患者会在家里信号强的地方来回走、一遍遍地尝试再进入网络咨询室；而坐在车里或走到阳台上的那几位，我分明看见他们脸上的赧然和他们在虚空中对我发出的呼叫信号。

这些都是我的来访者们在这个瘟疫蔓延的时期所作出的与我联结的努力，每当这时我都很想伸出双手去触碰虚拟空间里的那一头，那个拼尽力气想要与我产生联系的人。我和我的患者都需要非常用力，才能建立和维持一份联结，因为我们双方都挣扎在一种能将人吞噬的无助之中，这是疫情期间心理门诊工作的特点所决定的：远程从事心对心交流的活动，这是一种不可能。而我和我的来访者们所做的，则是要在不可能中开创出一种可能。

佛家说：身体是修行的道器，对你的身体好一点。就好像精神必得依附一个肉身而存在，人的情感和情绪也必须落实到人际联结上去，在真实的人的身上发生。尽管我在这个不得已活得像个自闭者的时期能够享受独处的快乐，那些时时涌上来的无助和脆弱的感觉令我明白，“人”的意思，是人与人的联结。那些为了实现真正的沟通所进行的种种努力，那些明知不可能也要不停地尝试的时刻，是我和我的来访者们身上向上生长的力量。它已经在那儿了，无论外面有没有阳光。

居家隔离期间，屋外白雪皑皑。

“战疫口述实录"陆续推出。南方都市报面向全网征集抗击新冠肺炎新闻线索，我们期待跟疫情相关的您，提供采访线索。文字、视频、图片均可，南都随时倾听，为您执笔记录。

联系方式：靳格（微信号：Gege-0022）、 刘兰兰（微信号：lanlan269394284）

编辑：方军

本文作者

方军

1.94亿

南方都市报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