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3日上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发布了三星堆遗址祭祀区考古发掘的阶段性成果。四川广汉三星堆新发现6个祭祀坑，共计出土编号文物近13000件，其中包括青铜大面具、扭头跪坐人像、神坛、玉刀等之前未见的器物。同时，考古学家首次确认三星堆祭祀坑的年代为商代晚期，距今约3200年至3000年，解决了过去三十年来关于“祭祀坑”埋藏年代的争议。

三星堆遗址8号“祭祀坑”出土的金面罩铜头像 摄影：新华社记者 沈伯韩 图片来自网络

三星堆遗址8号“祭祀坑”出土的神坛局部 摄影：新华社记者 沈伯韩 图片来自网络

新发现6个祭祀坑，出土文物近13000件

南都记者从四川文物考古研究院获悉，2020年至2022年，三星堆祭祀区共计开展发掘面积1834平方米，基本确认了祭祀区大致呈西北—东南走向的长方形分布范围，与北侧紧邻的三星堆城墙平行，面积将近13000平方米。

祭祀区内分布的商代遗存均与祭祀活动有关，包括1986年发掘的一号坑、二号坑以及本次新发现的6座坑，在8座坑的周边分布着矩形沟槽、小型圆形或矩形祭祀坑，以及南侧的灰沟、西北部的建筑。西北部的建筑平面呈长方形，面积仅80余平方米，建造程序复杂，因紧邻分布着相似的建筑，故该建筑很有可能属于大型建筑群的一部分。

截至2022年5月，K3、K4、K5、K6已经结束野外发掘，其中K3、K4进入整理阶段，K5、K6正在开展实验室考古清理，K7、K8正在进行埋藏文物提取阶段。

6座坑共计出土编号文物近13000件，其中相对完整的文物3155件。K3出土1293件，包括铜器764件、金器104件、玉器207件、石器88件、陶器11件、象牙104件、其他15件；K4出土79件，包括铜器21件、玉器9件、陶器2件、象牙47件；K5提取23件，铜器2件、金器19件、玉器2件；K6只出土两件玉器；K7出土706件，包括铜器383件、金器52件、玉器140件、石器1件、象牙62件、其他68件；K8出土1052件，包括铜器68件、金器368件、玉器205件、石器34件、象牙377件。较为典型的文物有K3的金面具、铜顶尊跪坐人像、铜顶坛人像、铜顶尊人头像、铜戴尖帽小立人像、戴立冠铜头像、铜爬龙器盖、铜盘龙器盖、铜大面具、铜圆口方尊、铜兽首衔鸟圆尊、铜小神兽、神树纹玉琮、刻纹玉器座，K4的铜扭头跪坐人像，K5的金面具、鸟形金饰、象牙雕刻，K6的玉刀、木箱，K7的龟背形网格状器、铜顶璋龙形饰、三孔玉璧形器，K8的金面罩铜头像、顶尊蛇身铜人像、铜神坛、铜巨型神兽、铜龙、铜着裙立人像、铜戴象牙立人像、铜猪鼻龙形器、铜神殿形器盖、石磬等。

文物保护、清理与修复同步进行

随着考古现场发掘的持续进行，出土文物清理及保护工作也在同步进行。

清理工作按照《三星堆祭祀坑出土文物保护修复（清理）规程》等多项制度和规范，从操作行为、分析检测标准、清理流程、成果指标等方面实现三星堆祭祀坑出土文物保护修复科学化、规范化、标准化。

在保护修复过程中坚持分析研究与保护同步展开的原则。通过保存环境电化学监测，探索环境与青铜器腐蚀的关系。采用显微观察，发现多件残存丝绸遗迹以及玉器制作、使用痕迹。利用显微CT、扫描电镜能谱、拉曼光谱分析技术对部分典型青铜器、玉器基体、锈蚀产物结构和成分、铸造工艺做了初步分析。这些研究为文物保护修复措施提供依据，为文物信息和价值阐释提供科学支撑。

整理阶段，经过精细、规范化清理和可逆物理固型，使大口尊、圆口方尊、顶尊跪坐人像、顶坛跪坐人像、扭头跪坐人像及金面具、金面罩等一批“重量级”器物实现“站立”并面向公众展出。目前已经清理青铜器77件，玉石器120件，金器44件，象牙678根（段），象牙雕刻残件46件。

在文物修复和保护上，继续秉持“多学科融合、多团队合作”的开放理念，邀请全国高水平文物保护修复及相关研究队伍，参与三星堆祭祀坑出土文物前期的保护研究和整理工作，为修复提供依据支撑和技术积累。

另外，集文物修复、文物展示、参观体验、科普教育等功能于一体的三星堆文物保护修复馆，运用现代化文保设施设备以及一流的保护修复技术，创新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保护修复和展示一体化工作空间利用，考古出土文物在整理研究的第一时间和大众见面。正式开放半年来，全面呈现了文物修复工作实景，让观众沉浸式体验文物修复保护过程、了解文物保护的基本技术、保护方法，枯燥而漫长、严谨又科学的文物修复场景，进一步提升古蜀文明魅力和遗址博物馆的展示水平，让文物和遗产活了起来。

确认三星堆祭祀坑年代为商晚期

此次发掘工作的重要意义之一是确认了三星堆祭祀坑的年代。考古学家对近200个样品进行了14C测年，测年数据集中在公元前1131年至1012年，出土陶尖底盏、陶高领罐、陶敛口瓮等与金沙遗址兰苑地点同类器物形制近似，可知除了存在打破关系的五号坑和六号坑年代稍晚之外，其余几座坑的埋藏年代一致，为商代晚期，距今约3200年至3000年，解决了过去三十年来关于“祭祀坑”埋藏年代的争议。

此外，多学科研究丰富了三星堆文化内涵。本次发掘发现了青铜大面具、扭头跪坐人像、神坛、玉刀等之前未见的器物，丰富了三星堆遗址的铜器类别；研究认为三星堆的铜器铸造工艺为范铸法和分铸法相结合，采用了铆接、芯骨等技术；通过显微观察和丝蛋白分析在多个坑中发现了丝绸，填补了西南地区夏商时期无丝绸实物的空白；四号坑通过植物考古明确坑内灰烬主要以竹为主，另有楠属、阔叶树材、棕榈科、芦苇、禾本科、甘蓝、大豆、菊叶香藜等，表明古蜀国的气候温暖湿润，祭祀区紧邻河边且植被茂密；残留物分析显示祭祀用牲有黄牛、野猪等，诸多新发现呈现出更加完整、丰富的三星堆遗存种类和文化内涵。

同时，发掘成果以实证证明了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次发掘的若干新器物显示出三星堆遗址与国内其他地区存在的密接文化联系，三号坑、八号坑发现的铜尊、铜罍、铜瓿为中原殷商文化的典型铜器，三号坑、四号坑发现的玉琮来自甘青地区齐家文化，三号坑、七号坑、八号坑发现的有领玉璧、玉璋、玉戈在河南、陕西、山东以及广大的华南地区都有发现，各坑大量发现的金器则与半月形地带自古有之的金器使用传统相符。而神树、顶尊跪坐人像以及大量龙形象器物则表明三星堆遗址的使用者在自身认同、礼仪宗教以及对于天地自然的认识与国内其他地区人群相近，无疑确切表明三星堆遗址所属的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一员。

据悉，本次发掘秉持“课题预设、保护同步、多学科融合、多单位合作”的工作理念，在发掘之前就对研究课题进行了全面规划，并将研究前置到发掘之时同步开展，同步进行的还有文物保护和现场保护，为此在现场搭建了现代化考古发掘大棚、恒温恒湿发掘舱、现场应急保护平台、多功能考古发掘操作系统等。整个发掘工作实现了跨领域联合、多学科融合，40家考古发掘、文物保护、多学科研究、数字话服务等单位联合攻关，考古学、历史学、物理学、化学、古生物学、古地质学、古环境学等多个相关领域学者近200人参与现场发掘、科技考古以及文物保护等工作，确保高质量考古工作水平发挥。

南都记者 黄茜

编辑：黄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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