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杰 中国政法大学比较法学研究院教授

近年来，我国网络直播行业取得长足发展，既推动了传统产业升级，也构建了新的生产生活方式。同时，在行业规模快速增长过程中，出现了一些诸如传播违法违规或违背公序良俗内容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社会各界纷纷建言献策，也有声音建议为网络直播强制设置打赏限额。

为网络直播规定打赏限额，实际上是一种价格管制措施，这种管制并无法律依据。我国价格法第18条规定，对下列商品和服务价格，政府在必要时可以实行政府指导价或者政府定价：（一）与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关系重大的极少数商品价格；（二）资源稀缺的少数商品价格；（三）自然垄断经营的商品价格；（四）重要的公用事业价格；（五）重要的公益性服务价格。网络直播并不属于价格法明确限定的价格管制对象，而是属于“应当由经营者自主制定，通过市场竞争形成的价格”之列。实施价格管制应该限制在“极少数商品和服务”（价格法第3条）上，且应当经由法定程序形成中央定价目录和地方定价目录。商品或服务只有在被纳入定价目录后，才真正属于可以实施价格管制的对象。网络直播未列入当前中央或省级定价目录，原因在于直播行业并不符合实施价格管制的条件。

作为一种强大的经济干预措施，价格管制意味着价格不再能够发挥供求关系指示灯的功能，“主要由市场形成价格的机制”不复存在，故而只能限于特殊情况，例如涉及国计民生的商品或服务出现了供求关系极为紧张的情势。其余情况下，价格应当交由市场决定。网络直播就属于后一种情形。从市场经济运行规律来看，为直播打赏设定限额，意味着打赏金额不再能够准确反映消费者对直播内容的评价，主播（及其幕后团队）的劳动无法收获依市场原则应得的回报。优质内容的供给可能因此遭到抑制，低成本的平庸内容乃至低俗、恶俗内容的传播得到变相激励，其结果恰恰是公众不愿意看到的“劣币驱逐良币”。

在如何看待直播打赏问题上，现实中存在着这样的认识误区：一旦直播方收到的打赏达到较高金额，就认为其所获超出了其应得，进而认为其中存在某种不当操作。而事实上，大量直播活动无论在内容的广度上还是品质上，都不逊于传统媒体精心制作的节目。当代艺术和传统艺术（包括非遗等传统优秀文化）在直播平台上竞相绽放，大量有表演才能的人获得了直面观众的舞台，直播制作本身也越来越趋于精细化。优质的直播常常意味着团队协作和较高的制作成本投入，而绝不只是镜头前主播的一己之力。而在无法获得充分回报的情况下，直播内容制作也就难以实现良性循环。作为一种新型文化消费形态，网络直播的价值应该更多交给市场去检验，对其持包容的态度也许更为合适。

一刀切地设置打赏限额，还可能导致另一种风险的发生：如果直播一方无法在平台上取得应得的报酬，可能会想办法绕过平台，寻求与消费者发生“场外”交易的机会。对于网络直播治理而言，平台常常发挥着关键性作用，此时反而被排除在外，这显然不是一种理想的结果，可能对直播生态治理带来更大挑战。

应当看到的是，无论从主管部门的治理行动还是实践中发生的各种争议来看，网络直播乱象并不指向打赏。网络直播领域的治理重点是“色、丑、怪、假、俗、赌”等违法违规内容的制作传播。在执法部门历次治理行动中，整治重点主要为以下三方面：其一是“开屏页面呈现各种打色情擦边球的‘泛黄’、低俗内容”“热门、交友、跳舞、户外、附近等频道推荐页面信息不良呈现问题”“游戏类直播平台开黑等频道推荐页面呈现陪玩陪练信息”等；其二是直播平台设置“性感”“诱惑”等等庸俗媚俗频道，或开设抽奖、竞猜、返利、夺宝等活动变相实施博彩诱导用户参与赌博行为；其三是群聊环节、动态、广场、评论弹幕等环节低俗、涉毒涉赌、非法引流导流等违法和不良信息。相对于以上治理举措和对象，以打赏限额作为直播治理基本思路，并不能起到期望的效果，还可能会对产业发展造成不小的冲击，因此应保持审慎。

引导用户理性消费的初衷是好的，不过，强制设置打赏限额这一想法将消费者看做缺乏学习和辨别能力、容易上当的孩童。这样的假定既不符合事实，也不利于消费者的成长。让消费者在真实的市场环境中学会理性决策，自主作出购买决定，才是尊重市场经济法则的做法。成熟的市场经济要求有理性成熟的消费者群体，而消费者走向理性成熟也依赖于真正的市场环境。

对打赏限额的提法应当持审慎态度，力戒将其看做网络直播治理之灵丹妙药，尤其需要避免不分情况的一刀切式设置打赏限额。坚持这一原则并不是要对直播打赏一律放任，而是应当有针对性地整治打赏失度问题。现实中，需要进一步完善以信用治理为导向的分级分类管理，重点防范诱骗打赏、MCN机构、网络主播等诱导“假粉丝”刷礼物等行为，坚持不懈地整治未成年人打赏问题。此外，直播平台也应当采取上线消费提醒功能等举措，提醒用户理性消费，减少非理性打赏情况，助力直播行业健康发展。

编辑：许文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