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一前夕，最高检会同国家监委、教育部、公安部等9部门共同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规定国家机关、公职人员及其他“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机构组织，在工作中发现性侵、虐待、欺凌、遗弃、拐卖等9类未成年人遭受或者疑似遭受不法侵害以及面临不法侵害危险的，“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或举报。文件同时明确，负有报告义务的单位及其工作人员未履行报告职责，将被处分直至追究刑事责任，而单位主管人员阻止工作人员报告的，将被从重处罚。

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千呼万唤始出台，这份儿童节礼物称得上厚重，却也已经是迫在眉睫！在日前召开的全国“两会”上，最高检报告首次披露20年来刑事犯罪案件数据，严重暴力犯罪从16.2万人降至6万人。但另一份数据显示，近年来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却在持续上升，2017年至2019年，检察机关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分别为4.76万人、5.07万人、6.29万人。仅近期，就有包括上市公司高管涉性侵养女案、建三江虐待幼女案等多起案件引发舆论热议，此番最高检等多机关联合推出强制报告制度，应当说是对公众关注热点的快速响应。

事实上，发现侵害未成年人的现象、行为，应当及时报案、举报，寻求执法部门的第一时间介入，在包括《未成年人保护法》《反家暴法》在内的多部现行法律中都有原则性规定，却鲜有认真的执行。在建三江虐童案中，彼时媒体报道就不乏受害人“多次住院”的细节，南都社论曾呼吁社会各有关机构对此“不能熟视无睹”，追问“为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有没有可能再早一点”。此番强制报告制度的出台，是对现行法律中各类报告要求的再明确和再细化，而在执行方面则迫切需探索为强制报告制度拧紧发条的具体思路、方法。

首先，强制报告既是被动义务，同时也是正向赋权。尽管包括学校、社区、医院在内“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社会各有关机构，其对未成年人保护的职责和义务早已法定，而且是由多部法律反复确定，但客观上也必须承认，无论涉事机构还是工作人员，对侵害未成年人行为的发现和制止，可能都长期面临“多管闲事”的质疑和指责，这与传统观念中对家暴、虐待的所谓“家事”界定不无关系。

而强制报告制度的首要价值，在于给介入和试图干预侵害未成年人行为的机构、人员一份明确的法律态度，让愿意主动作为、保障未成年人权益的机构和个人不再被奚落，让救孩子走出困境的公民觉悟和努力能更果断、更有力。

其次，强制报告制度的执行，需要倒推问责的高效执行力以明确规范的强制性。文件要求相关机构和人员“在工作中发现”九类侵害未成年人权益案件时的强制报告，规范除了对执行得力机构的褒奖，还有对执行不力主体的问责。而一旦涉及到问责流程，实践中可能面临当事主体对“发现”一词的辩解，哪些属于发现、视为发现或者“应当发现”，是否需要参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类型的列举方式，也予以必要的明确？

侵害未成年人案件的发现及事后处理，多以案发后的倒查状态出现，必须要提醒的是，彼时救人的当务之急不能成为压倒案件责任追究的理由，对直接侵害行为责任人的法律惩处，更不能成为前续保护失职、强制报告不力的挡箭牌。不得不承认，多部法律中规定有社会各方面对未成年人权益的保障义务，但在保障不力后的追责乏力是法律在执行层面不尽如意的原因之一。

“救救孩子”的使命与义务，托付给更多的国家和社会机构，要警惕和避免陷入“多龙治水”的困境，而在侵害行为发生后的果断、实质问责，是让强制报告制度有强制力的起码保证。

编辑：何起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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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都市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