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生育率下降带来的社会经济问题，除了制订执行生育支持政策外，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面对社会上所担心的生育率下降可能引发的问题，经济学家、浙江大学区域协调发展研究中心（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研究员刘培林认为，应该寻找生育率之外的解决办法。他对南都记者说，从经济增长动力的视角来考虑，生育率是“芝麻”，生产率才是“西瓜”。相比于生育支持政策，更需要将提高劳动生产率作为新一轮深化改革的主线。

“我们需要对生育支持政策提升生育率的效度有客观的认识。”刘培林说，从世界多国过去半个世纪的趋势看，未来短时间内低生育率难以逆转。但他同时提醒：纵观20世纪中叶以来全球多国社会发展情况，越是高经济增速时段，劳动生产率的相对贡献就越突出。即便不处在人口红利潜在机会窗口期，依靠高生产率增速仍然能够实现高速增长。

因此，刘培林呼吁“生人不如解放人、发展人、激励人”。把现有人口的积极性、能动性充分发挥出来，充分提高劳动生产率，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抵消生育率降低带来的影响，保持经济持续增长。今年5月，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利用，稳定劳动参与率，提高人力资源利用效率。

经济学家、浙江大学区域协调发展研究中心（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研究员刘培林。受访者供图

“即使没有实施过计划生育，中国目前生育率也会出现降低”

通过对过去半个世纪全球各国生育率趋势的观察，刘培林发现，不管是高收入国家还是中低收入国家，生育率呈现普遍下降态势，高收入国家生育率甚至降低到父辈生育的子女数量无法和父辈人口数保持基本一致，即降低到人口替代水平之下（替代水平是指一对夫妇在其生殖年中拥有的子女数量能替代自己，全世界的替代率为每对夫妻生育2.1个孩子）。

他还发现，从过去半个世纪的趋势看，全球未来几十年内生育率很难逆转。更有可能发生的情况是，中低收入水平国家的生育率很可能也会继续降低。

为何全世界生育率普遍呈下降趋势？

刘培林引用奥戴德·盖勒教授在《人类之旅：财富与不平等的起源》的观点指出，工业革命以来，伴随着科学技术的持续进步、人均收入不断增长，对生育行为也产生相应影响：一个是收入效应，即父辈收入增加导致可用于子女养育的财力增长，这会导致生育数量提高。另一个是替代效应，父辈收入提高会增加养育孩子的机会成本。

工业革命早期，收入效应大于替代效应，生育率也不断提高。但是，19世纪70年代之后，人力资本回报率上升、两性工资率差异缩小，为满足社会需求家长必须增加对孩子教育等方面的投入、更重视后代的质量而非数量，替代效应逐渐超过收入效应，生育率开始降低。“这也正是中国生育率降低的主要原因。”刘培林告诉南都记者。

他还援引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人口学家蔡昉的观点，向南都记者谈道：回头来看，虽然说计划生育政策对中国目前的人口格局不无关系，但即使没有实行过计划生育政策，中国的生育率也会降低，“背后的根本原因，就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家长更看重后代的质量而非数量”。

统一增长理论将人类社会发展分为三个阶段：马尔萨斯陷阱时期（1750年之前）、后马尔萨斯时期（1750-1870年）、现代经济增长时期（1870年至今）。受访者供图

“生产率是‘西瓜’，生育率是‘芝麻’”

基于以上的分析，刘培林在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中直言：“保持人口规模不是唯一目标，也不是多目标中的最高目标，而只是众多政策目标当中的一个。”在他看来，当前制定生育支持政策时，需要兼顾其他目标，从而在生育政策和其他政策目标之间加以平衡。

他还呼吁，生育自主权是公民个人最基本的权利之一。提高生育率应在尊重人民群众生育自主权的前提下，实施奖励或补贴生育的政策，而不能采用惩罚性政策。

“我并不反对生育支持政策，但我们需要对生育政策提升生育率的效度有客观的认识。”刘培林说，从世界多国过去半个世纪的趋势看，未来短时间内低生育率难以逆转。

此外，面对生育率下降暴露出的社会问题，如社保体系财务可持续性受到影响、老龄人口占比提高之后，医疗研发体系需要投入更多资源研究老年疾病等问题。刘培林认为，除非将生育率提高到替代水平之上，否则，指望短暂性提高生育率应对社保体系财务可持续性问题，只能是把问题往后延迟一段时间而已。

他向南都记者举例称，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如果生育率不能提高到替代水平之上，现在通过短期性鼓励生育的政策多生出来几千万人，只能在这代人寿命周期内缓解养老体系财务压力，但这些人退休后，养老体系财务可持续性问题仍然会显现出来。

因此，面对社会上所担心的生育率下降可能引发的问题，刘培林认为，应该寻找生育率之外的解决办法。

他在《生产率重于生育率》论文中，详细对比分析了二战以来，32个发达及发展中国家的GDP、劳动力、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速之间的关系，得出20世纪中叶以来各国经济增长的一个典型事实：生产率重于生育率。

具体而言，人口年龄结构年轻化导致的人口红利和劳动生产率之间并没有确定关系。越是高经济增速时段，劳动生产率的相对贡献就越突出。即便不处在人口红利潜在机会窗口期，国家依靠高生产率增速仍然能够实现高速增长。

基于以上分析，刘培林认为，如果着眼于保持经济增长动力的话，那么，生产率重于生育率，前者是“西瓜”，后者是“芝麻”。就经济增长而言，把现有人口的积极性、能动性充分发挥出来，充分提高劳动生产率，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抵消生育率降低带来的影响，保持经济持续增长。

“生人不如解放人！生人不如发展人！生人不如激励人！”在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中，刘培林连用了三个感叹号。

“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高劳动生产率，是无悔的政策选择”

观察当代社会，刘培林对南都记者强调，应该从体制和政策上加以反思，通过什么样的措施能够打开人们试错的空间，让人们进行有意义的竞争，而不是意义不大的内卷、重复劳动，从而提高全社会的劳动生产率。

什么样的制度和政策能够促进创新，鼓励人们进行有意义的竞争，提高劳动生产率？

刘培林跟踪研究了企业家和创新者的发展机制，总结出提高生产率的两种机制：一种是细化深化劳动分工，另一种是开辟新的知识前沿。这两种提高生产率的机制都需要一系列制度和政策：

第一，要有鼓励创新、包容失败的社会氛围和教育理念，避免把企业家和创新者湮灭在摇篮里。

第二，保障劳动果实的安全性，让全体社会成员都有充分的积极性踏上自我发现的竞技场。

第三，保持社会流动性，让人们能够在自我发现的竞跑中变换跑道相互超越。

第四，随发展阶段提升精心设计社会安全保障网络和基本公共服务体系，让人们在自我发现的竞技场中敢于拼力奔跑，无惧摔倒，也让所有社会成员都具备上场的起码能力。

南都记者关注到，事实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一直是国家提倡和追求的目标。

刘培林告诉南都记者，今年5月召开的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首次提出了“人口高质量发展”，同时也提出了多方面内涵。在他看来，其中最为紧迫是：普遍地提高所有人的健康水平、技能水平，提高人们随着技术进步和产业更替习得相应技能的能力；同时，提高社会流动性，给所有人提供公平的、充分的参与机会，形成人人有能力、人人愿尽力、人人能尽力的局面。

“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充分解放人、发展人、激励人，提高劳动生产率，是无悔的政策选择。”刘培林说。

采写：南都记者 赵霖萱 发自北京

编辑：梁建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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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建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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