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山杉

在《留德十年》（北京：东方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版）一书中，季羡林（1911-2009）讲述过在哥廷根大学随瓦尔德施密特（Ernst Waldschmidt, 1897-1985）学习梵语時经历的这样一段往事：

梵文班原先只有我一个学生。大概从第三学期开始，来了两个德国学生：一个是历史系学生，一个是一位乡村牧师。前者在我来哥廷根以前已经跟西克教授学习过几个学期。等到我第二学年开始时，他来参加，没有另外开班，就在一个班上。我最初对他真是肃然起敬，他是老学生了。然而，过了不久，我就发现，他学习颇为吃力。尽管他在中学时学过希腊文和拉丁文，又懂英文和法文，但是对付这个语法规则烦琐到匪夷所思的程度的梵文，他却束手无策。在课堂上，只要老师一问，他就眼睛发直、口发呆，嗫嗫嚅嚅，说不出话来。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他被征从军，他始终没能征服梵文，用我的话来说，就是，他没有跳过龙门。（第56页）

后来读到林梅村写的《忆季羡林先生》（《南方周末》，2012年9月6日），发现他不但指出了这个没能征服梵文的“老学生”（林文写成“老先生”）的姓名，而且此人竟然还是世界东方学界的一位中坚人物。林梅村在文章中没有直接引用上述《留德十年》里的这段话，而是引用了张光璘在《季羡林先生》（北京：作家出版社，2003年9月第1版）一书中对其的转述（第68页），然后再加上自己的评论：

张光璘先生讲的故事，我也听季先生说过。但张先生没把这个故事讲完。其实这位“老先生”就是前面提到的雅奈特教授。二战结束后，他重返哥廷根，在瓦尔德施密特指导下继续攻读梵语，获博士学位后，任科隆大学教授……雅奈特不仅征服了梵文，也征服了纳西文。

“前面提到”指林文前面说的“季先生告诉我，此人（按：指雅奈特）是他的德国同学，当年他们一起跟瓦尔德施密特学梵语”。这位雅奈特（通常翻成雅纳特）就是已故德国科隆大学教授，印度学和纳西学的双料专家Klaus Ludwig Janert（1922-1994）。林梅村的这个说法还被纳西族学者杨福泉引用于其《德国的纳西学研究学术史述略》（杨福泉：《域外访学记》，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20年5月第1版，第97页），以及《改革开放给了我走出国门治学的机会》（《域外访学记》代序）等文当中。从改革开放初期开始，杨福泉曾被雅奈特两次邀请到德国科隆大学的印度学研究所合作研究纳西语，第一次从1983年1月到1985年1月，第二次从1986年3月到1988年3月，前后时间长达4年，可以说是最了解雅奈特的中国人。由于林梅村发表他的文章時，雅奈特已经去世将近18年，而引用林文的杨福泉于雅奈特在世时似不知林文披露的这件事，知道后也已无法向雅奈特本人求证核实了。不过杨既然相信林文的说法，闹不好他可能还怀疑雅奈特生前故意向他这个中国人隐瞒了自己曾经跟季羡林做过同学这件事呢。

关于雅奈特生平的资料非常稀少，现在能够检索到的最全面的资料，就要算是芬兰赫尔辛基大学教授Klaus Karttunen在其所创印度学家名录网站（Persons of Indian Studies）上根据《印度伊朗语学刊》（IIJ，即Indo-Iranian Journal的缩写）1958年第2卷第2期第164页，以及Indology List网站在1995年1月13日发布的讣告（https://list.indology.info/pipermail/indology/1995-January/001767.html）等极其有限的资料整理出来的词条。从这个词条可以知道，雅奈特生于德国东部的维滕贝格（Wittenberg；所以杨福泉会在《柏林墙下》一文中说“我知道他的家乡在东德”〔《丽江岁月和海外萍踪——杨福泉散文选》，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5月第1版，页190〕），先在哈雷大学随蒂梅（Paul Thieme, 1905-2001）学习印度学、泰米尔语、印欧语言学和斯拉夫语言学，然后于1954年在哥廷根大学拿到博士学位（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博士论文上写的地址是法兰克福而非哥廷根）。此后雅奈特在哥廷根大学图书馆工作，1962到1963任图宾根大学的无俸讲师，从1963年起任科隆大学印度学教授，直到1987年退休。至于他进哈雷大学之前的经历，该条目完全没有讲到。

我们还是从杨福泉的零星回忆中，得知雅奈特在“二战”中曾被分配到负责在飞机上运输物资的部队（《域外访学记》，第97页），“二战”后从东德辗转跑到西德（上引《柏林墙下》，《丽江岁月和海外萍踪》，第190页），并在纳西学创建者骆约瑟（Joseph Francis Rock,1884-1962）的影响下，从“二战”后的一个伐木工奋斗成一个国际知名的梵文教授和纳西学专家（《我与洛克博士的隔世缘》，《丽江岁月和海外萍踪》，第176页）。雅奈特与哥廷根大学的印度学圈子关系密切，像曾在哥廷根学习和教书的一些印度学名宿如奥登堡（Hermann Oldenberg,1854-1920）、西克（Emil Sieg,1866-1951）、隆梅尔（Hermann Lommel, 1885-1968）的论文集，以及瓦尔德施密特的老师吕德斯（Heinrich Lüders,1869-1943）的遗著《秣菟罗金石录》（Mathurā Inscriptions,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1961），都是由他整理出版的。最后一书还有瓦氏写的一篇前记（Introductory Note）。

“二战”的服役经历，再加上与哥廷根之间密切的学术联系，的确让人觉得雅奈特与季羡林在《留德十年》中描述的那个没有征服梵文的“老学生”有些共同之处。不过令人起疑的是，雅奈特生于1922年3月（一说1月），比季（生于1911年8月）整整小了10岁，他怎么会从季到哥廷根的第三个学期（属于第二个学年），也是学梵文的第二个学期开始时（1936年11月）就已经就读于哥廷根大学历史系并成为他的同学呢？要知道他那时才14岁啊。不仅如此，他居然还在季“来哥廷根以前已经跟西克教授学习过几个学期”。季是在1935年10月31日到哥廷根的，照这个时间推算，雅奈特应该早在13岁甚或12岁的时候就已经跟西克学梵文了，简直是个神童。但是，从季羡林充满嘲讽的记述中却丝毫读不出对方是个神童的意思，这太反常了。大概是注意到了与季羡林之间存在的巨大年龄差，杨福泉后来在《科隆大学忆旧》中又说雅奈特是“我国著名学者季羡林在德国留学时的师弟”。（《域外访学记》，第116页）但问题是，按照《留德十年》的说法，雅奈特入学当在季羡林之前，应该算师兄才是。

其实《留德十年》中提到的这个“老学生”到底是谁，季羡林自己在生前出版的作品中早就说过。大概林、杨二人对季的作品不熟，没有看到季的说法。季羡林的话见于胡光利和姜永仁编“季羡林文丛”第一卷《学问之道》（沈阳出版社，2002年2月第1版）：

到了1936年—1937年冬学期……记得是从这学期开始，班上增加了一个学生，名叫Heinrich Müller，是一个以历史为主系的德国学生。他已经是一个老学生，学历我不十分清楚，只知道他已经跟Sieg教授学过两个学期的梵文。他想以印度学为副系，所以又选了梵文，从此就结束了我一个人独霸讲堂的局面。一直到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他被征从军，才又离开了课堂。他初来時，我对他真是肃然起敬，他毕竟比我早学两个学期。可是，后来我慢慢地发现，他虽有希腊文和拉丁文的基础，可他并不能驾驭梵文那种既复杂又奇特的语法现象。有时候在翻译过程中老师猛然提出一个语法问题，Müller乍听之下，立即慌张起来，瞠目结舌，满脸窘态可掬。Waldschmidt并不是脾气很好的人，很容易发火。他的火越大，Müller的窘态越厉害，往往出现难堪的局面……Müller被征从军后，还常回校来看我，聊一些军营中的生活。一直到我在哥廷根呆了十年后离开那里时，Müller依然是一个大学生。（第27-28页）

这位海因里希·缪勒可以说是季羡林在哥廷根时最要好的德国同学之一，是他留德日记（《季羡林日记：留德岁月1934—1946》，六卷，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7月第1版）中的常客。季对他的态度始终是喜爱和嘲笑兼而有之。关于缪勒加入听讲的时间，《留德十年》说是“从第三学期开始”，或“等到我第二学年开始时”。从《留德十年》里的用法来看，这里的“学期”和“学年”都是指季到哥廷根后的第几学期或学年，不是指他学梵文的第几学期或学年。《学问之道》的“从这学期开始”，指的是从1936-1937的冬学期开始，也就是从季到哥廷根后的第三学期或第二学年开始，和《留德十年》说的其实是一个意思。季是在他到哥廷根后的第二个学期（1936年夏学期）才开始学梵文的，这个学期刚结束，缪勒就在1936年7月9日首次登场（《日记》第271页）。那天晚上瓦尔德施密特初次请季在家吃饭，同时请的还有两个德国学生，一学中文，一学梵文。虽然季在当天的日记里没有记下他们的姓名，但从当年11月2日的日记（第337页）提到“同在Waldschmidt家里吃饭的一位Müller先生，今天也来上May的课……”（May指日耳曼语文学者Kurt May[1892-1959]），再加上已知从7月9日到11月2日之间季没再去瓦家吃饭，以及学中文的学生是Paul Nagel这两个条件，可以推知学梵文的那位正是缪勒。

季羡林日记虽然叙事详明，但在每学期与谁同上瓦尔德施密特课这个问题上，却并不总是做清楚的交代，有时甚至还需要我们去猜。只是在1938夏学期（季到哥廷根后的第六学期，属于第三学年）的《广林奥义书》印度学讨论班上，季羡林日记才有与缪勒同堂听讲的明确记录，这个时间要远远晚于《留德十年》和《学问之道》的说法。缪勒在这门课上的表现，日记里只提过三次，分别见于4月29日（第668页）、5月13日（第676页）和6月24日（第699-700页）。具体的文句我就不引了，只想特别指出这三处记录还没有达到“眼睛发直、口发呆，嗫嗫嚅嚅”、“瞠目结舌，满脸窘态可掬”这么严重的程度。反倒是在和季羡林同选的亚述学家冯•佐登（Wolfram von Soden, 1908-1996）教授的阿拉伯语课上，缪勒却是出尽洋相，不禁让人怀疑季羡林会不会把这两门课给记混了。《留德十年》和《学问之道》提到的缪勒应征入伍一事，初见于季羡林日记1940年1月31日条（第1004页）：“Müller去了，说他就要去当兵。这蠢家伙其实也可怜。”缪勒入伍后第一次回哥廷根看季羡林，见于日记1940年2月25日条（第1014页）：“Müller来。这是他当兵后第一次出来。已经瘦的不像人样。兵营的生活可见一斑……他咳嗽不止，我对这老实人有无限的同情。”在去世的当年与蔡德贵做口述史时，季羡林依然记得缪勒（蔡把他的名字写成了“米勒•艾瑞”）：“他不知道怎么样的，你说他笨哪，他也不笨，一到上课的时候，老师一问，立刻就傻了。他后来被征从军，服兵役。”（《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季羡林口述史》，季羡林口述，蔡德贵整理，北京：红旗出版社，2019年3月北京第2版，第340-341页）。

总而言之，季羡林和雅奈特虽然都与哥廷根大学有密切的关系，但并不是同学。与季羡林一同听讲，“没能征服梵文”的是海因里希•缪勒，而非雅奈特。林梅村和杨福泉把缪勒误当成雅奈特，可以说是厚诬了这位学风笃实的印度学和纳西学学者。林文中所谓“季先生告诉我”和“我也听季先生说过”云云，如果不是季一时记忆失误，就是林本人的记忆出了毛病。

编辑：刘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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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铮841W

南方都市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