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第六届北京十月文学月的核心活动之一，10月14日，“面向新时代的文学写作——两届十月签约作家对话”在京举办。第一届十月签约作家代表刘庆邦、宁肯、关仁山、李洱、邱华栋和第二届签约作家代表范小青、范稳、弋舟、张楚、付秀莹、石一枫，以及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敬群出席会议，对话由邱华栋主持。

活动现场

部分十月签约作家优秀作品

两届签约作家以“面向新时代的文学写作”为主题，围绕“新生活新文学”“生活对写作的本质影响”“文学写作和大众生活的关系”“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发展”等话题展开对话，同时对作家和出版社的关系进行了真诚的交流。

作家刘庆邦

刘庆邦在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了长篇小说《红煤》《遍地月光》《黄泥地》《家长》《堂叔堂》《平原上的歌谣》，以及短篇小说集《胡辣汤》《神木》《找不着北》。自签约之后，刘庆邦完成作品《家长》《堂叔堂》，深受好评，荣获第四届长篇小说年度金榜（2019）等奖项。

谈到“面向新时代的文学写作”这个主题，刘庆邦一直在思考：“当今时代，观众的口味、读者的口味都在变，在这种情况下，作家应该怎么办？”他认为：“不论在什么情况下，一个作家需要保持创作的定力，要尊重自己的天性，要从个人出发，要从生活出发，从心灵出发，要倾听自己内心的召唤。一个作家的写作离不开生活，我们还是要从生活、从感性出发，然后才能上升到理念上。从实的地方出发，才能到达一种虚的、抽象的境地，这是创作的一个根本规律，所以我们还是要重视生活，特别是要重视新的生活，不断从新的生活中吸取我们的创作营养和创作资源，跟上时代的步伐。”

作家范小青

范小青2018年在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长篇小说《灭籍记》，她坦言，自签约之后，就开始酝酿新的作品，但在写作中遇到了一些困难或者说困惑，即素材太多无从下手，她说，“生活就是一个富矿，但是你掉进这个富矿以后，如果不爬出来，那还不是文学。富矿里的金银财宝，你得把它提升上来。这可能是生活对写作本质的影响。”

范小青特别关注现实生活，对生活中的每一点东西都会敏感，都会产生写作的想法，越是这样，面对大量的东西，越是难以确定从哪个角度去写，用什么样的眼光去看。“现在我们写作跟生活就有这样的关系，因为生活太复杂、太丰富、太奇葩、太荒诞，确实要有距离，要遗忘掉一些东西。所以从我这个经历来看，对于我下面要写的长篇，可能也会重新再来思考。”

作家宁肯

宁肯和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一直保持非常亲密的关系，有《中关村笔记》《三个三重奏》《北京：城与年》等作品在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陆续出版，但是签约之后尚未交稿给他带来很多压力，他希望自己能够写一部长篇交稿。

关于如何面对新时代的写作，宁肯认为这几年中国的确进入一个新的时代，面对许多变化，“新时代和写作的关系，可以还原为生活对写作本质的影响。非虚构和生活之间有特别直接的关系，可以直接反映新时代的各种变化。作为虚构的文学，它和新时代的关系、和生活的关系，有时候真的是两回事，生活是生活，小说是小说。小说来自于生活的影响，它是非常简洁的东西，因为生活是显露出来的东西，显露出来的东西应该由非虚构去更好地完成它。生活显露出来的东西下面还有更多东西，就像冰山一角，有大量被遮蔽的东西，而小说面对的是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跟新时代有关系，但不是直接的关系，是一种折射的关系，你可以写表面，同时也要更加关注生活表面的背后。我们作家就在做这个事情。”

作家范稳

范稳提到自己和“十月”的友情，多次提到“伴随”，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就在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他感慨，“这些年来，我一直在韩敬群总编辑的鼓励和帮助下，一步一步践行与他的约定，我在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也有好几部，虽然最终没有拿到很大的奖，但也都是一个个成就，像《吾血吾土》也是我人生中比较重要的作品。跟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跟十月杂志社的渊源，让我的人生一生都感到温暖，有这么多好哥们、好老师、好编辑一路伴随成长，没有哪家出版社能像跟‘十月’有这么长的人生成长经历。”

关于写作，范稳表示，“作为一个来自云南的作家，我应该有自己的辨识度，有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比如我所拥有的文化资源，民族、边疆、历史文化等等，我要找到自己的辨识度，就要立足于我脚下的这片土地。比如我在云南体会到新时代的‘新’是任何一个村庄都可以开轿车进去，都是柏油路，过去可能要骑马才能进去，这就是新时代的‘新’。”

作家关仁山

关仁山回忆，与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结缘是二十年前写《天高地厚》的时候，现在也有《雄安雄安》的三卷本即将交付给十月文艺，为什么写《雄安雄安》，关仁山表示，雄安是一座探索的城市，是未来试验田，它是千年大计、国家行为，但是时代背景下的个人如何融入这个时代，这是一个漫长的历程，站在时代的交汇点上，文学有什么作为，如何记录这个时代，“新生活来了，旧生活不是一夜之间就变的，旧道德的东西还在延续，我们的生活在往前推动，只不过新时代提出新的课题。我想我们作家有责任去尽自己所能，书写这些东西，不说给历史留下什么，起码这个时代人是怎么活过来的，用文学细节还可以记录一些东西。”

作家弋舟

弋舟坦言，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对于作家有一种厚爱一般的期许，尤其侧重关注他们这批“70后”作家，十月文艺有着伴随“70后”一起成长的出版理念，那个阶段集中出版一些“70后”作家的作品，其中就有弋舟的小说集《雪人为什么融化》，“签约之后的确有压力，但确实想要写好，我觉得有点压力也好，活着不是有这个压力就是有那个压力，干脆有点这样的压力还略带甜蜜，至少说明还有人期待你。我相信我不会受外界干扰，我就按照我的节奏，反正在这个期限内，尽最大的能力，把自己已有的文学能力尽量呈现出来。”

作家李洱

李洱分享了观看电影《一直游到海水变蓝》的感受，他认为从贾平凹到余华，再到梁鸿的讲述，可以看到每个作家的写作都不一样。“有的作家是通过不停地写、反复地写，他要找他自己所认为的那个知识的客体，他所有的经验凝结成一个东西，像晶体一样，照亮他自己，也照亮别人。还有一种作家，他反复地删除，反复地自我‘蒸馏’，他的删除最后形成巨大的缺陷，巨大的‘无’，而那个‘无’发出声音，那就是他寻找的东西。我不能说我的写作接近于后者，我只能说我的写作确实也是不断删除的过程，试图让我要寻找的东西水落石出，但这个过程非常艰难。”

作家张楚

张楚谈到和十月杂志社及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的关系，也是充满感激，他说在十月文艺出版的《中年妇女恋爱史》是他所有书里面封面最好看的一本，今年又出版了《多米诺男孩》。

他坦言自己较为擅长写中短篇小说，思维方式都是中篇、短篇的思维，但最近也在摸索写长篇，在摸索的过程中，他开始关注这个时代，比如从快手上观察各色各样的人，发现人们真是过着千奇百态的生活，每个人的生活状态让人感觉到很魔幻，当中也包括自己身边的人，“所以我写长篇的话还是从身边的人写起，比如以后可能写一个关于我妈妈的小说，因为我的妈妈是一个让我感觉到很惊奇的人，她对世界充满热情、激情跟爱，她是充满戏剧性的一位女性，对每个人都很好，她有特别多的朋友，每个人对她都特别真诚。可能以后写的话，还是会从最基层的生活写起，从最普通的人写起。”

作家付秀莹

付秀莹两部长篇小说《陌上》《他乡》都在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这两部长篇让我自己对写作有了新的认识和理解，对我个人来说有很重要的意义，所以十月文艺对我来说就像家人一样。”付秀莹认为，签约这种形式对她来说是一种动力，可以督促她不断去写，目前她已经完成第三部长篇，也已经交给十月文艺。谈到写作过程，付秀莹说，“我觉得写作给了我更多的快乐和享受，因为我做了一个写作的实验，我用差不多两个月时间写十万字，特别魔鬼计划一般的写作，我想压榨一下自己写作的可能性，有时候一天甚至写将近一万字，这种写作对我来说，那种过程非常重要，不断地去寻找、去发现，发现你意想不到的东西，总有一种审美上的意外。我不觉得写作是苦差，我觉得这是近乎自虐式的一种快乐。有人问，为什么在城市生活这么多年还要写乡村？我特别同意李洱老师刚才说的话，因为你已经离开家乡，但是你灵感的涌动之地还是在你的故土，这个故土我还是会一直写下去。”

作家石一枫

石一枫与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保持着长期的友情，他的《玫瑰开满了麦子店》《红旗下的果儿》《心灵外史》《特别能战斗》《世间已无陈金芳》等作品都在十月文艺出版，与出版社多年的相处，他评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时用了“仁义”二字，“北京人爱夸人仁义，我觉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和我们这些作者打交道的时候有一种仁义的气息，它不会很明确图你能给什么，不会有明确的交换关系，而是把目光放得很长远，而且把交情放在第一位，这让我们这些当作家的觉得很舒服。”

石一枫被称为新一代京味作家，关于新时代的文学写作，他说，“新的北京书写，我觉得我们都不配说我希望是怎么样的。一个城市的变化，怎么可能是几个作家来书写之后决定这个城市的变化，不可能，像老舍一样伟大也不可能。我们一直在写的都是这个城市的变化，这个城市里面的人生活的变化，包括建筑物本身的变化，这些变化一定会反映到作家的笔下，是城市的这些变化决定这一代作家和上一代作家不一样。”

编辑：黄茜

本文作者

黄茜

1.02亿

南方都市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