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卫生体系改革向何处去？2020全国两会南都系列专访合集
经过这场疫情，无须再赘言公共卫生的重要性。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直指疾病预防控制体制改革。
在忽视和弱化多年后，如何搭建现代化的公共卫生体系需要充足的讨论与研究。疫情期间的暴露出的短板和不足也尚待进一步完善。
为此，南都记者采访数位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请他们谈谈自己的思考和构想。
他们当中有亲临疫情一线的院长医生、有长期关注卫生体制改革的学者、有疾控中心的专家，还有地方官员、慈善组织负责人、媒体人。
传统基于“病种”的直报系统不足以应对新发传染病，应建立基于“症状”的报告机制。
应修改有关法律法规，赋予临床医生报告传染病或者疑似突发情况的权利义务。
设立国家防疫官制度，以特殊的职业设计、待遇保障，为公共卫生体系吸引人才。
疾控现在不缺干活的钱，缺的是吃饭的钱，实际情况是一个人干三个人的活。
各地对疾控设置的绩效工资制度与初衷南辕北辙，成为大锅饭或降低财政支出的工具。
建议改变国家传染病疫情直报系统的部署方式，整合现有各相关业务系统，综合利用共享。
行政化和垂直化可能会削弱疾控中心作为支持部门的独立性，亦影响日常的疾病防控效果。
在中央和省级层面要有专职团队，专职负责传染病监测，保证及时上报中央。
健康不只是卫健委和疾控中心的工作，国家和社会都需要形成重视疾病预防的氛围。
非常有必要将“平战结合”“平疫转换”，纳入国家的综合医院建设标准和设计指导规范。
隔离患者的公共场所、酒店、度假村等，也要有“平战结合”“平疫转换”的考虑。
一个地区的传染病医院应按国家规划配置到位，过多修建既不科学，也是一种浪费。
中国在公卫领域尚无一部完整法律，公卫人员开展风险评估、发布信息、调查处置都需法律规范。
未来在区域卫生信息平台的建设中应考虑将医院的信息系统互联，直接推送。
现代化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含八个核心要素，预估2035年可以建成。
建议在全国千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布局国家应急医学或者战略储备中心。
12月31日看到武汉疫情的报告之后，1月2日上海公卫中心进行了连续两天的应急演练。
上海公卫中心集中收治新冠肺炎患者，疫情对上海其他综合医院临床业务影响不大。
打破体制壁垒，让三级医院应与社区医院形成“紧密型医联体，疫情中更为高效。
非典时期我们没有太多的社区防控经验，也没有采取严格的社会隔离措施。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医院应对传染病的能力有所增强，政府层面的思路也非常明确。
1月25日，“中国志愿医生"开通线上咨询平台，间接缓解武汉和湖北医生的压力。
我们组建了一支志愿医生队伍，为感染新冠肺炎的医护人员提供心理抚慰、康复咨询等。
民间志愿组织没有行政线条很多事情做不了，国家应建立有效组织社会资源的机制。
非典期间部分患者经治疗存在严重的后遗症，有的陷入生活困境，但缺乏社会补偿机制。
这次疫情医保与财政共同发力，及时免除了患者、疑似患者对医疗费用的后顾之忧。
新冠肺炎患者诊疗后是否存在后遗症，若出现后遗症该如何补偿，还未有制度安排。
疫情信息的披露和公开，有利于保障知情权和监督权，更好更全面了解真相，消除恐慌心理。
疫情期间披露个人信息，尽量避免涉及个人隐私。
有关部门应当对疫情期间所收集的个人信息进行封存、销毁或者“还权于民”。
面对全国性乃至全球性的公共卫生事件，慈善组织也是身先士卒，敢打敢拼，积累了丰富的重大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处置和治理经验。
应鼓励慈善组织发挥优势参与疫情防控工作，并培育大批扎根基层、专业细分的社会组织。
形成自上而下应急救援指挥平台统一发布疫情信息、物资需求，有利于救助工作及时、均衡、高效。
谣言制造一种想象事实，唯有用速度让事实跑到前面。
作为一位新闻媒体人，唯一需要的是事实，唯一的“武器”是提问。
长期以来在重大突发事件当中，公益慈善组织的参与机制有问题，急需改革。
编辑：吴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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