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秋雨落在了沙漠绿洲甘肃敦煌。当地人告诉我们,敦煌下雨几乎不会超过半个小时,这场稀稀拉拉下了大半天的雨,实属罕见。兰花奖入围者、外文局国际传播专家大卫·弗格森开玩笑说,这是他从老家苏格兰千里迢迢带来的水汽。
和大卫·弗格森一起来的,还有埃及前总理伊萨姆·沙拉夫、俄罗斯汉学家易福成、西班牙汉学家、翻译家雷林科。他们都是中国外文局主办的首届兰花奖入围者,这次齐聚敦煌是为了参加兰花奖系列活动之“走读中国·甘肃敦煌”活动。
两天半的行程里,作为随行记者兼半个翻译,我们很快就和几位学者“打成一片”,也因此看到了这些国际学者严肃学术身份外的另一面——走在鸣沙山景区里的月牙泉边,大卫突然回头,一本正经地开了个玩笑:“你知道吗,每天晚上都会有人提着桶往这个湖里加水,所以它(在沙漠里)才不会干。”
9月5日,首届兰花奖“走读中国”系列参访活动,埃及前总理伊萨姆·沙拉夫参观甘肃敦煌莫高窟。段崴 摄
9月5日,参访嘉宾欣赏《飞天》音乐剧。段崴 摄
西班牙汉学家再访莫高窟:“这是我此次中国行最喜欢的地方”
谈到敦煌,几乎人人都会立刻想到位于敦煌市东南方向的世界文化遗产莫高窟。毫不意外,我们此行的第一站就是莫高窟。
这是雷林科这辈子第二次参观莫高窟,上一次来还是二十多年前。刚踏入景区,她就笑着回头对我们说:“现在看着(和那会儿)完全不一样了。”
说话间,大卫已经坐到了河沿的围栏上,满脸笑容地摆着Pose,挥手招呼我们帮忙拍照。在他身后不远处就是沙山洞窟,围栏外边则是已经彻底干涸了的河道,如果不小心从围栏上摔下去,绝对会摔断胳膊或者腿。这位67岁的苏格兰绅士,坐在上面不仅毫无惧意,还不忘“贴心地”邀请63岁的雷林科一起来合影。
看着这一幕,我很难将这位“顽童”与《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至四卷英文版的润色改稿专家联系在一起。事实上,大卫·弗格森不仅是这四卷书籍的英文版改稿专家,也是中国外文局的国际传播专家,撰写了包括《从贫困到富饶:甘肃美丽乡村蜕变记》《生态北京,绿韵新城》等多部作品,并以多语种在全球发行。
大卫·弗格森在鸣沙山留影。南都记者 赵霖萱 摄
对大卫来说,这是一趟早应成行的旅途。两年前,为了写作《从贫困到富饶:甘肃美丽乡村蜕变记》一书,大卫来到甘肃采风。从北到南,他在甘肃的村庄间穿梭。可惜的是,受到疫情影响,采风之旅脚步匆匆,他一直没有机会一览敦煌莫高窟的盛况。这次借着兰花奖的契机,他终于踏上了这片土地。
“你手机有信号吗?能不能帮我开个热点?”还没进洞窟,大卫就等不及想将已经拍下的照片传给千里之外的妻子与儿子,分享莫高窟带给他的惊喜和震撼。
藏经洞、九层楼……一个多小时的参观结束,大卫意犹未尽。站在九层楼下,他抬头望去,嘴里念叨着希望能再多上一层楼、多看一洞窟。抬头望了一会儿,他转身对我说,下一本书也许可以考虑“写写敦煌和莫高窟”。
念念不忘的不止大卫一人。第二天下午,站在鸣沙山顶上,雷林科告诉我,莫高窟是此行她最喜欢的地方:“莫高窟拥有很多历史和人文,非常动人。”雷林科是西班牙著名汉学家、翻译家,在文学理论和中国古典文学领域学术成绩斐然。上世纪80年代,她来到北京大学求学,在北大一待就是四年。求学结束时,她不仅能熟练掌握现代汉语,更能读懂、翻译文言文。她骄傲地告诉我,她的研究方向就是古诗词等中国古典文学。
“不过现在中文不太好了。”雷林科有些不好意思,“我年纪大了,学语言能力就下降了,(再加上)没有(语言)环境,中文就不太行了。”这或许是她的谦逊之语。南都记者注意到,直到去年,雷林科还在从事《楚辞》的翻译工作,也仍旧被媒体公开评价为“中国古典文学西语翻译领域的‘当家花旦’”。
学生志愿者和雷林科(右)在莫高窟合影。段崴 摄
骆驼、属猴、罕见降雨:爬到鸣沙山最高处看风景
9月6日早上,向来干燥的敦煌下起了雨,大卫开玩笑说这是他从老家苏格兰千里迢迢带来的水汽。当地人告诉我们,敦煌下雨几乎不会超过半个小时,这场稀稀拉拉下了大半天的雨,实属罕见。
雨停初霁,我们一行人直奔鸣沙山月牙泉景区。景区位于敦煌市南,以典型的沙漠景观为主,月牙泉坐落其间。
来到沙漠,骑骆驼绝对不能错过。驼队载着一行人慢悠悠地绕着沙山行走,云层逐渐散去,阳光开始灼烧沙地。从骆驼上下来,转完了月牙泉,一天中最热的时候到了——67岁的大卫兴冲冲地跑去爬鸣沙山。他希望能站在最高处,全面了解整个敦煌的样子。
沙子堆成的山比石头山更难爬,因为沙子很松软,每一脚都会踩出一个深坑,需要费力气把脚从沙坑里拔出来,才能迈出下一步。为了让游客爬得轻松一点,景区特意建了一条登山梯,梯子踩上去更接近普通地面,爬起来省力许多。但登山梯很窄,无法并排行走,人们只能排成一列,一步一步地慢慢向上爬。
队伍很长,大卫很心急。于是,我抬起头时就看到了这样一幕:大卫放弃了走登山梯,踩着松软的沙子飞快地向上爬,一路不断超越踩着登山梯攀登的人。我试图跟上这个年长我40多岁的人的脚步,但一两分钟后,他的身影就已经消失了在我的视野里。
当我们终于气喘吁吁、大汗淋漓地爬到山顶时,大卫一边帮我托起背包,一边假意生气:“我都等了你们半小时了。”说罢,他转过身,指着远处更高的沙山山顶邀请我们继续爬,“更高处风景更好”。我喘着粗气摆手拒绝,他耸耸肩,转身往那边走。
大概是为了遮挡阳光,易福成不知什么时候把外套脱下来顶在了头上。易福成话不多,但一开口就能听出他的中文极好,儿化音非常标准。他是俄罗斯人,也是莫斯科首家孔子学院——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孔子学院创始院长。他主编的《汉语自学手册》在俄罗斯被广泛使用,深受俄罗斯汉语学生和老师的好评。
大卫和易福成一前一后向更高、更远的地方走去。看着两个人的背影,我突然想起大卫在闲聊时曾经说,他属猴,父亲、儿子也都属猴,自己是个“猴子”,小时候爬树、攀岩都很牛。
雷林科(左一)、易福成(中)、大卫·弗格森(右一)在鸣沙山月牙泉景区。南都记者 莫倩如 摄
敦煌的日落很晚。我们一行人从鸣沙山上下来时,天气依然干热。坐在树阴下休息时,我观察到,易福成虽然话不多,但随时随地都会抓住学习汉语以及中国文化的机会。他会指着路边饮料店的牌子问我们含义几何,也会因为一句不太理解的俗语反复询问。
随时随地对中国文化感兴趣、想学习,这个特点不只体现在易福成身上。闲聊时,有人偶然提起了一句中国俗语“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大卫立刻回头,询问我们这是什么意思、应该如何翻译。
大卫告诉我,刚开始学中文时很有信心,觉得自己身处中国,有沉浸式语言环境,很快就能学会,就像他此前学法语一样。“但我开始学习中文时年龄已经太大了,中文这门复杂的外语很难学会了。”他有点遗憾地说。不过,和十几年前相比,除了中文之外,他已经从“完全不懂中国”成长为“中国通”。他行走过浙江、甘肃、北京等中国省份,出版了多本中国相关的书籍,手上还有一本正在编写的中国城市相关书籍,大卫告诉我,兰花奖活动结束后,自己还会继续走访中国、完成这本书。
短暂休整后,我们坐上了返回酒店的车。两天半的故事也快要画上句号了。看着车窗外逐渐远去的鸣沙山,听着车里中英混杂的交谈,我突然理解为何兰花奖会邀请这些国际学者“走读中国”:
在这座沙漠小城,几位兰花奖入围者与无数背后努力工作的人们,再一次告诉我们,无关语言或国籍,文化交流是打开心门的钥匙。平等对话、互相尊重、彼此欣赏,在行走中就能收获爱和友谊。
采写:南都记者 赵霖萱 莫倩如 发自甘肃敦煌
编辑:梁建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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