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显示，2021年共有22家互联网企业主动披露或被曝出舞弊案，同比增长29.4%。曝光的舞弊案合计超过240起，同比增长153%，而2020年全年曝光的案例数接近100起。

2021年，互联网舞弊案涉及苏宁易购、奇虎360、橙心优选、美团优选、盒马、优酷、腾讯视频、抖音、快手、新浪微博、唯品会、酷狗、科大讯飞、小米、华为、申通、中通、盛珩文化、宸帆、谦寻、天津联通、中国有线电视网络有限公司，除传统互联网大厂，范围扩大至直播电商、社区生鲜、电信运营商、物流、视频平台等新领域。

报告统计，2021年曝出腐败舞弊案的互联网企业中，有7家企业成立时间在10年以内。最年轻的企业成立仅3年，均为直播电商公司。此外，橙心优选等曝出腐败舞弊案的社区团购业务团队组建时间不到两年。

“涉案企业年轻化趋势不是偶然，根本原因在于行业的从业人员门槛需要提高，需要提升员工职业素养；另一方面，这些快速发展的行业，极容易出现管理短板，尤其是合规管理无法跟进，导致管理层合规意识淡薄，企业合规文化严重缺失，所以舞弊行为易发高发。”北京瀛和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中合合规研究院院长姜先良指出。

在人数方面，报告显示，2021年曝出的互联网舞弊案中，有超过300位员工被开除或移送司法机关，人数同比去年翻倍。对比2020年，当时共有17家互联网企业曝出舞弊案，共计超过150位员工被卷入其中。

对于互联网行业舞弊案件高发的原因，姜先良向南都记者表示，一方面互联网企业是人员密集型企业，随着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客观上发生员工舞弊案件的概率会增大。其次，互联网企业制度的刚性约束要求越来越高，合规管理力度会不断加大，所以公布的舞弊案件也会增多，此外随着舞弊案件突破法律界限的情况增加，行政监管和刑事执法介入力度加大，被查处的违法甚至犯罪案件也随之增加。

南都记者统计发现，2020年-2021年的互联网腐败舞弊案例中，接近一半为企业主动披露，包括在公司内部发文或在全网发布公告。其中小米、滴滴、腾讯分别成立“内控内审监察部”、“风控合规部”、“反舞弊调查部”，对公司内部查处的腐败舞弊等不合规行为做定期发布。另有40%的案例来自法院判决书，以及检察院/警方/税务局等机构公布，其余部分来自媒体公开报道。

互联网行业腐败舞弊案中的常见的四大岗位包括商务拓展（简称BD）、采购、销售、运营，这也是历年来“爆雷”最为频繁的岗位。

“公司内部腐败行为，说到底就是员工利用工作便利以权谋私，对公司的经济和声誉造成损害的行为。BD、采购、销售、运营这四个岗位中，BD、销售受业绩驱动，发生商业贿赂的诱惑和可能性较大；采购和运营岗位，因其掌握较大财权和事权，发生侵吞财物和内部贿赂的可能性较大”，北京瀛和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中合合规研究院院长姜先良称。

传统行业腐败舞弊蔓延至新零售平台

以外卖平台的商务拓展腐败案来看，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公布，饿了么某分公司销售经理方某某，其工作职责是商务拓展和商家维护工作，在其业务包范围寻找有资质的店铺，商谈合作请它们入驻“饿了么”线上平台。张某是方某某业务包范围内餐饮店的老板。张某办了两家餐饮店的营业执照和餐饮许可证，但挂的却是一个招牌。

2017年6月张某通过平台客服联系上方某某，让他把两家店都挂在饿了么平台并塞给方某某5000元现金。方某某明知公司不允许商户以同一经营地址在“饿了么”平台重复上线，仍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帮助张某经营的店铺重复上线。随后张某找到方某某，让他想办法提高餐饮店的曝光率。方某某作为销售经理，知道公司有一元秒杀、给口碑好的商户更多补贴等营销政策，便一口应允，利用职务便利，有倾向性地把这些补贴照顾给张某的餐饮店。

此外，据裁判文书网披露的一起判决书，腾讯公司商业拓展区域经理夏某，利用与其本人职务、岗位相关的便利条件，非法收受他人财物达75万元，为他人谋取利益。具体违规行为包括受贿后帮助行贿人解除对相关公司商户号的风控、并对行贿人竞争对手公司的商户号进行风控。

值得注意的是，采购岗位的腐败舞弊行为多见于零售行业，从传统零售企业到近年来崛起的新零售平台，都对采购岗位严加防范，但仍有腐败舞弊案例频发。

典型如倪某栋担任每日优鲜采购经理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供货商上海秉尧贸易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被告人陆某辉好处费共计人民币143万元（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为陆某辉所在公司谋取利益。2021年4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倪某栋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罚金人民币八万元。被告人陆某辉犯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罚金人民币四万元。

运营岗位中，互联网内容平台常见雷区包括热点运营、直播运营等。如短视频平台两员工因受贿推热搜被判刑。据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的判决书，字节跳动两员工因收受他人给予的钱财共计58万余元，将对方指定内容推上抖音热榜，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处两人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判决书显示，此案两名被告人分别为王某迪、张某迎，均为90后。2018年9月至2020年8月间，被告人王某迪在北京微播视界科技有限公司担任抖音—内容运营—热点运营职位，负责抖音热搜提报，后转岗至抖音—热点—内容策划职位。2019年1月至2020年8月间，被告人张某迎在北京字跳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担任抖音—内容运营—热点运营职位，负责抖音热搜提报。

2019年7月间，王某迪收受王某钱款共计人民币9050元，将王某指定的内容推上抖音热榜。2019年8月至2020年8月间，王某迪收受王某钱款共计人民币57.6万元，并将其中的人民币22万元给予张某迎。王某迪将王某指定的内容发送给张某迎，张某迎将上述内容推上抖音热榜。

对于上述岗位舞弊行为屡禁不止的原因，姜先良指出，“客观上这些行为在公司发展中会不同程度存在，一方面是人的自身存在的贪念，另一方面公司虽然严加防范，但并不意味着制度及其执行中不存在漏洞，员工从不敢犯、到不愿犯、再到不能犯，这是一个提升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

中高层腐败案高达30余起

值得关注的是，过去两年曝出的腐败舞弊案中，企业中高层管理人员的身影频繁出现，高层包括总裁、执行总裁、首席战略官、常务副总裁、助理总经理、副总经理等职位及，中层管理人员则包括区域负责人、部门负责人、总监、业务经理等，加上头部主播等，上述中高层腐败舞弊案例数高达30余起。与普通员工的贪腐案件相比，中高层反腐案中涉事金额普遍较高，低则数百万，高达数千万。

如曾任阿里大文娱总裁兼前优酷网络技术（北京）有限公司总裁的杨伟东，据判决书，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2016年至2018年，被告人杨某担任某网络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公司）总裁期间，利用其全面运营、管理某等相关平台的职务便利，收受、索取业务合作单位的贿赂款共计人民币855万余元。被告人杨某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二百万元。

此外，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2021年12月公布的一起腐败案，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原执行总裁申某某和中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裁赖某某分别送给储志林（原浙江省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委员、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党委书记、局长）379万元和305万元，占储志林受贿总额七成以上。

另据裁判文书网披露，曾任酷狗直播运营总监的周森鑫，利用其管理直播平台全面工作的职务便利，伙同某某公司员工被告人杨某、何某以封停充值链接、取消代理资格为要挟，或是直接打压公会经营的方式向下属充值代理或公会负责人、平台主播等多人索要好处费，接近500万元。

高管向来是企业腐败舞弊的高发地带，2020年和2021年曝出的高管腐败案格外频繁，数量已达到2015年至2019年的总和。据南都记者此前统计，自2015年至2019年7月共有近30名中高层管理人员卷入互联网反腐案件。

“高管舞弊频发的原因是一方面高管人员掌握的职务便利条件更大，客观上会给他更多的诱惑和逃避制裁的侥幸心理。另一方面，位高权重的人如果没有更强的自律性的话，会滋长更大的贪念和冒险心理。”姜先良向南都记者指出，“高管舞弊案件不仅会给企业会带来直接的经济损失，还因为舞弊案件暴露了企业在合规管理方面存在重大漏洞和缺失，会影响公众对企业合规管理能力的评价，影响到企业的长远利益。所以，普通员工的舞弊案件影响企业的短期和个别利益，高管舞弊案件影响的是企业的长期和整体利益。”

运营商“内鬼”卷入电信诈骗

值得关注的是，通讯行业中首次出现运营商网管参与电信诈骗案。2021年3月30日，浙江宁波市警方通报：宁波警方近日破获一起特大电信诈骗案，犯罪嫌疑人利用运营商系统内权限贩卖号码900余万条，非法获利5000万元，关联诈骗案件70余起。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这也是全国首起涉及“内鬼”的利用运营商系统漏洞实施的帮信案（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案）。“宁波公安”微信公众号发布的通报显示，上述900余万条通信号码归属地为广东，而与非法短信接口团伙长期开展地下合作的刘某，是华南某通讯运营商网管中心负责人。

通报显示，工作期间，刘某利用系统内权限，私自搭建内部云服务器，并以租用的境外服务器IP为跳板，实现接码平台与电信服务器通联，将工信部认证的900余万个广东通信号码，贩卖给潘某某为首的非法短信接口团伙，非法获利5000万元。

此外，近两年出现的腐败舞弊案例中还包括IT部门负责人、知识产权部总监、供应链业务拓展专家、项目制片人、出纳等。

供应链领域典型案例如2020年9月29日，浙江菜鸟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后简称菜鸟公司）业务拓展专家蒋红平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缓刑一年。此外2019年11月22日，浙江菜鸟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资深运营专员胡晓辉被判刑，2018年8月24日，菜鸟公司物流专家胡宏受贿被判刑。

报告显示，互联网腐败舞弊案例中的常见行为包括：受贿、职务侵占、偷逃税、刷单套利、骗取平台补贴、泄露商业秘密、利益冲突、人事违规、挪用资金、伪造学历/履历/印章等资料、行贿。其中，收受贿赂和职务侵占的占比最大，超过了六成。

据裁判文书网公布的一起判决书，苏宁易购厨卫家装公司家装建材中心基础建材经营部商管经理封岩利用职务便利，与常州市康诺装饰材料有限公司（苏宁易购平台上店铺名为欧诺莱思官方旗舰店）经理谢全兴共谋，利用苏宁电子商务与康诺公司签订的KA协议约定的关于销售额达到2500万元则可享受4.5%的佣金返还的规定，在该公司真实销售额未达协议约定的情况下，共同侵占2017年度苏宁易购不应当返还给该公司的佣金。谢全兴通过康诺公司非法占有了应当向苏宁易购公司支付的佣金36.85万元，后谢全兴从中提取30万元与封岩平分。

此外，2018年3月至6月期间，封岩利用便利，明知林重山进行苏宁任性付套现的非法活动，仍将其管理类目下的公司介绍给林重山进行任性付套现，并在苏宁易购平台上将苏宁正常收取的佣金从6%调整为0.6%-1%，以降低林重山非法活动的犯罪成本。上述任性付套现金额共计3633.58万元，被告人封岩非法获利20776元。

部分互联网企业设置了“高压线/红线”，对泄露公司机密、与公司利益相冲突的行为也做了明确禁止规定。

如在2020年，滴滴风控合规部与多部门协同配合，主动出击，查处各类舞弊、腐败等违规事件64起，主要集中在弄虚作假、收受贿赂、利益冲突和信息安全违规等方面。

其中，原滴滴员工范某妮在任职期间故意隐瞒亲属实际控制公司与滴滴有合作，且多次违规将公司重要业务信息提供给亲属所在公司进行牟利，给公司带来巨大损失。经查实，滴滴公司要求范某妮不当得利全部上交，公司解除与其劳动合同，并将其加入招聘黑名单，滴滴及关联公司永不录用。

此外原滴滴员工陈某皓在任职期间私自将公司涉及商业秘密的重要文件外发，给公司带来较大损失。经查实，滴滴解除与陈某皓劳动合同，并将其加入招聘黑名单，滴滴及关联公司永不录用，并向陈某皓发起侵害商业秘密的民事诉讼，要求陈某皓赔偿公司损失。

在普华永道舞弊风险治理团队看来，越来越多的企业为了更有效地识别可疑交易及舞弊行为，已从系统管控、审计监察、风险管理、数据分析等方面，加大对反舞弊工作的投入。但在开展反舞弊工作时，仍然存在一系列难点及痛点，比如内部调查人员疲于奔命，过于专注线索及个案追查，未形成体系化舞弊预防控制机制；举报机制不完善，未跟进落实；管理举报渠道人员独立性不足；舞弊案件被揭发及查处时，涉案人员及损失无法追溯等；缺乏多样化、系统化的调查取证手段，舞弊行为无法证实等。

从过去五年的案例来看，平台电商、物流配送、社区生鲜、视频平台、外卖平台、直播电商等领域的头部企业均曝出了腐败舞弊案。

其中，社区生鲜、直播电商、物流为近两年新增的领域。南都记者梳理发现，直播电商有两大雷区：主播偷逃税、招商“潜规则”，社区团购等新零售平台的常见腐败舞弊行为为违规收取好处费、骗取平台佣金，此外物流行业曝出的腐败舞弊案例中多集中在区域团队。

业内人士表示，在直播电商、社区团购两个新领域，资本无序扩张，导致企业过度追求短期效应、规模效应，从而产生了巨大的寻租空间。

物流行业区域团队舞弊案频发

在过去两年物流行业曝出的腐败舞弊案中，区域管理人员的身影频繁出现，除了高管外，物流行业的腐败舞弊案均发生在区域业务团队中。

顺丰集团投资的零担快运服务商顺心捷达发布的2020年上半年反舞弊通报显示，2020年复产以来，顺心审计部累计发现并查处违反“舞弊红线”案件15起，其中10余人因触犯“舞弊红线”被辞退，多家合作商因参与舞弊被拉入黑名单，多人因涉嫌违法犯罪被移送公安司法机关。

违规行为主要集中在以职务便利谋私利、利用公司政策漏洞套利等方面。例如，原江苏省区网管余X成利用职权便利，以借款、威逼利诱等方式收受多家加盟商好处费，并虚构加盟区域骗取意向盟商转让费用。其行为违反了“顺心红线”，予以辞退处理，同时余X成因涉嫌“诈骗罪”，已被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

再如，湛江区域陈X溪、陈X飞加盟商，利用公司政策漏洞，虚假刷单套取公司巨额补贴款。其行为违反了“顺心红线”，已被拉入永不合作黑名单，同时，陈X溪、陈X飞因涉嫌“诈骗罪”，已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

此外，安能物流亦曝出区域管理团队腐败舞弊。曾任安能江苏经营本部某大区总武某，因利用在岗期间职务之便，多次侵吞网点加盟费，严重侵害企业利益，构成职务侵占罪，被当地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退还全部违法所得。

据安能方面披露，武某所在区域发生多个网点异常退网情况，引起了公司审计监察部的高度警觉。结合相关举报材料，经调查发现，武某存在不作为、乱作为等行为，对网点多次反馈的问题未及时有效解决，涉嫌违规收取多个网点加盟费、押金导致其退网，给公司造成了重大损失及负面影响。在掌握多项证据后，安能公司在全网范围内发布了对武某的处罚通报，并把武某列入企业反舞弊联盟不诚信人员名单，后将证据提交当地经侦大队进行立案侦查。

“区域团队涉案数量增多，成为舞弊案件高发地带，说明企业合规管理出现盲区，不能有效监测到这些地方存在的合规风险隐患，深层次是因为企业合规风险的监测不到位。监测不到位，就导致合规管理的手段无法跟进，风险不断累积后，就产生各种严重的舞弊行为。”姜先良向南都记者表示，针对这类情况，企业合规管理方面需要加强合规力量的配备，建议配备区域团队的合规官，可以兼职，但如果重点区域可以配置专职合规官，同时要加强合规风险的巡查，加大检查监督力度。此外，还要强化违规线索的举报力度。

社区零售起步阶段寻租空间巨大

社区团购赛道刚刚兴起不到2年，但已经接连曝出多起腐败舞弊案。

首先是2020年12月，美团优选内部通报称，美团优选陕宁（陕西、宁夏）省区负责人马军，因受贿已被西安警方刑事拘留。据悉，马军在职期间索要、收受多家网格站合作商贿赂，以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被警方刑事拘留。

该案件在美团内部被定义为“优选首案”，是美团优选业务自去年 7 月成立以来，首个内部通报的违规违法案例。

2021年6月17日上午10时，陕西碑林区法院公开开庭审理被告人马军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一案。该案系区法院今年办理的首起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案，因被告人马军系美团优选的高级管理人员，该案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来自美团相关企业的多名高级管理人员到庭参与了旁听。

经法庭审理查明，2020年9月，被告人马军担任北京三快在线科技有限公司西安分公司渠道管理经理，负责招募陕西、宁夏地区美团优选业务配送合作商。

2020年11月间，被告人马军利用其有权决定加盟合作商的职务便利，通过他人或直接收受多名行贿人给予的贿赂款人民币53万元，并由其决定行贿人经营的7家公司成为美团优选区域网格站的加盟合作商以谋取利益，犯罪涉及两个省区、四个地市，严重侵犯了公司、企业管理秩序。

生鲜零售平台盒马鲜生也于2021年8月发出的一份违法违规员工集中处理通报。据媒体报道，通报中大部分员工来自采销部门，从供应商处获取的提成比例最高达20%。其中李某是盒马事业群商品采销中心杭州生鲜区域的采销人员，在对接供应商杭州某贸易有限公司采购业务期间，按月向该公司收取采购金额2%的好处费。作为回报，李某维持该供应商向盒马鲜生杭州区域供应品牌商品的合作机会和业务量。2018年6月至2020年9月，李某收好处费48万。

全国采销中心生鲜水果和蔬菜采销人员李某某和郑某则通过资源倾斜收取高额回报。其中，2019年，李某某要求供应商共朋友处购买水果，在两家供应商陆续从其朋友处购进60余万元的货品后，李某某收到好处费12万余元。而郑某则在2018年至2020年4月收取供应商好处费近27万元。期间，还向关联业务的供应商负责人借款103万元。

此外，2021年初，滴滴旗下社区团购平台橙心优选则曝出一起骗取平台佣金的舞弊案。据橙心优选披露，原橙心优选BD王某在任职期间，利用职务便利违规注册团长，通过非法手段恶意售后，骗取平台商品及佣金20余万元。2021年1月，因涉嫌违法，王某已被警方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在业内人士看来，初创型互联网企业舞弊案例高发与行业发展模式相关，尤其是资本热捧、企业扎堆竞争、追求快速实现规模化扩张的行业，会更容易滋生舞弊。

“不止互联网，很多公司在成立初期，规章制度不够完善，只顾着业务快速扩张，顾不上内部管理、文化建设”，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院长傅蔚冈向南都记者表示，“但互联网公司有个特点是常常为了规模扩张而设计很多补贴，内部人员可能会为了拿到巨额补贴弄虚作假，或者是只有‘关系户’才能拿到补贴，由此带来的后果是非但没有助推业务反而滋生腐败。补贴究竟有没有补给对应的人，如何避免落到自己人的口袋里，这是互联网企业在设计补贴模式时需要慎重考虑的。”

“社区团购等新零售企业的内部腐败首先是影响了供应链互信，无论是平台和线下网点，还是供应商和社区团购平台之间，这种互信打破可能提升供应链运行成本，降低效率，长此以往，用户体验将大打折扣。”盘和林分析指出。

带货主播偷逃税金额惊人

作为一个新兴行业，直播电商自诞生至今，已先后爆出5起反腐案例。其中一起案例与公司内部职员涉嫌受贿、职务侵占有关，另外4起案例均与主播个人所得税相关，分别是朱宸慧（网名：雪梨）、林珊珊、李志强（宸帆首席战略官）和薇娅，此外自主补缴税款的主播还高达上千人。

从涉案金额来看，带货主播偷漏税金额非常巨大，远远超过其他行业。从涉案企业年龄来看，直播电商相关企业相对较年轻，盛珩文化和谦寻都在2019年注册成立，成立时间不到3年；宸帆电商在2016年注册成立，成立时间也不到6年。

“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突破某个规模，比如营收5000万这个门槛，公司的管理方式没有跟上就会出现混乱，这也是很多创业型互联网企业的通病。而这些混乱在企业快速发展期还好，如果行业出现发展瓶颈，企业提前进入存量博弈，企业内部人员利益诉求无法满足的情况下，腐败滋生便日趋严重。”盘和林指出，从直播电商的舞弊行为来看，主播逃税是给外界树立了不好的榜样，电商行业未来查税可能不仅限于带货主播，直播带货潜规则，则破坏了价格透明度，增加了电商商品销售的水分。

直播电商行业目前的高频舞弊行为主要是受贿、职务侵占，以及偷逃个人所得税。其中偷逃税方面的曝光大多来自监管部门，整个行业的主播税收规范化已经成为不可逆的趋势。据新华社报道，已有上千网络主播主动自查补缴税款。12月22日，广东、浙江、江苏、上海、北京等五地税务局均发布通告，要求明星、主播进行自查，并于年底前向税务部门主动报告和纠正涉税问题。

去年主播偷逃税的曝光渠道，大多来自监管部门，可见整个行业的主播税收规范化已经成为不可逆的趋势。比如，去年在对主播处罚的相关通报中，多次提到“通过税收大数据查税”，不难看出，大数据技术在新业态经济的税收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随着金税四期的上线，大数据也会让偷逃税行为无所遁形。

随着金税四期的上线，大数据也会让偷逃税行为无所遁形。金税四期即第四期国家金税工程计划。自1994年开始，金税工程历经一期、二期，三期到如今的四期的建设。金税四期最大的特点就是企业信息联网核查系统，该系统搭建了各部委、人民银行以及银行等参与机构之间信息共享和核查的通道，实现企业相关人员手机号码、企业纳税状态、企业登记注册信息核查三大功能。中央财经大学教授、税收筹划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蔡昌告诉南都记者，金税四期会更加智能化，“如果未来在征管领域发现了一些避税现象，更容易取证，更容易通过大数据的分析技术来找到这些违法当事人。”

此外，尽管目前直播电商行业爆出的涉嫌受贿、职务侵占案例仅一起，但从业内人士反馈来看，这类事件并不少见，可见这一“潜规则”并未被大部分企业整治。

盛珩文化通报显示，经盛珩文化廉政监察部调查核实，从2020年10月开始，孙雪(花名:雪雪)在身为公司员工期间，利用其负责滋补品类职务上的便利，收受合作方巨大利益，中饱私囊，给公司造成巨大经济损失与名誉损害，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职务侵占罪。曾有传闻称，孙雪是99年出生，一年内收受贿赂300万元，但这一说法并未得到证实。

有业内人士告诉南都记者，大主播的招商本来就是“香饽饽”，一些商家通过正常渠道无法进入头部主播直播间，自然只能“找关系”。曾有商家告诉南都记者，头部主播在双十一第一晚10月20日的坑位费为20万元，而有些商家为了找关系花费了上百万元。

对于初创型企业应如何规避内部舞弊行为，北京瀛和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中合合规研究院院长姜先良指出，应从以下方面加强合规管理：建立员工商业行为准则，明确行为红线，培育合规文化；加大问责力度，对舞弊案件实行零容忍，提高制度的约束力；加大警示教育力度，通过违法违规案例提高制度的震慑力；领导率先垂范，给员工起引领示范效应。

“有实力的初创企业，可以引入国际咨询巨头，以规范、标准的企业模式改造企业内部。这是比较省心但费钱的方式，理顺供应链关系。而其他互联网企业，可以采取业务责任制分派的方式，明确权利和责任的归属，有更多权利的人要承担更多责任，同时加强内部管理。”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盘和林称。

南都：我们统计发现，2021年共曝光互联网舞弊案240余起，同比增长153%。数量增长背后有哪些原因推动？

普华永道中国法务会计服务合伙人赵群 ：互联网行业相较于传统行业，轻资产、快节奏、重产出，从业人员平均年龄较轻。随着企业的快速发展，许多从业人员掌握了与其职级不相匹配的职权，而企业内部管控未及时调整以适应舞弊防控需求，产生了利益腾挪和寻租舞弊的空间，滋生了舞弊的土壤。

随着监管环境趋严和互联网行业反腐力度的加大，很多腐败事件由“内部消化”转变为“主动曝光”，这种方式也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公众对互联网舞弊案件的了解。

南都：从舞弊案中涉及的岗位来看，主要集中在BD、采购、销售、运营，这四大岗位为什么会成为腐败舞弊高发区，而且各大公司都严加防范但还是屡禁不止？

赵群 ：上述部门通常涉及大额资金往来和与外部人员的联络，如客户、供应商等。在资金往来过程中，企业内部控制一旦未能形成有效闭环，相关舞弊机会就会随之产生。

南都：我们发现一个趋势：高管参与舞弊案的比例很高，能否分析一下原因以及高管舞弊给企业和社会带来哪些更高的风险？

赵群 ：在企业高管参与的舞弊案件中，企业高管通常会利用其在企业中的特殊地位和权力，凌驾于内部控制之上，自上而下串通舞弊。造成高管舞弊的原因很多，从舞弊三角理论而言：首先，企业高管有更高审批权限，掌握更多核心信息，但相应监管可能较为薄弱，因此具备更多舞弊的机会；其次是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如企业高管可能面临较为激进的业绩考核要求等；最后，舞弊人员会为自己行为寻找借口，如认为舞弊是为了公司利益等。高管舞弊存在影响范围广、涉案金额大等特征。高管人员的行为在直接影响甚至决定了企业未来的发展。

南都：过去两年曝光的案例中，区域团队涉案的数量增多，尤其是区域负责人，这个现象对企业合规管理有什么启示？

普华永道中国风险及控制服务合伙人冼志颖：集团型企业区域管理半径大、权力下沉、团队分散、这为区域内部人员贪污、内外勾结、不当牟利等舞弊行为提供了机会和条件。过往企业可能将精力更多投入于线索及个案的追查，未关注体系化舞弊预防控制机制建设，强化反舞弊意识及文化，导致企业员工对反舞弊重要性认知不够深刻，舞弊事件在不同区域多点频发。

企业应重视反舞弊合规机制及体系的建设，通过定期开展舞弊及合规风险评估，识别舞弊迹象与征兆，梳理现有预防及监测控制措施，及时发现控制漏洞，提出优化改进建议，以减少由于控制缺位所导致的风险损失及违规问题。同时，应开展舞弊风险意识培训，帮助员工辨识潜在舞弊行为，提高员工反舞弊意识；最后配套以舞弊举报监督机制，营造诚信正直的企业文化。多管齐下，培育反舞弊文化土壤，实现舞弊风险事前防控。

南都：曝出反腐案的互联网企业越来越年轻化，如社区团购、直播电商成立时间不到3年，如何看待这一趋势？

普华永道中国风险及控制服务合伙人冼志颖：近几年，随着新兴产业的诞生及发展，管理人员呈年轻化趋势，舞弊形式越发多种多样，传统反舞弊技术难以应对近几年出现的新型经济犯罪，我们需要利用更成熟全面的反舞弊措施来打击这类犯罪。然而，受限于舞弊调查的工具、手段、资源等各方面因素，如：比如监审人员未能充分理解新兴业务风险、海量数据无系统、有效的分析工具及手段等，导致很多企业可能未能深入挖掘经济犯罪的根本原因，进而未能从根源上降低舞弊发生的可能性。

南都：建议中小型互联网企业可以采取哪些方面的措施去加强合规管理，防范舞弊行为？

普华永道中国风险及控制服务合伙人冼志颖：关于加强合规管理，防范企业舞弊行为，企业需要因情施策、灵活应对。具体可结合企业实际资源及需求情况，从事前预防、事中应对、技术升级三方面考虑应对。包括建立健全舞弊风险防控体系，培养员工反舞弊意识，培育企业反舞弊文化土壤，实现舞弊风险的事前防控；在舞弊信号发生时，运用多种手段协助企业开展舞弊事件的调查取证，坐实舞弊线索；通过数据化科技工具的开发，提升舞弊监控能力，助力企业实现舞弊防控水平全面提升，最大程度降低舞弊风险给企业带来的损失。

出品：南都商业数据新闻部

策划统筹：甄芹 田爱丽

采写：南都记者 马宁宁 汪陈晨

数据收集：马宁宁 田爱丽 傅晓羚 徐冰倩 汪陈晨 孔学劭 陈培均

编辑：田爱丽,甄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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