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8日，由清华大学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CIDEG）与APEC中国工商理事会联合发起的《亚太城市产业可持续性指数（2022）》（下称《指数》）在京发布。《指数》显示，在产业可持续发展综合排名前十的城市中，中国城市占四席。其中北京综合排名上升至第二，深圳排名第五，香港排名第七，上海排名第九。

“总体来看，中国的产业可持续性还是不错的。”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苏世民书院院长、清华大学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联席主席薛澜说。但是，我国不同城市产业可持续发展差别同样存在。针对收缩型城市、资源枯竭型城市的产业未来发展方向，薛澜认为“创新是重点”，要用新思维、新技术去发展原有产业。

产业的创新发展离不开人才支撑。结合此前研究，薛澜也提出，应进一步调整我国高等教育机构布局，提升地方政府治理能力，挖掘发展机会，让更多城市能够吸引人才、留住人才。

薛澜是《指数》指导委员会主席，也是APEC中国工商理事会、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际合作中心联合发起的“2022可持续中国产业发展行动”首席专家。他长期关注公共政策与公共管理、科技创新政策、危机管理及全球治理等领域，对亚太地区尤其是中国城市治理与发展有深入研究。

围绕最新发布的《亚太城市产业可持续性指数（2022）》和中国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南都记者对薛澜进行了专访。

南都：为什么要关注亚太地区城市产业可持续性？

薛澜：亚太地区是近30年来全球范围内经济增长最具活力的地区，在全球经济发展和产业分工中都占据了重要地位。2021年，APEC经济体GDP总量达59万亿美元，占全球GDP的62%。商品贸易出口总额达11.4万亿美元，占全球出口总额的51%。此外，亚太地区拥有独特的智力资源和深厚的创新传统，是全球创新发展的领头羊。

与此同时，亚太地区也面临着较高风险。首先是气候问题，亚太地区是全球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关键地区，耗能密集型产业分布较多。随着今后高碳贸易壁垒的兴起，将对地区产业形成较大冲击。所以必须得未雨绸缪，加快低碳转型。

其次是疫情、地缘政治等因素带来的不确定性，全球产业链格局面临重塑，供应链碎片化为亚太地区经济发展带来新的风险。

因此，从经济复苏、气候应对、产业韧性、供应链安全等角度来看，提升亚太地区产业可持续性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

南都：在测度城市产业的可持续性时，《指数》基于DPSIR框架，在驱动力、承载力、状态、影响、响应这五大模块之下，选取了12个二级指标和25个三级指标进行测量。为什么选择基于DPSIR框架进行框架构建？选择这些二级、三级指标的依据是什么？

薛澜：DPSIR框架是一种在环境系统中广泛使用的评价指标体系概念模型，是由欧盟环境署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小组的早期研究的基础上构建的。这个框架构建了一条人类活动引发环境问题的起源和结果之间的因果链，可以用来表明产业发展与自然-经济-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因此，我们选择借鉴这个技术框架去研究城市的产业可持续性问题。

我们选择下设指标时主要有几个考虑：

一是这个指标能不能以小见大，反映出更大的、某个方面的能力。比如说我们使用的信息化程度（百人固定宽带订阅数）这个指标，就能够反映出这个地区的数字化水平。

其次，就是要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和稳定性。因为涉及城市较多，年份跨度从2017年到2020年，需要每个城市、每一年份都能有相关数据。而且我们考虑要把这个报告持续做下去，那么未来的数据获取也需要保持稳定，不能说以后几年数据就没有了。

亚太城市产业可持续性指数框架图。

南都：所以您和团队是希望把这一报告继续做下去对吗？

薛澜：对，我希望跟陈玲教授带领的团队能够继续做下去。像这样的指标体系评价，只做一年其实意义不大。真正有意义的是连续进行测量后所呈现出的趋势。我们这次也不仅仅只做了一年的测量，而是将2017年到2020年连续4年的指标都进行了测量，就是希望能看到一个发展趋势，为公共政策、投资、创业等实践机构提供标尺和决策参考。

随着时间推移，有两类城市的相关指数变化可能不会太大。一类是产业结构比较单一、资源环境约束较大的城市，它可能很难有比较大的改进。另一类城市变动也不会很大，比如说纽约、伦敦、北京、东京这样的城市，它的各种资源都很丰富，发展能力也很强，可能始终都会走在发展前列。

那么对哪些城市来说《指数》最有意义呢？我认为是对处在中间部分的一大批城市。我们的报告所给出的指标体系、对未来趋势的预测以及对底层规律的总结，对于他们来说是最有意义的，能帮助他们了解接下来要往什么样的方向努力。

南都：《指数》不仅展示了2017年-2020年亚太地区城市产业可持续性情况，也搭建起了一个城市产业可持续性评估框架。这个框架未来是否有可能推广到更大范围、对世界更多城市进行评估呢？

薛澜：其实完全是可能的。亚太地区城市本身就具有多元性，能满足这一地区的评价体系完全有可能满足全球各地城市的评价需求。

但是也有一些困难。一是工作量可能会特别庞大，二是在范围扩大后需要重新考虑指标的设置，比如要考虑是否需要再加入一些新的指标。

三是数据的可获得性。我们的另一个研究机构曾经参与过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合作网络的研究工作，希望对全球各个国家进行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情况的评估。但在实践过程中，第一次只做了不到100个国家，很多数据最后都拿不到，没有办法进行科学测度。所以如果未来要推广这一评估框架，数据可获得性是大问题。

南都：《指数》显示，在产业可持续发展综合排名前十的城市中，中国城市占四席。其中北京综合排名上升至第二，深圳排名第五，香港排名第七，上海排名第九。除了这几个主要经济体城市外，从您长期的观察和研究来看，整体而言中国城市的产业可持续性发展情况如何？有哪些问题？

薛澜：我觉得从总体来看，中国的产业可持续性还是相当不错的。当然如果完全用我们这个指标体系去分析中国所有的城市，城市间差别还是会比较大的。总体来说，中国城市情况比较多元。

南都：我们关注到，国内出现了一些收缩型城市、资源枯竭型城市，这些城市都在寻找产业新出路。从您的研究出发，您对这些城市未来产业转型和可持续发展有没有相关建议？有没有值得参考借鉴的样本经验？

薛澜：各城市差别比较大，没办法直接照搬另一个城市的做法。但我觉得有些思路是可以互相借鉴的。

比如说北京首钢的转型，从传统工业区转变成冬奥跳台和工作中心，之后还将打造科幻产业聚集区。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对于一些老工业城市，传统产业可能已经衰败了，那么可以考虑向其他产业进军，用创新思维改造这一产业，比如说将其打造成产业历史博物馆等等。

对于国家发展必须保留的产业，如水泥生产，需要充分发挥技术创新的作用，降低能耗，提高效率，用新技术去发展老产业。我看到的一个应用，就是用人工智能技术改造传统水泥生产，降低能耗，用创新思维解决传统行业发展问题，让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占据优势。

游客在北京首钢滑雪大跳台区域参观游览。    新华社发

南都：正如您所说，发展需要创新。不管是科技创新还是政策创新，都需要人才作为保障。我国人才分布并不均匀，部分地区面临人才流出的问题，您对此有什么建议？

薛澜：我觉得可能要从更深层次的人才培养体系去考虑这个问题。我原来做过一点研究，发现中国高等教育的布局存在结构性的问题。我们国家的高等教育机构尤其是比较好的综合高校或者理工类高校，对地区经济发展有重要作用。但目前这类大学高度集中在直辖市和各行政区划的中心城市，也就是省会及省会之外的副中心城市。这使得我们国家的人才分布不仅存在东中西地区不均，在每一个行政区划内也存在高度不均匀、集中在中心城市的问题。

所以，我们的高等教育体系实际上把人才从乡村和中小城市抽到了一二线大城市，毕业后大概率这些人才会留在这些地区，导致更基层的地区缺少人才。

这些年国家为解决这种结构性的人才问题做出了很大努力，但我觉得力度还不够，比如在三四线城市，还是需要大力加强高等教育机构的建设。

除此之外，城市的政府治理能力也是影响人才流动的重要原因。我们前几年做过一个研究，某地人才外流非常严重，我们研究之后发现当地的公共治理问题特别大。当地的企业都反映当地政府存在“层层盘剥”“苛捐杂税”等问题。

政府治理能力差，又是盘剥型政府的话，那自然企业就不愿意去当地发展。没有工作机会，人才外流、经济衰退，最终导致恶性循环。

此外，我认为城市在发展时一定要考虑长远，绝不能因为现在有资源、有钱就高枕无忧。像中东的一些国家石油资源丰富，但他们已经开始努力吸引全世界的人才，打造高水平大学，为未来产业发展做打算。

如果已经是资源枯竭型的城市，我觉得可能要创造一些新的机会吸引人过来。很多情况下，如果有好的机会，就会有人愿意去。就像当年美国西部开发时所给予的土地优惠政策一样。所以我觉得城市的治理者要思考如何提供这样吸引人的发展机会，不能只考虑此时此刻我能给你什么待遇。

南都：老龄化也是我国乃至整个亚太地区产业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挑战之一，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薛澜：亚太地区确实存在“未富先老”的问题，所以我们要把劳动力的“力”转换为智力的“力”，更多依靠智力创新推动经济发展。政府引导、企业创新、社会配合，三者合力才能把握住新兴技术带来的机遇，保证老龄化冲击下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采写：见习记者 赵霖萱 记者程姝雯 发自北京

编辑：梁建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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