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家人坦白自己得了抑郁症，妈妈说‘你这样说，我做那个量表可能我也是抑郁症’，爸爸甚至在某次送我回校时在宿舍楼下跟我讲了很久‘成功学’……”小蓝回忆，那一次，是她患病以来感受最糟糕的“top3时刻”。

小蓝（化名）是一名在读研究生，与抑郁症抗争已至少4年，她非常明白，自己患上抑郁症的“触发点”并不是父母，而是大一入学前和当时男友分手带来的打击，但父母的不理解、无意识中的不接纳，给她带来了“二次伤害”。

4年来，小蓝在学校心理咨询中心、朋友、心理科医生的帮助下，终于走出了第一次感情经历带来的伤害，她感激这一切，但仍对未来心有隐忧：如果这种心理病再度复发，出了校门她还能有这样充足的专业支持吗？抑郁症会不会带来歧视与区别对待、像“烙印”一样伴随今后的人生？

小蓝的经历与担忧在大学生中并不鲜见，在如今的大学校园中，心理咨询中心已成为“标配”，一些学校的心理咨询室，咨询预约要排到几周之后，525大学生心理健康日的活动能排满一个周，但作为“社会人”预备役的大学生们，在校园中能否建立起足够牢固的心理“防火墙”？这不仅需要学生与学校做好充分准备，也需要社会各方对精神心理疾病拥有科学认知与最大接纳。

特殊的青年人：多重压力交汇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精神心理科是国内最早的开设在综合医院的心理类专科，加上它地处繁华的广州天河岗顶地区，其心理科的号往往在放号时“秒光”。

中山三院精神心理科副主任医师韩洪瀛见证了数十年来精神心理疾病的年龄结构、疾病构成的变化：大概2000年以前，科室病人以重型精神疾病为主，而近些年来，更多的被情绪心境障碍（如抑郁症、焦虑症、双相情感障碍等）困扰的人走进诊室，而且他们有明显的低龄化趋势，包括青少年、青年人在内的年轻人群越来越多。

韩洪瀛接诊过不少大学生，从本科到硕士、博士都有，“大学生来就诊的数量要少于青少年，但也时常会有，比如我半天门诊接诊25个左右的患者，大学生时常会有一两、两三个”。

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发布的《2022年国民心理健康调查报告(2021~2022)》显示，在成年人群中，青年为抑郁的高风险群体，18至24岁年龄组的抑郁风险检出率高达24.1%，显著高于其他年龄组，焦虑风险检出率的年龄差异呈现类似趋势。

青年人出现抑郁、焦虑等情绪心境障碍，更多地与这个年龄段特有的社会心理影响因素有关，“并不是读了大学后就轻松了，大学生有自身的压力，特别是对自己有要求的学生”。

韩洪瀛分析，一般来说，大学低年级学生的问题更多是青少年时期问题的延续、复发或不能适应新环境；高年级学生面临更多的就业、考研压力；硕士、博士阶段的学生科研、论文压力大，同时还面临感情问题、人际关系问题的考验。

“硕士、博士进入到青年的中期，很多都会有一些感情问题，或者在人际交往方面遇到一些挫折，而且，现在的学生毕业压力是越来越大的，要求在一定时间内要有课题成果或论文发表，如果短时间内没有（成果），可能进行课题研究方向的调整，如果还有和指导者的沟通问题，不被理解，那他的压力就更大了”。

与抑郁症抗争的四年

个体的情绪障碍问题往往成因复杂，过程反复，大学阶段成为过去与现在、家庭与个体、身体与精神反复拉扯的战场。

小蓝在大二时得知，自己的状态已经是“抑郁症”。

小蓝在中学时经历了堪称阴郁的青春期：父母离婚、失去朋友、暗恋无果、成绩不好，在高中时状态稍有好转，并谈了恋爱，但大一开学前的分手给她带来巨大打击，持续情绪低落，在大二陪朋友去看心理医生时，她顺便做了一套量表测试，发现自己已是“轻度抑郁”，当时她没在意，谁知，一段时间后，她出现了身体症状：头痛、失眠、早醒，常常一天只能睡四五个小时，有时完全睡不了，起床后心“突突”地跳。

看医生后，小蓝确诊中度抑郁症，开始在学校心理咨询室寻求帮助，定期做心理咨询，半年后情况好转，但在之后备战考研时，她的抑郁症复发，午睡时发生幻听，情绪激动还出现自残的想法，“我想着回家复习会方便一点，结果发现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回到家没有人和我说话，还要持续进行重复的日程”。

怎么办？小蓝一边吃药治疗一边备考，有时手抖得写不了字，特别嗜睡，还出现了阅读障碍，注意力不集中，“看一行很短的字，却不知道它在说什么，可那明明是我反复背了三次的书。”

她的身体状况不好，但这次没有动力去做心理咨询，因为不知道要解决什么心理问题，“其实对考研我是抱着比较开放的想法，想着考不上就去工作，也没有给自己很大压力，我也不明白为什么（抑郁症）会复发”。

好在，她考研顺利“上岸”了，之后状态慢慢变好。到了新的学校，入学时做的心理测试发现了她的心理问题与风险，心理咨询中心约她定期做咨询，她又开始了每周一次的咨询，之后频率下降到两周一次，足足持续将近一年。

“研一的时候，我才真的放下前任”，小蓝说，自己早就不喜欢他了，但是前任和她恋爱的时候正在高中，对她价值观等方面的影响很大，让她变得不相信自己，也不相信别人，很容易在情感上受伤。小蓝用了4年，终于解开自己的心结，摆脱前任的影响。

“这和人们常说的‘时间可以抚平伤痛’不同，情绪不是藏着掖着就能被时间抚平的”，小蓝从自己的经历和心理咨询中学到，人面对重大打击都会经历“否定-愤怒（发泄）-哀悼-接受”的过程，如果一直逃避处理情绪，那就只能停留在“否定”的阶段，事情依旧没有被解决，所以，必须直面伤痛和打击，改变认知，学会接受情绪，最后才能“让时间抚平一切”。

为此，她回想过，假如时间回到和前任分手的大一入学前、她经受巨大打击时，如果妈妈同意她请假一个月、避开军训、充分休息的请求，一切是不是会好一些？如果她早一点直面打击、整理情绪，而不是用忙碌掩盖情绪，一切是不是会好一些？显然，如果自已和身边的亲人、朋友能够更充分地了解到面对挫折、处理情绪的科学对策，她的痛苦不会如此漫长。

新华社照片，重庆，2021年1月27日，在西南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服务中心，留校学生在参加“绘画静心”团辅活动。 新华社发（秦廷富 摄）

主动求助+系统干预：大学生更易取得好的疗效

韩洪瀛有一名病人，是个大四保送名校的尖子生，但一直被强迫症困扰，抑制不住地要反复洗手、检查、关门窗，追根溯源发现根源是初中时的早恋问题被不公正地对待，当时给她带来了要变好、变优秀的动力，但也演化成了强迫症和极度追求完美的性格，“虽然一方面有助于她提高成绩，但另一方面她过得非常痛苦，她总是要比别人付出更多努力，大学生活过得非常不快乐”。在离校前半年，她下定决定要改善这个问题，经过一个半月的认知行为治疗后，她的强迫症症状明显缓解了。

韩洪瀛认为，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总体更容易得到好的治疗效果，因为这个群体总体认识水平高，逻辑思维能力强，比青少年们更成熟，“这个群体大部分是主动就医，有自己的改变诉求，容易沟通，也能够配合医生进行治疗，这是这一群体的优势，对他们的治疗效果就会相对比较好”。

韩洪瀛也感到，学生们对精神心理问题的认知在提高，求助意识增强了，他遇到过一些学生来看诊求助的理由是“我最近情绪不太对头，一直闷闷不乐、不开心，请医生帮我判断一下，看有没有达到抑郁的程度”。

同时，老师们对学生们的心理状态也更加关注，韩洪瀛不止一次遇到过医院的同事跟他打招呼，请他为自己的学生看一看心理问题。

对于学生心理问题的防治体系，韩洪瀛表示，“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健康筛查-心理问题分流处理”这种模式，在他看来是有效的，心理健康筛查是能够发挥“预警”作用的，是能够发现一些心理问题高危群体的，这样就可以在他们出现严重的精神心理症状之前介入干预，引入适合个体的救助资源，“其实，最简单高效的办法是，在每个班或每个年级设立专门的‘心理辅导员’角色，他们是平日里就与学生接触很多的角色，容易发现一些线索，因此就可以及早干预”。

“关键在于，需要一个足够专业的‘把门人’，能够帮患者评估他的精神心理问题的严重程度”，韩洪瀛说，精神心理科医生就发挥了这个“把门人”的作用，引导患者选择适合的干预方式，如果是轻度的心理问题，一般心理咨询和治疗是可以缓解的；而对于中重度心理问题，就需要药物治疗和干预。

新华社照片，北京，2023年3月30日 （体育）（3）全民健身——“2023抗郁联合行动 百城万人健心跑”启动。活动旨在号召大众关注心理健康，用“跑步+音乐”传递抗郁力量。 新华社记者 任超 摄

校门外的担忧：专业资源有点“贵”

对于大学生个体来说，如果遇到外界压力剧增的情况，怎样来调适自己、保护心理健康？韩洪瀛介绍，最重要的是及时调动起身边的各类资源来帮助自己，包括身边的同学、朋友、老师，以及学校中的心理咨询中心、医院的心理科等等。

韩洪瀛有一个病人是研究生，因为学业压力、与女朋友的关系紧张而患上焦虑症，近一两年来非常规律地找他复诊、做心理治疗，积极寻找改善办法，“我们这里的号是很难抢的，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每次都挂上号的”，最后他以药物心理治疗搭配运动跑步的办法缓解了症状，也和女朋友相处得更融洽了。

“随着我们社会发展，现在的社交活动形式变了，大家更多通过网络交流，而面对面交流、集体活动越来越少，这也造成人与人的关系比较淡薄，其实不利于人们积累身边的支持力量、社会资源，这也提醒我们，平时就要有‘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的主体责任人’的意识，平时最好减少对电子产品的依赖，多参加文体活动，增加人际沟通，注意劳逸结合，积极维护自己的心理健康，发现问题后及时求助”。

不过，小蓝担心的问题是，在学校里的心理咨询是免费的，如果将来心理疾病反复，她还负担得起专业心理治疗的成本吗？“其实，我读研究生有一部分的原因是想继续在学校做免费的心理咨询”。

小蓝回想治疗过程，朋友的陪伴和支持给了她很大力量，但朋友替代不了专业的心理科医生和咨询师，她并不会和朋友过多地宣泄自己的负面情绪，“朋友可以做的是理解和陪伴，但他们不能成为你负能量的接收者，如果碰到不靠谱的朋友，可能朋友的反馈又会再次伤害患者”。

她了解到校外的心理咨询机构收费较贵，市场价是600元/50分钟，而且咨询师的素质参差不齐。

至于在医院心理科的治疗费用，小蓝也和记者算了一笔账。本科阶段她吃的中成药一个月要四百多块钱，西药一个月大概一百多块，小蓝使用学生医保，需要校医院开转诊单后再去外面医院开药和报销，能报销其中一部分费用。

去年，看到心理治疗费用纳入医保的新闻后，她也专门了解过，只有医院的心理治疗费用才可以医保报销，机构的心理咨询费是不能报销的，“但医院精神科的心理咨询（治疗）很难预约，更多人会去机构做咨询，我感觉外面心理咨询市场挺混乱的，有的很贵，有的网上的心理咨询十几块一次的也有，如果遇到不够专业的咨询师，是对自己的二次伤害”。

对于通过网络进行的心理咨询，韩洪瀛表示，如果是正规的、有资质、有经验的心理咨询师，通过网络咨询也是有助于帮助患者解决问题的，“前提是找到合规的、有资质的机构和咨询师”。

让小蓝担忧的还有心理疾病史在未来可能带来的区别对待。在研究生入学前，她曾在问答网站上提问：“抑郁症要不要如实告诉导师？”下方的回答都劝她不要主动提起，因为担心被歧视和区别对待，或者受到别样的关注，“这都是一种压力”。因此，小蓝入学后也没有和学院的老师提起过自己的心理问题。

“其实，心理治疗和药物治疗一样，是我们解决问题的一种方式”，韩洪瀛说，“生活不只是物质的一面，精神的健康也很重要，出现问题及时调整、维持心理健康，这只是我们追求幸福生活的一个环节”。

采写：南都记者李文 实习生康琦悦 通讯员周晋安

编辑：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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