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的胸中，充满了高尚的道德情操。在那个环境里，个人私欲必须向崇高的理念折腰。为了共同的事业，人人平等，官兵一致，齐心协力，顽强奋斗，大家分享着这种精神追求所带来的充实感……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毛泽东会顽强不屈地奋斗着、坚持着，要把这种精神推广到整个中国。” 这是美国学者毕森在1937年短暂拜访延安时写下的一段话，共产党人在艰困环境中的精神魅力和坚定信念，深深地感染了这个外国人。

八十余载之后的今天，毕森造访延安的笔记被翻译成《1937，延安对话》一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2021年6月23日，“征程万里 见证初心——《1937，延安对话》新书发布会”在京举行。与会专家学者高首肯该书的党史价值和现实意义，认为它是我党在延安时期革命实践和思想理论的重要见证，堪称“一部新发现的《红星照耀中国》”。

采访红军领袖，留下文字与影像记录

托马斯·亚瑟·毕森是20世纪30年代美国著名的亚洲问题研究专家，担任过美国政府的东亚政治经济顾问。曾于1924年至1928年期间来到中国，先后在安徽省怀远县一所中学以及燕京大学执教。 1937年6月卢沟桥事变前夕，在斯诺的帮助下，毕森与汉学家欧文·拉铁摩尔以及其他几位美国同行一起，悄悄奔赴延安。

托马斯·亚瑟·毕森

在一路艰辛中，毕森亲眼见证了当年中国社会的动荡现实与革命圣地的烽火岁月，并在历经坎坷抵达延安后采访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红军领袖。他将这些见闻与采访用铅笔写在两个笔记本上，在真实记录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理想和奋斗实践的同时，也为中国乃至世界了解中国共产党以及了解中国共产党为民族复兴所作的艰苦努力，开启了视野，解开了谜团。

因为这些特殊的经历，同时为中国工农红军和共产党人的精神魅力和坚定信念所折服，毕森从一名笃信上帝的传教士，转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除了文字记录之外，毕森一行人还拍摄了大量珍贵的照片，有从西安到延安的沿途景象，有延安根据地的日常生活，尤其难得的是捕捉到许多正值盛年的中国共产党领袖们的风采。

但是，自从作者毕森到访延安80多年以来，这些笔记和照片仅于1973年由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出版过英文版，之后再未出版。本次是这些笔记首次在中国出版中文单行本。

漫长、辗转却充满惊喜的编辑过程

在新书分享会上，《1937，延安对话》的责编孔令燕谈及本书的出版缘起。

《1937，延安对话》责编孔令燕

2019年1月，旅居加拿大的华人作家、也是本书的译者李彦，写了一篇讲述毕森生平的散文《校园里那株美洲蕾》，投稿到《当代》杂志。文中提到毕森到访延安的《延安笔记》一事，引起了孔令燕的注意。

“读完这篇承载着珍贵史实的文章后，作为一名编辑，除了对早期革命者的感佩、对学者命运的感怀之外，更对文章中反复提及的、毕森用铅笔写的两本笔记本产生了巨大的兴趣。直觉中这是一部极具史料价值的笔记，因为与延安、与斯诺等有关系。当时想，这也许是一部有待发现的‘红星照耀中国’。”

她开始按图索骥寻找在国内出版这本书的渠道和方式，最终惊喜地发现，延安笔记自写作以来，除毕森在他的一些专著中引用过外，只有在1973年中美关系迈上新台阶后由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中国研究中心出版过一次，至今再未出版，而且更没有授权中国的任何一家出版社出版过中文版。“这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巨大的惊喜，一部从未发表过的珍贵史料，对于出版社、对于一个编辑来说，无疑是一件巨大的幸事。”

2019年3月左右，孔令燕向出版社申报了选题，并得到从社里到集团的高度关注和重视。“因为这是一本80多年前写下的笔记，从动意出版之日起，在集团和出版社各个部门、各位同事的通力配合下，开始了漫长、辗转却充满惊喜的编辑过程，包括确认版权、购买版权、翻译和史实审定等等环节，才最终成书。”

如今，80多年前那两本铅笔记录的《延安笔记》，最后定名为《1937，延安对话》出版。孔令燕说，这是她从事编辑工作二十多年以来用时最长、投入情感最多的一本书。“因为在编辑这本书的过程中，真正被中国革命者的忘我和奋斗精神所感动，被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和众多革命者的精神信念和理想光芒所震撼。”“这本书，用鲜活生动、确证的事实，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

和《红星照耀中国》一样，《1937，延安对话》以一个外国人的视角，再现了当年中国社会的动荡现实与革命圣地的烽火岁月，是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革命实践和思想理论的重要见证。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对外合作交流局局长杨明伟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对外合作交流局局长杨明伟说：“延安精神是在什么情况下产生的？住的是贫瘠的地方，是窑洞。吃的、穿的都成问题，但是在这个队伍里面体现的却是朝气蓬勃的、一种感染人的、一种民族团结的、有希望的精神状态，这种精神恰恰是在极其贫穷贫困的基础上，在斗争极其复杂残酷的环境下产生的，它引领了中国的精神方向。”

著名评论家、《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

著名评论家、《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认为，在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之后，《1937，延安对话》无疑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作品，在出版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刻度。

书中最有价值的地方，是毕森采访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红军领袖。施战军提到，1937年国共谈判之后，共产党人当时很有信心，尤其从周恩来和毕森的对话可以看出，统一战线的格局已经基本达成。但是从毛主席和毕森的对话里，我们看到一个共产党领袖更大的格局。

“他不仅仅是站在根据地的角度，当然他有对中国人未来生活的关切，这是主要的。除了这个之外，他还思考了我们对于帝国主义的态度，我们对于美国方面的想法，这个世界将来具体要怎么样，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他非常直接的、坦率地表明了他的思想，非常深刻、非常准确，而且非常有力量。……毛泽东当时的心里装着中国，装着民族，也装着整个世界，正是这点，使共产党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或者说巨大的魅力。”

著名作家王树增

著名作家王树增谈及自己阅读《1937，延安对话》的两点体会。第一，它再次证明中国共产党人是整个抗战时期的中流砥柱。“《1937，延安对话》以最详实的纪实样式，真实的记录了在我们民族最危机的时刻，共产党人是用怎样的胸怀来倡导和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可以说没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就没有抗战的胜利。”

何谓“中流砥柱”？不是你手头有多少武装力量，而是你的精神有多么强大，你的胸怀有多么宽广，你立足的是怎样的高度。

同时，它证明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虽然是1937年的采访，但是很多内容涉及红军领袖们对未来中国的展望和设想。

王树增说：“他们在理论的高度上，用最通俗的语言表述了中国共产党对未来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设计为什么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国家，为什么可以跳跃资本主义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中国的资产阶级为什么不能承担重大历史任务，为什么它是软弱的，因此进一步阐述了共产党人从一开始所抱的初心是有前途的，是必定能够达到目的的，果然如此。”

编辑：黄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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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

黄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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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都市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