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兰·昆德拉与他的中国读者：从流浪到神隐，作品影响几代人
当地时间7月11日，94岁的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因病在法国巴黎的寓所去世，消息震动了世界。
他曾数次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却从未获得该奖，而他在世界文坛的地位早已确立。
在中国，莫言、王安忆、余华等著名作家都是他的读者，王小波的《黄金时代》等作品也被认为是对他的某种“临摹”。除了在视角、小说美学、叙事手法等不同层面深刻影响了几代作者，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被叛卖的遗嘱》《帷幕》等随笔集中抛出的一些见解，至今还作为“金句”，被人们高频率地引用。而昆德拉本人早已在公众视野“神隐”，在繁华的巴黎活成了一名“幽灵作家”。
作家鲁敏向南都记者回忆，曾有一段时间，国内的文学青年“言必称昆德拉”，以至于后来激起了一部分人的逆反心理，又刻意“冷落”、避之不谈。直到近些年，越来越多读者开始用一种更真挚、平实的态度，尝试走近这位文学大家，以“正常的温度”去阅读他的作品。
重读，是最好的怀念。
米兰·昆德拉。
曾席卷中国的“昆德拉热”
米兰·昆德拉去世的消息传出后，70后作家、江苏省作协副主席鲁敏的朋友圈被“刷屏”。
“我们这代文学爱好者，可以说经历过一个‘人人必谈昆德拉’的时期。”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鲁敏回忆，“上世纪90年代前后，随着相关作品的翻译引进，身边人好像都十分热衷于谈论他。”当年的出版发行数据，也可以佐证这股席卷全国的“昆德拉热”——1987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译本由作家出版社付梓，首印24000册；获准公开发行后的第一年，就印行了70万册。
对当时的文艺青年来说，昆德拉的作品，从另一维度展现了人如何书写自身与其所处国度、所处时代、所面临的困境之间的关系，给身在不同国家和年代的创作者以十足新奇的感受，鲁敏甚至形容为“当头棒喝”：“他是以一种看似比较轻松、诙谐，充满了反讽、戏谑、自嘲的‘游戏’的方式，不断地进行解构，这种风格对我们是既有触动，又有启发；他勇敢的探索，也让大家认识到了反讽所能达到的高度和深度——在这方面，他做到了一个作家的极限。”
得知昆德拉去世，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宏图也回想起了当初阅读他的小说时的新鲜感，以及读他的文学论著所收获的诸多启迪：“实际上在文学理论方面，倒不是说他解决了多少问题，而是他提出了很多悬而未决、让人可以长时间津津有味地去讨论的话题。比如昆德拉把小说视为‘一种带有虚构人物的、以剧本为基础的综合性散文’，认为其中还可以包含哲学的因素。这个设想当然很好，留给大家的讨论余地也比较大。”
米兰·昆德拉。
昆德拉书中的很多概念、说法，比如“轻与重”“灵与肉”“媚俗（今译为刻奇）”等，已经超出了文学阅读的范畴，成为社会流行词，或者文艺批评的标准。有趣的是，鲁敏对南都记者提到，大约到了新世纪初，明显感觉有一段时间，人们把他“放下”了，而且是刻意地“冷落”，“就好像是一种反思似的，觉得我们是不是过分地消费了昆德拉，或者过分高估了他？他对我们的影响真的有那么大吗？但实际上，他已经留在了我们早期的阅读路径，或者说文学写作的样态里，深深地影响到了一大批创作者。”诗人韩东也在朋友圈写道：“以前，因为过于流行，我不愿提及，但昆德拉的确堪称伟大，至少有三部长篇是几近完美的艺术品……”
当年“昆德拉热”的影响已经淡去，直到今天，鲁敏依然能记起书中的一些情节，比如《搭车游戏》中那对青年男女的对话；依然会把他的一些作品当成枕边书。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觉得他的小说都比较好读，不是那种很严肃、很‘苦大仇深’的风格，而是处理得非常轻松、愉悦、有弹性，可以让你在度过了很疲劳的一天、乃至对文学写作有一点厌倦的情绪之后，还会感受到文学的美好。尽管你知道，这种美好和轻盈里面，一定有一个深层的内核，有他深沉的叹息。”
亲历时代巨变的“流浪作家”
“从某种程度上说，米兰·昆德拉也是时代造就的。就是说，如果他没有那样的人生经历，他在小说作品中传递出的对世界、对社会的认识，可能也会不同。”王宏图教授对南都记者说。
米兰·昆德拉1929年出生于捷克斯洛伐克布尔诺市一个钢琴家家庭，在这个欧陆小国度过了成长的关键时期，受到了良好的艺术教育。十三岁时，他曾跟随捷克最出色的作曲家之一保尔·哈斯学习作曲，后来在二战中，这位艺术家被关进了集中营，再也没能出来。昆德拉写下的第一首诗，就是《纪念保尔·哈斯》。
1948年，19岁的米兰·昆德拉考入布拉格查理大学哲学系，但他仍然常去听音乐课。后来，他又到布拉格电影学院读电影专业，并在那里毕业，而后留校教授世界文学。在这期间，他出版了扬名世界的小说《玩笑》。
1968年8月，前苏联军队攻占了捷克斯洛伐克，昆德拉的命运陡转，他失去了电影学院的教职，《玩笑》等作品也从书店和图书馆消失，同时还被禁止发表任何新作。但昆德拉的写作并未停止，事实上他正处于高产期，接连写出了长篇小说《生活在别处》《告别圆舞曲》和剧本《雅克和他的主人》，并尝试在其他国家出版。
1973年，《生活在别处》在巴黎出版，并获得法国美第奇外国小说奖。两年后，获聘法国雷恩大学教职的他，被迫选择离开母国。他回忆道：“我们，我的妻子和我，带着四个手提箱和几个纸箱的书，坐车走了。这就是我们带走的全部东西。”
1979年，昆德拉的小说《笑忘录》在法国出版，这标志着他“法国时期”的开始。也是在这一年，捷克政府取消了他的公民身份。“按照法律，一旦你的公民身份被取消，捷克人就再不得同你有任何联系。突然之间，同捷克民族的一切接触都成为非法的。对于他们来说，你已不再存在……”昆德拉曾表示，对他而言，家的概念“非常模糊”。
1984年，昆德拉发表其小说代表作《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1988年，美国导演菲利浦·考夫曼将其改编成电影《布拉格之恋》，大获成功。但对昆德拉而言，布拉格始终是一个复杂的情感意象。
王宏图说：“他后期的很多做法，其实也让我感到有点疑惑，比如不再用捷克文写作，一定要用法语写作；而他的早期作品，即便翻译者本身懂捷克文，他也不允许人家从捷克文去翻译，只能是依照法语的定本。上海译文出版社近些年出版的昆德拉的译作，也都是根据他指定的法语版本翻译的。”
直到晚年，昆德拉似乎终于和他的“母国”捷克和解了。
1995年，捷克政府决定将国家最高奖项之一“功勋奖”授予米兰·昆德拉，他接受了，并公开说：“我很感动，也许可以说，尤为让我感动的是瓦茨拉夫·哈维尔（时任捷克共和国总统）给我的信。特别是信中的这样一句话：他把这次授奖看作是给我与祖国，和祖国与我的关系，画了一个句号。”2008年，米兰·昆德拉获得捷克国家文学奖。
在他被取消捷克国籍整整40年后，2019年，捷克驻法大使代表捷克政府，将捷克国籍正式归还给了昆德拉与夫人。
昆德拉去世后，捷克总理彼得·菲亚拉表示：“米兰·昆德拉是一位影响了各大洲几代读者并享誉全球的作家。”“他不仅留下了著名的小说，还留下了重要的散文作品。”
“为翻译而写作”
据王宏图介绍，中国作家和学者对昆德拉的争读，始于上世纪80年代。
1985年，美籍华人学者李欧梵在《外国文学研究》上发表《世界文学的两个见证：南美和东欧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启发》一文，将米兰·昆德拉和加西亚·马尔克斯一道介绍给了中国读者，还点到了他对反讽手法的精妙运用。不久后，作家韩少功与他的姐姐韩刚一起将英文版《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译成了中文，紧接着，景凯旋等人翻译出版了《为了告别的聚会》《生活在别处》《玩笑》……持续引起轰动。
此后，昆德拉俨然成为被国内翻译引进的最热门作家之一。特别是在2002年，上海译文出版社正式获得了昆德拉13种作品的独家授权之后，他的小说作品《告别圆舞曲》《笑忘录》《不朽》《好笑的爱》《庆祝无意义》、剧作《雅克和他的主人》、文论随笔集《小说的艺术》《被背叛的遗嘱》《帷幕》等，纷纷与中国读者见面。迄今为止，几乎他的所有作品，都已被译成中文，有些还不止一个经典版本。比如当年韩少功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和许钧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两个译名各有其拥趸，相互之间还会“打笔仗”。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由于昆德拉特殊的人生经历和写作生涯，对其作品的翻译“困境”，也反过来影响了他的创作。韩少功曾说：“昆德拉其实是一个为翻译而写作的作者。他写的东西都不是艰深冷僻的，英文版、法文版都很好读，很简易。”身为著名翻译家、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的许钧甚至想过，写一本“翻译造就了昆德拉”的书。他介绍，昆德拉用法语创作的作品，用词简单到“一个法语系三年级学生基本上都能毫无困难地阅读”。但这些词汇背后的涵义，理解起来却非常难。他认为，对昆德拉来说，翻译意味着对一种忠诚的坚守，“他绝不回到过去，一直走向未来，这一点他非常坚定。”
昆德拉生前从未到过中国，他与中国作家的交往也很有限，却跟国内的出版机构、翻译家保持着朋友般的联系。2003年，《世界文学》前主编、昆德拉随笔集《被背叛的遗嘱》中文译者余中先，曾经带着这本新近出版的译作前往巴黎，获邀拜访昆德拉夫妇。他回忆说，昆德拉会把法语原文翻到某一页，现场询问他“作品中的某一段如何处理”。这种对翻译细节的严苛，让余中先印象很深。
或许正如韩少功所言，“我们并不能理解昆德拉，只能理解我们理解中的昆德拉，这对于译者和读者来说都是一样，然而种种理解都不会没有意义。如果我们的理解欲求是基于对人类自由解放事业的责任感，基于对人类心灵种种奥秘的坦诚与严肃，基于对文学鉴赏和创作的探索精进，那么昆德拉这位陌生人值得认识和交道。”
“大隐隐于市”的晚年
晚年的米兰·昆德拉深居简出，拒不在媒体上露面，甚至几乎与外界不通音讯。北京大学燕京学堂院长董强作为他唯一的亚洲学生，是少数获准接近他的人之一。
7月12日晚，南都记者联系到董强时，他正在给法国知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勒·克莱齐奥写邮件——“他和昆德拉，都是我早年在巴黎时，对我影响巨大的作家，甚至是我迷茫时的精神支柱。此时此刻，我的心情十分沉重。”
2017年，董强最后一次和米兰·昆德拉见面。他向南都记者回忆，“当时，老师的身体已经抱恙，还坚持去地铁站接我。我见他的腿一瘸一拐，便关切地问他怎么了，他自己竟不以为然。我感到很心酸，但也不便多说。”
那次见面，两人聊得开怀。董强说：“我们聊到歌德因阅读了一本中国明清时期的小说受到启发，提出了‘世界文学’的概念，昆德拉谦虚地说，自己对中国的小说还不太了解。得知他的作品在中国很受欢迎时，他表示了惊讶，也深感欣慰。”
时至今日，中国读者对昆德拉的兴趣不减。如果说在昆德拉的作品被译入国内之初，曾经遭遇了某些误读或者佯读，现在更多人开始用一种更真挚、平实的态度，尝试走近这位文学大家。
2021年，法国作家让-多米尼克·布里埃所著的《米兰·昆德拉：一种作家人生》在中国出版，这是国内授权引进的首部昆德拉传记。记者出身的布里埃在书中收录了多位与昆德拉有直接交往的作家、译者、评论家等提供的资料与谈话内容，并以大量早年珍贵报刊文本为引证，描述昆德拉所处的历史时代，分析他的存在境遇及遭遇，追索其心路历程。
这部传记的中文译者之一许钧，在序言的结尾写道：“对于昆德拉，有各种矛盾的说法与评价；对他的小说，也有各种具有悖论性的解读。对于刻意回避公众、‘遮掩’个人历史的昆德拉，读者还存有不少的谜团……带着这一个个疑问，去读布里埃奉献给我们的这部《米兰·昆德拉：一种作家人生》，我们也许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某些答案。”
《寻找米兰·昆德拉》。
2022年，由法国记者、作家阿丽亚娜·舍曼写下的“手记”——《寻找米兰·昆德拉》，也有了中文译本。作者跟随昆德拉的人生轨迹，从东欧到西欧，从布拉格到雷恩，从科西嘉到美丽岛，在他生活过的这些地方捡拾拼图，也披露了很多解禁档案、影像资料和珍贵细节。去年夏天，鲁敏悉心阅读了这本书：“我觉得他这一生，有各种各样的波折、不足为外人道的经历，但是作为一个作家，他留下的文学作品和论述令人耳熟能详，至今还被不停地引用，我从同行、晚辈的角度来看，觉得也算是无憾的一生。他用他留下的作品告诉我们，写作真的有意义。”
对于昆德拉的小说创作，王宏图如是评价：“如果从文学史的渊源来看，他本人最主要的文学资源，我想应该是18世纪的法国文学，比如狄德罗这些人。他对文学更看重的不是情感的慰藉，而是理性与智慧，所以他的视野是一个智者的视野。他有一种反讽的、清醒的解构意识，期望揭示生活中的不确定性。”
出品：南都即时
采写：南都记者 侯婧婧 梁令菲 杨苓妍 实习生 刘思言 傅烨桐
编辑：陈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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