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和国际环境的变化为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新挑战，我们应该如何面对，未来的改革方向又在何处？在8月13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朗润·格政论坛上，多位专家对此进行分析。

谈及疫情对经济带来的影响，有专家表示，提高需求的唯一办法在于增加消费，“把钱花在生产面才是正道，花在消费面就是养懒人”的观念需要改变。

谈及国际发展环境的变化，多位学者认为，贸易壁垒的提高，经济制裁等伴随着我国由小国经济转变为大国经济接踵而来，最终演变成“在国际市场上买什么什么贵、卖什么什么便宜”，这种情况下提出内循环、外循环的“双循环”经济模式很重要。

此外，与会专家还普遍认为，未来中国应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并以此作为我国经济外交的首要目标。在加强合规制度的建设的同时，调动全球人力资源促进中国经济发展。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流行开来后，世界经济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

针对疫情带来的经济下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认为，根本解决方法要从经济复苏的源泉去找，全社会最缺的还是需求，唯一办法就是增加消费。

为拉动消费，此前一些城市发放消费券，但姚洋认为效果不佳。“消费券就是打折券，想的是促进生产，而不是促进消费”。直接发钱才能见到消费效果。

“受到计划经济时代思维逻辑的影响，认为把钱花在生产面才是正当的，要花在消费面就是养懒人。”他指出。而这种观念导致的结果是，钱花在生产面造成双重浪费，一方面没人使用，一方面浪费资源。而把钱花在消费面既没有浪费资源，又提高了百姓福利。“这个观念不改，下次遇到经济下行还是会束手无策。”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査道炯认为，疫情放大了一个国家对产品链、产业链“安全、可控”追求的紧迫性。

他表示，疫情只是暂时放缓了生产节奏，主要经济体在疫情发生之前的“底子”没有什么变化，债务、贸易结算货币、贸易许可、技术标准、海关规则等“软件”也没有变化，但所有国家都在追求安全、可控。

也有学者认为，疫情期间，数字经济的价值得到进一步凸显。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黄益平看来，疫情催生了人们对无接触交易的重视。“最明显的就是新型互联网银行疫情期间持续运行，很大程度上起到了经济稳定器的作用。”

“过去四十年，中国是全球化的主要获益者之一。”黄益平称，随着我国从小国经济变成大国经济，全球贸易和投资壁垒也逐步提高，这必然影响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2018年、2019年美国平均关税税率已经回到了二战以前的水平。全球化的步伐在放慢，出口、投资的难度在增加。”他说。

黄益平解释，所谓大国经济？就是“在国际市场上买什么什么贵、卖什么什么便宜”，这时外部经济扩张会变得越来越难。“当中国在国际市场上成为重要贡献者时，持续扩张会对其他国家提出结构调整的要求。从这个意义来说，现在政府提出内循环、外循环是很重要的。”黄益平说。

姚洋也强调，新的国际形势为我国的制度建设构成巨大挑战。他认为，过去四十年，我国坚持了一套灵活的经济制度，适应了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但未来三十年国际环境发生变化，我们面临一个重大抉择：加入全球大循环后，规则要不要向所谓的国际标准靠拢？如果不满意现在的国际规则，如何参与新的国际规则的制定？过去四十年所谓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恐怕行不通。”他说。

值得关注的是，会上专家普遍强调，未来中国应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指的是，大多数国家有能力从中低收入水平发展到中等收入水平，但是很少有国家能够从中等收入水平进入中高收入水平。黄益平认为，这是因为当一个国家进入高收入门槛后，其不健全的金融体系难以适应高收入水平的增长，从而引发一些危机。

怎么克服中等收入陷阱？

黄益平认为，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绕不开四个方面的改革。第一，终结双轨制的改革策略，平等对待国企民营外企，实现竞争中性、公平竞争。第二，进一步推进要素市场改革，取消户口制度，改革农村土地的产权安排，支持农民工市民化。改革金融体系，实现市场化风险定价。第三，保护支持产权，增加基础研究投入，支持创新与产业升级。第四，继续坚持独立自主的开放政策，明确进一步开放的承诺与时间表，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在与国际经贸体制互动过程中，灵活处理国家地位议题。

查道炯也提出，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应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外交的首要目标。“未来中国在经济外交的发展方向，要为来华定居、入籍提供制度化路径，不分国籍、不分民族，这是我们编织经贸网络的有效途径，也是对冲因为所谓地缘政治、意识形态等因素跟中国脱钩的不利影响的必要途径。他们的亲身经历才是应对那些偏见的最好办法。”

实习生王凡 南都记者林方舟 发自北京

编辑：程姝雯

本文作者

程姝雯

7.2亿

南方都市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