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末的北方，陈年喜骑着摩托车听着秦腔，在蜿蜒的山路骑行。“这样的回家路，骑行了半生。”他在自己的朋友圈这样写着。记者在拨通电话时，略带沙哑的声音传进来，像黄土一样干燥。

陈年喜，1970年出生在陕西省丹凤县，53岁的他曾经做过16年的矿山爆破工。在矿工谋生的那些年，命运带给他的除了尘肺病，还有更坚硬的心脏。2013年，他以直白、简洁的文字，用一首《炸裂志》冲天一喊，引起诗坛震动：

“我不大敢看自己的生活/它坚硬/铉黑/有风镐的锐角/石头碰一碰/就会流血/我在五千米深处打发中年/我把岩层一次次炸裂/借此/把一生重新组合”

“再低微的骨头里，也有江河”

陈年喜写诗比较早，高中时期便开始接触诗歌；八九十年代国门打开，国外的思潮玉石杂糅地涌进来，每一个个体都在张开胸怀拥抱时代。年轻的时候，往往因为人生的历练不够，对很多东西的理解也不足以支撑诗歌创作，他更愿意称为学习和模仿。尽管如此，如今的陈年喜偶尔在抽屉看到那些泛黄的手稿，却依旧觉得很青涩，有朝气、有灵气。“尽管那时候是学习模仿的阶段，但那个准备时期是一定要经历的。直到进入矿山时期，写作才进入到一个以生命为出发的写作。”

陈年喜/受访者提供

1999年，29岁的陈年喜迎来了自己生命中最珍贵的礼物——儿子的来临。然而爱人身体不好，家庭再添一名成员，作为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喜悦与忧虑交织在一起的陈年喜为了维持家庭收入来源，只好停下了写诗，转身进入了矿山里，做一名爆破工。回忆到此，陈年喜告诉记者：“上了矿山近十年里，几乎停滞了创作。因为整个矿山那样的环境，人在现实和理想中产生了一种很强的割裂感。”

“生活不是童话和浪漫/儿子/我们被三条真实的鞭子赶着/爸爸累了/一步只走三寸/三寸就是一年/儿子/用你精确无误的数字算算/爸爸还能够走多远。”陈年喜——《儿子》

和煤矿工人不同的是，陈年喜一直从事于金属矿的开采工作。煤矿的开采大多数位于平原，规模较大；而金属矿因为其本身的特点，多生产于山川大岳的地方，数量稀少，人烟不至，因此一直在一些边毛之地工作。在华山以东陕豫交界的秦岭，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性，那座从两边平原陡然升起的大山，两面的植被面貌等和山下截然不同：山下早已春意盎然，山上还是一片苍黄，山下还是秋天，山上早早进入冬天。

“我身体里有炸药三吨”

气候差异导致山上和山下温度也不同。那时候和陈年喜一起工作的工友们没有工棚，便用彩条布来搭建避风所。“山风刮过来的时候彩条布会被吹翻，被掀起来；冬天寒风会破门而入，整个棚子都会被掀走。我们不敢起床，出了被窝会被冻死。”陈年喜回忆到这里，轻轻地咳嗽了一声。

在山东招远金矿的两千米地下，他们每天都要喝掉十公斤的凉水，才能让自己的身体感觉到平衡。而在南疆的矿山那段时间里，出行开车需要指南针来辨别方向，凭借空气的温度来感受四季，因为没有植被，看不到绿色，使人分不清季节的变换。“我的工作是巷道掘进，在山体里找矿和采矿、打孔、爆破，在山体几千几万米深处。岩石结构复杂，地热、透水、垮塌很常见。有一次在河南，我和弟弟在前面工作，半道塌方，我俩只差几秒被堵在里面，那样会缺氧死亡。”电话那边由于他的声带长年被粉尘刺激，说话有些沙哑。

《炸裂志》写于2013年的春天，当时在南阳工作的陈年喜，接到了家里的电话，母亲食道癌晚期。“当时天已经暖和了，漫山遍野的桃花开得特别漂亮；南阳的春天比家乡来得早，家里母亲栽的桃花也应该开了，但是栽桃花的人却要走了。我一个人坐在矿洞旁，无所适从，回顾自己的一生就像梦一样。”无限痛苦的他，写下了这首诗。

十六年的矿工生涯，陈年喜走遍了荒山野岭，经历过生死一线。在无数个孤独枯燥的日子里，他用写诗填满时间和心灵。

2016年，他随纪录片《我的诗篇》剧组赴美交流，在耶鲁演讲：

“不久前的那场颈椎手术，有三块金属植入了我的颈椎之中。这精巧的部件，据说是由美国生产的，也有可能就是由我的爆破而见天日的一些矿石，被拿到遥远的美利坚，变成了医疗用品，再渡重洋成为我身体的一部分，现在我又带着它们来到这里。如果金属会说话，它会讲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如果有最长久的呐喊，那就是我的诗歌”

如今的陈年喜因为身体原因，已经不再从事体力劳动。在空闲之余写一写各地的约稿，做着自由撰稿人的工作。但对于他来说，写稿也是另一种矿工工作，要有发现，要深挖，也需要坚持。“生活还是第一位的，与生活相比，写作不是什么，古人也是该干啥干啥，打仗，浪迹天涯，作品从其中诞生。”

2019年因为生态搬迁，陈年喜从山上搬到了县城。虽然县城里有一间小小的搬迁房，但是为了节省生活成本，爱人依旧留在老家。在山上种菜种地，极大程度地保障了粮食可以自给自足；陈年喜偶尔也会从家里带一些粮食到县城。因为县城有网络，因此大部分时间都在完成出版社约稿出书的写作。写作方面偶尔陷入瓶颈时，他会去山上散步，在大自然中寻求答案。因为陈年喜需要不停地从各个平台寄书给他的读者，县城的交通对于一趟又一趟跑快递来说，也更加方便。为了让读者早一点拿到书，他不辞辛苦地百里走单骑，从老家骑摩托车到县城发快递。

陈年喜/受访者提供

令他一直很困惑的是，为什么自己的作品主要读者是大学生和知识分子群体。他一直认为自己和他们有很宽的代沟，每次填写收货地址时，发现都是来自天南海北的各个高校和机关。后来他想通了，“能和文学产生共鸣的，都是敏感的人；或许这些人虽然不是从事特别困苦劳累的工作，但是这些人都是远离自己家乡，每个人都背井离乡，虽然生活不同，但是每个人都充满了沧桑，恰恰是我的作品的沧桑感，产生了共鸣。”

陈年喜的儿子还在省城上大学，提及自己即将毕业的儿子，陈年喜更希望他能去外面的大城市打拼。“这一代的孩子，回老家没有生存优势”。

“我借此，把一生重新组合”

除了伏案写作之外，陈年喜的日常活动是去外面走一走。或许是因为自小出生于农村，每次走在山路时，生活中的许多问题，在此刻都会得到答案。西北很苍茫，但又很有力量。“我还有很多理想，去甘肃、去新疆，去把以前打工的路再重新走一遍。”可能再用观察者的心态回顾那段经历，看时过境迁那些人和那些风景，发生了什么，也会赋予自己文学创作新的积累。所谓的文学就是呈现生活，呈现人。

“我的写作就是其中的一种形式，为自己找一点平衡。还是希望人，这样的时代，或者后人，知道有这样一群人在从事这样的工作，他们的命运，他们的状态，他们的生活。”陈年喜告诉记者，除了谋生的压力以外，现在的生活相比较之前还是比较闲适，自由。他语气缓慢又平静。

陈年喜的诗歌是粗粝的，也是有温度的金属。矿工与诗人都是矿工，都在寻找，都在为世界贡献一些发现。社会发展需要资源，文学需要诗歌来打破和开路，开拓语言和思想，打破板结的部分。

陈年喜/受访者提供

春天是温柔又充满力量的，春天更是一个适合读诗的季节。电影《死亡诗社》里有这样一句台词，“我们读诗、写诗，因为我们是人类的一员，而人类充满了热情。医药、法律、商业、工程，都是高贵的理想，并且是维生的必需条件。但是，诗、美、浪漫、爱，才是我们生存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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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写：奥一新闻记者 姜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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