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末，全球卫生大会通过一项新的决议，试图加快消灭一种每年造成40多万人死亡的疾病——疟疾。过去20年间，全球抗疟疾行动成就显著，十数亿病例获得治疗，数百万高危人群得以避免感染，但2015年以来，整体进程趋缓。

作为该协议的通过方之一，中国自2017年起，连续四年无本土感染病例。这也意味着，这个曾经年发病3000万病例的国家，有望在今年通过世卫组织认证，加入全面消除疟疾的国际“俱乐部”。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可以高枕无忧。

“新冠疫情大家都知道输入病例的可怕，也要防止疟疾输入，”中国疾控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所长周晓农在接受包括南都记者在内的多家媒体采访时，给出了一组数字：中国虽然没有本土病例，但每年仍有近3000例输入病例，其中96%来自于非洲。

抗击疟疾过程中，中国经历了从受援国到援助国的改变。中国的抗疟疾经验能否走出国门，并反哺国内的疟疾防控，将是未来的关键。

2018年5月22日，在第71届世界卫生大会上，中国代表在会上表示，中国政府响应全球根除疟疾倡议，2017年已经首次实现无本地感染病例报告。    新华社发

从百分之一死亡，到万分之一发病

周晓农一直期望，系统内的年轻人，能有一半到非洲工作一段时间。

此时，中国正处在宣布全面消除疟疾的前夕。2020年11月，中国正式向世卫组织递交申请，今年5月，国际专家完成了中国现场的评估。

疟疾曾经是中国流行情况最严重的传染病。

召开巴黎合会、爆发五四运动的1919年，云南思茅镇暴发了一场延续30年的疟疾疫情。到1936年调查时，原本3万余人的城区仅剩944人。新中国成立前，全国4.5亿人口中，超过3.5亿人受到疟疾威胁，每年至少3000万病例，其中1%的人因此死亡。

上世纪50年代，中国开始有组织地防控疟疾疫情，但行动与成果不断随国内形势波动。作为一种寄生虫病，疟疾主要通过蚊子传播，防控并不容易。直到1983年，中国才提出“基本消除疟疾”的口号。

此时，中国的疟疾防控已进入“降低发病率阶段”，其目标是年疟疾发病率稳定在万分之一以下。

此后，国际机构的帮助发挥了关键作用，从2003年到2012年，中国申请到“抗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全球基金”的多期资助。高达3.2亿元人民币的外部资助，结合原卫生部对地方的转移支付，为各地开展项目，购置器材药品、人员培训、专项调研创造了空间。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疟疾发病数从较高的水平下降到非常低的水平，从控制阶段走向了消除阶段。”周晓农说，全球基金项目不仅带来了资金，也促进防治工作和管理水平提高。

当时，全球基金在项目标书中提出了几个消除疟疾的关键目标：

改善边境地区流动人口疟疾早期诊断及正规治疗可及性，加强中国南方高传播地区疟疾控制，提高村民自我保护和全程足量服药意识，加强项目地区居民、中小学生、村医教育，加强疟疾疫情和抗性监测，建立疟疾疫情信息网络等。

随着疟疾不断得到控制，2010年，中国再进一步，启动消除疟疾行动计划，提出用十年用时间，即到2020年全面消除疟疾。按照原卫生部在2011年发布的国标“疟疾控制和消除标准”，中国需要实现连续三年无本土感染的疟疾病例，同时具有一定对疟疾的检测、追踪、调查等能力。

国内如何保持应对疟疾的能力？

2017年至今，中国已连续四年无本土感染病例。如无意外，年内中国就将通过世卫组织认证。在6月初的博鳌亚洲论坛全球健康论坛上，多位与会专家的都表达了乐观的态度。

世卫组织全球疟疾项目主任佩德罗•阿隆索当时称，正在进一步整理梳理来华考察的进展和发现，“希望最后能够成功地走完流程”。“我们想告诉世界，处于疟疾重担之下的那些国家是可以实现消除疟疾的，实现归零，”他说，这能让很多国家产生希望，尤其是非洲疟疾疾病负担最重的国家。

在周晓农看来，未来一段时间，应当继续加强中非抗疟疾合作。全球范围内，93%的疟疾发病与94%的病死，都发生在非洲，同时，中国96%的疟疾输入病例也来自从非洲返回的中国公民。

“输入以后的再传播是防控的重要环节，”周晓农说，如果非洲疟疾传播得到控制，国内的输入风险也会减少。“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下，非洲的疟疾工作我们仍要持续参与。”

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中国本土病例趋零后，如何长期保持监测、发现、治疗疟疾的能力？来自中国疾控中心、世卫组织、上海交大医学院的专家，在今年年初联合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提到了诸多防控挑战。

例如，原流行地区传疟媒介按蚊仍普遍存在，若输入病例得不到及时发现和规范治疗，较易成为传染源，引起当地继发传播。输入疟疾病例大多数为恶性疟，一旦延误治疗，极易发展成为死亡率较高的重症疟疾，而医疗机构确诊不及时和病例就诊延迟可能是死亡病例发生的主要原因。

“这也是我一直在考虑的问题，”周晓农说，长期在国内很难接触到疟疾患者，希望一半年轻人去非洲工作一段时间。“去两年三年，他回来以后不会忘，目前的挑战就是临床，怎么把医防结合做到位，后面也要开展工作。”

此外，则要加强领导层面和地区层面对疟疾的认识。“新冠疫情以后，政府对传染病工作更重视了，”他表示，国内未来疟疾监控策略将有所调整，“早期发现，精准防控”，对流行风险不同的地区开展分类指导。

“应该说目前的监控工作比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要求质量还要高，坚持做下去的话应该能维持零（病例）。”他说。

抗击疟疾关口前移至非洲

1980年前后，中国的疟疾发病率同非洲现今相当，此后，中国历经了从受援国到援助国的改变。这也使业界关注到，中国过去采取的综合性防治措施，能否应用到非洲？

其实，2012年前后，中国专家就开始谋划如何让抗疟疾经验出海。经过反复讨论，首个社区试点选在了坦桑尼亚，2014年双方签署协议，2015年项目启动。该项目由英国国际发展部出资，中国疾控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提供经验和人员支持，坦桑尼亚伊法卡拉卫生研究所协助执行。

周晓农告诉南都，项目地选取时有诸多考量。双方需要已经建立外交关系，且是好的外交关系。同时，需要当地社会稳定，“要让我们看到成果，不能说一打仗我们就走了”。此外，坦桑尼亚是非洲大国，在当地影响力较大，这样有助于未来的经验推广。

不过，中国抗击疟疾的经验要在非洲落地，也需要有所调整。“这里面的挑战蛮多的，”周晓农解释，中国需要和当地卫生部疟疾项目办紧密合作，让中国策略变为当地策略，“这样我们的成果才能持续巩固，而不是中国人去了以后策略才开展”。

消除疟疾过程中，中国采取过的一些方案颇具特色。例如，在控制严重流行时期，中国曾设立村级卫生员制度，由威望高、有文化、责任心强的志愿者担任这一职位。需要集体服药和开展灭蚊时，卫生员将组织村民，挨家挨户“送药到手、看服到口、不咽不走”。

1963年~1966年河南治疗患者1148万人次，预防服药428万人次。当时河南人口是7000万人，而卫生员就有300多万人。

后来，中国总结经验，形成了“案例报告、个案调查与疫点处理”的“1-3-7”工作规范，即确诊后1日内完成疫情报告，3日内完成流调、7日内完成疫点调查与处置。

但开展国际合作时，很难大规模社会动员，非洲也不具备传染病信息系统等条件。

在坦桑尼亚鲁非吉地区试点，仍采取强化监测与治疗的策略，但将“1-3-7”规范，调整为“1-7”规范。1代表是雇佣当地卫生员或志愿者，经在培训后，让他们在村内追踪，发现病例及时诊断，并按天汇总信息，按照分析数据。一旦某地区发病率变高，即要在7日内针对性群体防控——上门发药、人人服药。

“分析出高危地区和高危人群就要服药，三年到四年期间，把当地疟疾的发病率下降了80%以上，应该说老百姓的贡献非常大。”周晓农说。

这个覆盖20万人，三年耗资182万英镑的项目，让业内专家和国际社会看到了中国本土经验，通过全球多边合作出海对抗疟疾的希望。“坦桑尼亚项目对我们的意义就是能够有科学证据，验证1-3-7规范是可以落地的。”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高级项目官韦晓宇说。

后来，在盖茨基金会的资助下，二期项目得以继续。未来有望到四个国家开展项目。在周晓农设想中，中国的防控模式长期可以推广到更多非洲国家，最终形成疾病防控网络。这样，也可以帮助在非洲的中国公民。

抗疟合作尚面临比较突出的挑战

除了抗疟疾经验，中国的抗疟疾产品能否出海颇受关注。

“中国在这方面输送过一些产品，比如青蒿素、杀虫剂、蚊帐。同全球的采购量来比，中国占的份额太少了，所以今后这也是我们继续努力的方向。”周晓农评价，“转化成公共产品，对中国来说挑战还是比较大的。”

一个有代表的产品是青蒿素，这个让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的成果，中国产品的全球市场份额仅在5%左右。在杀虫剂领域，去年中国农药出口金额高达116.8亿美元，占到全球市场份额的60%~80%，但只有一款产品获得世卫组织的预认证（PQ）用于抗疟中。

一般情况下，一个药品或者疫苗想要获得国际采购机构的大宗药品采购，即需要获得世界卫生组织的药品资格预审，也就是“预认证”。

2010年，天津永阔集团生产的长效杀虫蚊帐成为国内首个通过世卫预认证的产品，去年，其出口量占到全球总采购量的17%。与后端的治疗不同，有统计数据现显示，全球69%的疟疾病例，都因使用杀虫蚊帐而避免。

天津永阔集团首席执行官李晨彪表示，中国企业申请预认证的过程尚存诸多难点，如语言和技术壁垒。不少企业也担心申报预认证“得不偿失”。周晓农也提及，国内目前仅有一家实验室可以满足世卫组织要求，企业往往要到国外申请试验，“壁垒可想而知是非常大的”。

政府层面国际合作机制也需要完善。“国内相关政府部门对今后进一步加强中非疟疾援助合作是有意愿和有共识的，”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发展合作研究所所长王泺也表示，中非抗疟合作尚面临比较突出的挑战。

例如，中国负责外援助的部门与卫生部门及相关产业部门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协调不畅等问题。“我们掌握资源的部门可能对疟疾的专业性理解不深，对专业性理解深的部门又不掌握足够的信息，”她说，如何在这些部门间建立有效的沟通协调机制，确实是很大的挑战。

回顾这几年的工作，周晓农坦言，中非疟疾合作尚处起步阶段。“英国在非洲援助做了很长时间了，也有100年了，我们才五六年，”他认为，未来应改变过去以双边合作为主的模式，倡导双边和多边合作共同支撑项目。

（部分资料参考《中国疟疾的控制与消除》《全球基金疟疾项目中国高传播区疟疾控制资料汇编》等书目，感谢公益机构Diinsider的赵继国、张幸甚等为采访提供的帮助。）

南都记者 宋承翰 发自北京

编辑：梁建忠,宋承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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