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疫》：伦敦300多年前就有过“疫情大出逃”
在刚刚过去的2020年圣诞节前，由于一种变异的新冠病毒正在伦敦和英格兰东南部地区迅速蔓延，它的传播速度比原先发现的新冠病毒要快上70%——英国政府为此把伦敦等地的疫情防控级别提升至新增设的第四级、也就是最高级。英国卫生大臣汉考克甚至表示，变异新冠病毒的传播已经失控。在这种情况下，圣诞前夕伦敦出现了“大出逃”现象。
据英国媒体报道，从12月19日晚开始，英国政府宣布伦敦等地的防疫措施将升级后，二、三十万人通过铁路、公路等方式，赶在禁令生效前“火速逃离”伦敦，多家火车站当晚“就像战场一样”，人头攒动，根本无法保持社交距离。有人社交媒体上发帖称，当晚驶离伦敦的火车“座无虚席”、“一票难求”。
英国防疫等级示意图，颜色深最深区域为四级封锁区域，以伦敦和周边城市为主
而在300多年前，同样由于疫病的肆虐，伦敦就曾上演过民众大出逃的一幕。广东人民出版社今年出版的《记疫：祈祷、隔离与共生》（武斌著）一书，其中有关章节就记叙了当年的惨痛历程。而当年那场鼠疫的最后消失，也颇有几分戏剧性：
17世纪的欧洲瘟疫蔓延到英国。1664年，伦敦再次暴发腺鼠疫。 伦敦瘟疫的来源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来自法国说。1665年4月，两个法国海员昏倒在伦敦西区特鲁里街与朗埃克路口，他们身上携带的病毒后来引起了大范围的传染。另一种是来自荷兰说。这种疾病自1599年起就在荷兰传播了，民众的死亡人数不少于5万人。
伦敦的圣吉尔斯教区是瘟疫袭击的第一个地区。1664年底至1665年初的冬天，那里就已经有病例出现，穷困工人成为鼠疫肆虐的第一群牺牲者，所以这种瘟疫被称为“贫民的瘟疫”。起初只有3人死于瘟疫，惊惶的谣言却传遍全城。官方发布的《每周死亡统计表》的数字时高时低，市民的情绪阴晴不定。然而到了1665年4月，瘟疫已悄悄蔓延至两三个教区。随着炎热天气到来，瘟疫逐渐从城市东部朝西部推进。市政当局已无法隐瞒病情，而一直自以为还有希望的市民，再也不愿受蒙蔽了，索性开始搜查房子，发现瘟疫到处存在。在圣迦尔斯教区，好些街道被 传染了，好些人家病倒了；该教区一周内就被埋掉120人。
1665年伦敦鼠疫期间死亡惨重
染上瘟疫的人先是脸颊、前额、手腕和喉咙出现点点黑斑，继之胳膊和腿脚红肿，最后伴随着痛苦的呻吟和喘息声，在绝望中死去。此疫传染性很强，发病率和死亡率很高，一人染上，周围所有人概莫能免。
最初的几例病人出现后，立刻引起了伦敦人的极度恐慌。国王查尔斯二世以及英国王室逃出伦敦暂住牛津，市内的富人纷纷携家带口匆匆出逃。伦敦城有1万多所房屋被遗弃，有的用松木板把门窗钉死，有病人居住的房子用红粉笔打上“十”字标记，并在旁边写上“上帝保佑我们”。街道上拥满了贫穷的病人，教堂里弥漫着悲伤、忏悔和虚弱的气息。似乎每个人都在谈论这个人死了，那个人病了，这个地方是这样，那个地方也是这样。
这时的伦敦正处在王政复辟时期，人口暴涨，市面繁华，泰晤士河畔贸易兴隆。尽管在瘟疫之初已经有许多人逃离城市，伦敦城里还是人满为患。大量外来务工人员（以纺织工居多），各行会的学徒工，男女仆人，底层贫民和流浪汉，他们是这个城市最为穷苦的人，其境况也最为凄惨。构成城市主体的普通市民，他们多半无处可逃，困守危城，处境极为凶险。
面对着瘟疫的恐怖和大逃亡的恐慌，还是有许多人选择留下来，伦敦市市府参事（地位仅次于市长）和主要当局官员选择谨守岗位，伦敦市长罗伦斯（Lawrence）亦留守城中。政府开始聘用公立医生为大众服务。在伦敦的大街上，处处能看到神职人员、医生和药剂师忙碌的身影。在瘟疫高峰时，鼠疫医师每日自发地穿街过巷为病人诊断，尽管他们中有许多人是欠缺西医公会的执业资格。
政府采取了多项关于公众健康的措施，其中有些对日后公共医疗机构的成立颇有建树。但当时的瘟疫情况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等不了仔细分析利弊的危急之际，好些措施只是单纯的盲目之举。市议会严格下令扑杀所有猫、狗（其时仍未认清病源），这个决定后来被证实是徒劳无功，因为真正的罪魁祸首——老鼠的数量反而因为天敌猫、狗不在而变得更加不受控。当局发出指示要夜以继日地在城区内燃烧大火，企图借此令空气变得洁净。同时在街头焚烧各种具有强烈气味的物质，如辣椒、啤酒花和乳香，并且严格敦促市民吸食烟草以吐出烟雾，希望凭这些物质抵御病毒在市内散播。
当时人们认为传播鼠疫的是微生物，为了防止自己吸入这些微生物，有些富人会携带一小束花，将自己的鼻子埋在花里。 当局的有关举措收效并不明显，伦敦的死亡人数仍旧在不断攀升，到1665年8月，每周死亡2000人，1个月后竟达8000人。在这场瘟疫中，伦敦有7.5万到10万人丧生，这个数字已经超过当时伦敦总人口的1/5。
恐慌情绪在整座城市的民间挥之不去。一位亲身经历这场瘟疫的记者在他的日记中记录了瘟疫下的一个真实故事：“一对母女从外面回到家，女儿说头有点痛，母亲赶紧安顿女儿躺下。她提着油灯看了看女儿的身体，不幸的是她看到了黑死病的标志：肿大的腹股沟淋巴结。母亲疯了似的奔向大街，痛苦地哭嚎，她再也没有回家。两个小时后女儿死在床上，一个星期后母亲也死去。”
情况一直到冬季来临才有转变，死亡人数开始逐步放缓。第二年2月，国王查理二世认为首都的疫情已经受到控制，于是便与一众随行人员返回伦敦。不过，由于英国在瘟疫期间并没有中断与欧洲大陆的商务来往，使得法国在接下来的冬天马上遭殃，暴发出新一轮的鼠疫。
《记疫：祈祷、隔离与共生》，广东人民出版社，2020年
但是，正所谓祸不单行，饱受鼠疫摧残的伦敦又遭遇了一场大火的袭击。1666年9月2日凌晨，伦敦一位面包师约翰·法里诺的面包房起火，蹿出的火苗引燃了附近的斯塔客栈庭院中 的干草堆，熊熊大火直冲天空。数千居民迅速跑到街上，不是为了救火，而是“看火烧”。因为在这个到处都是木结构建筑的城市中，失火是司空见惯的。以往的大火仅给少数人带来祸害，所以人们并未意识到大火的灾难性后果。就连接到失火通知的伦敦市长，也是在大火燃烧了近一个小时后才姗姗赶到火场，并对此不屑一顾。
但大火越烧越旺，到了下午，大火已经烧到泰晤士河畔，装满木材、油料、白兰地酒和煤炭的仓库像炸弹一样，一个接一个爆炸，遍地火海。加上天气干燥、西风猛烈，大火更如虎添翼，横行无忌。市民试图扑灭大火，可无济于事。燃烧4天后，连市政厅和伦敦市的金融中心皇家交易所，以及著名的圣保罗大教堂也化为灰烬，整个伦敦成为一片火海。
人们恐慌起来，街道、河里到处挤满了仓皇出逃的人群。最后，由英王查理二世亲自指挥，英军参与灭火，天又 下了一场大雨，才总算将延续5天的大火平息了。这场大火使伦敦83.26％的城区化为瓦砾，87座教区教堂、许多重要的商厦、无数的店铺被烧毁，13200户住宅毁于一旦，1200多万英镑财产受到损失，20多万人流离失所、无家可归。 火灾致使灾难更加可怖。然而，这场史称“伦敦大火灾”的巨大灾难，却也使泛滥成灾的老鼠们遭到灭顶之灾，危害一时的鼠疫逐渐消失了。
《记疫：祈祷、隔离与共生》一书，总结和反思了人类从古至今的重大疫情事件，我们可以看到，人类的文明史就是一部瘟疫史，历史上的大瘟疫远比小说更有冲击力和戏剧性。
编辑：刘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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