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背景下，如何实现残障人士在大湾区的无障碍流动，正引发社会各界关注与讨论。香港作为中国较早开展无障碍建设的城市，有哪些经验值得内地学习？无障碍建设又可以如何推动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

南方都市报近日推出“有爱无碍·蓝皮书访谈录”，盘点珠海无障碍城市建设成效，邀请社会各界就珠海如何加快推进相关工作建言献策，共同展望“有爱无碍”美好未来。

本期的访谈对象是法律博士、北师港浸大校长助理、副教务长、研究生院行政处长林恬在。她介绍，香港通过落实“反歧视”法规、发动社会组织力量，较好地实现了对残障人士权益的保障；她认为无障碍建设有利于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通过“人人平等”理念的普及，实现三地居民心灵契合，社会各界应当尽己所能，共同构建一个具有包容性的社会。

南都：您在内地工作生活多年，如何评价内地的无障碍建设水平？

林恬在：内地近年来发生了很大变化，无障碍设施的建设确实更加完善了。我记得十年前来到珠海，在公共场所看到无障碍卫生间的频率并不高，可能因为一个场所没有出现过残障人士，大家就不会主动想到去专门做无障碍建设，近几年再来到珠海，可以明显感受到无障碍卫生间等其他设施的普及。

珠海市香洲区岭南社区公园的轮椅坡道。

相较于香港，内地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城市空间相对较为宽阔，而且因为经济的持续增长，很多建筑能够在前期的设计、建设阶段，就将无障碍元素融入其中，基于无障碍理念进行调整、改造也较为方便。

南都：以您在香港生活的经历来看，香港人对香港的无障碍建设水平满意吗？

林恬在：相较于“满意”，我觉得大家可能更偏向于“可以接受”。香港确实在公共场所建设了很多无障碍设施，但是它是否真的能完全满足残障人士需求，这个就不好说。例如，一些公交车在出入口设置了低位装置，可以把台面降下来，轮椅就可以上车了，但不一定每辆车都有这种装置，这种车的班次也不一定够。

而且，由于香港城市空间相对较小、人口较为密集，加上很多建筑已经建成很长时间，开展无障碍改造会存在困难。

以住宅为例，由于社会制度、个人观念上的差异，同样一栋旧房子放在内地，改造进程会相对较快，而放在香港，就算80%的住户同意改造、政府也愿意出资，但只要有一个人有不同意见，改造就很难推进。事实上，许多残障人士因为经济条件较差，往往也无法承担住宅改造费用。

相对住宅而言，餐厅、电影院、学校等公共场所的改造要容易一些，但也有部分场所的改造存在堵点，例如菜市场，摊贩都把菜摆在走道上，坐轮椅的人就不好通行了。我想无论是内地也好、香港也好，大家都还得慢慢努力。

南都：香港和内地针对残障人士的法律保障，有哪些差异？

林恬在：我个人的理解是，两地法律的切入点存在不同。比如内地的《残疾人保障法》，顾名思义，就是强调保护残障人士，为他们融入社会提供支撑；香港的《残疾歧视条例》则是换了一个角度，强调不可以歧视残障人士。

对于建筑的无障碍，《残疾歧视条例》以及香港其他关于建筑的法规，也是基于这一角度作出了规定。简而言之，因为公共场所不可以对残障人士造成歧视，所以应当通过完善设施建设，保障他们出入公共场所的安全与便利。总体而言，我觉得两地的法规都是为了构建一个具有包容性的社会，让所有人都有机会参与社会生活，可以说是有异曲同工之妙。

南都：这种基于“禁止歧视”角度的法律，在香港还有哪些？

林恬在：在香港，这种角度的法律还包括《性别歧视条例》《家庭岗位歧视条例》及《种族歧视条例》等，内在逻辑都是强调不能因为人的某些特征而歧视他们。比如为了防止求职过程中的性别歧视，基于香港法律，雇主不能要求求职者在简历中提供照片、性别，如果雇主在面试时询问求职者的婚姻、生育情况，求职者有权起诉雇主。可能某些雇主会旁敲侧击、变相地询问，但在法律的约束下，更多的雇主还是会把注意力放到求职者本身的工作能力上。

香港《残疾歧视条例》。

当然，有这些法律是一回事，当事人愿不愿意运用这些法律又是另一回事。比如说，残障人士想去某家餐厅，这家餐厅表示自己没有无障碍设施，从我的观察来看，在现实生活中，残障人士依据《残疾歧视条例》起诉这家餐厅的概率并不大。如果真的要全方位保障残障人士的权益，政府必须运用更多的资源，做好对公共场所的监督，但政府有没有这么多的资源，也是一个问题。

南都：目前内地完成了全国层面的无障碍环境立法，珠海也完成了区域层面的立法，基于您的观察来看，内地、珠海应当如何落实相关法规？

林恬在：我认为应当强化监督的力量，敦促建设项目或服务的主体做好无障碍建设。比如说，执法单位可以更加主动作为，类似于巡查消防设施、环境卫生，对公共场所的无障碍设施、服务配备情况进行巡查，对不达标者进行处罚。

同时，相关单位要加大法律的落实力度，明确执法主体与罚则，并通过相应机制设计，保障有需求者的合法权益。

香港“平等机会委员会”官网。

比如在香港，如果发现有公共场所没有设置无障碍设施，当事人可以通过“平等机会委员会”进行投诉。“平等机会委员会”是一个独立法定机构，负责执行包括《残疾歧视条例》在内的4项反歧视法例，它可以协助当事双方调停争议，也可以代表当事人提出法律诉讼。如果当事人认为政府部门在相关工作中行政失当，还可通过“香港申诉专员公署”进行投诉。

南都：内地近年来正持续探索，如何将社会各界力量融入社会治理工作。香港的社会力量是如何参与无障碍建设的？

林恬在：相对于内地，香港算是“小政府”，这也使得香港社会工作事业发展较为成熟，各个领域都有对应的社会组织。残障人士如果在生活中遇到困难，可以到这些组织寻求帮助，比如“香港明爱”“香港复康会”等。一些组织是依靠特区政府拨款支持，更多的组织则是自行筹款，或者本身具有宗教背景。

总的来说，这些组织都是非盈利的非政府组织。很多组织规模其实并不大，服务范围最多也就覆盖香港的一两个区，但支撑起了香港的很多社会服务，也在一定程度上分担了政府对公共场所的监管职能。

南都：您认为香港在无障碍建设领域的经验，可以为内地开展工作提供参考吗？

林恬在：我觉得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在香港，政府不是“大包大揽”，一些推动性、监督性的工作是由社会组织完成，再加上法律的保障，使得相关工作能真正落实。相对来说，内地很多社会服务或社会治理事项更依赖于政府，好像只有政府投放了资源，很多措施才能落地，但政府本身工作任务繁杂，如果再要求政府完全负责无障碍建设，很难确保最终工作质量。而且在此过程中，如果出现涉及政府部门自身的问题，如何让监督落到实处，也是一个问题。

当然，我们也看到内地近年来大力推动检察机关公益诉讼制度的落实，监督力量得到了强化，《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出台之后，各地也在陆续推动成立“无障碍促进会”这样的社会组织，它们在宣传无障碍理念之余，也正逐渐成为政府部门调查、了解无障碍建设情况的抓手，相信这些举措可以让大家更有效率地推进工作。

南都：我们现在很强调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您认为无障碍领域的交流与合作，能不能成为湾区融合的一个纽带？

林恬在：我们肯定需要这样的纽带，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应当惠及全民，不可能也不应该排除特定群体。产业、人才的集聚与交流，是推动区域融合发展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唯一的因素，这个社会毕竟还是普通人居多，只有来自不同地方的普通人实现心灵上的契合，这个区域才能算作真正的融合发展。

珠澳两地多个组织开展“珠澳共融无障碍出游”活动。

所谓的“融合”，其实就是站在对方的角度多做考虑。一方面是不同地域的融合，比如残障人士在内地和港澳间的往来，通过无障碍建设标准的完善、对接，让大家有无缝的体验，能够适应不同地方的生活；另一方面是残障人士与一般人的融合，通过无障碍理念的普及，让大家意识到彼此是平等的，从而实现心灵契合。

南都：作为一位教育工作者，您认为应当如何将无障碍理念融入到教育当中？您希望您的学生能在无障碍建设过程中，发挥哪些作用？

林恬在：社会是由不同的人组成的，无论男女老幼、健全或者残障，大家都是平等的。我希望我的学生能够保持“人人生而平等”的理念，并且把这种理念传递出去，也希望大家不要因为自己帮助了残障人士，就把自己放在一个多么高、多么强势的位置，抱着“怜悯之心”去看待残障人士。有怜悯之心不是不好，但一直以怜悯的目光看待残障人士，他们又如何实现自立自强？

每个人都会有不方便的时候，遇到困难大家多换位思考、多互相帮助，平常生活中平等对待彼此，这样就可以了。如果大家能尽己所能，比如通过加入一些社会组织，去助力无障碍建设，这是最好的。实现绝对的平等或许很困难，但我们仍然应当持续追求平等，在此过程中消弭所谓的“强与弱”，共同构建一个具有包容性的社会。

“无障碍城市建设深调研”系列报道

统筹：王靖豪

调研组成员：张景淞 曾奎达 韦锐佳

编辑：王靖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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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障碍城市深调研

本文作者

王靖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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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都市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