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记者从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获悉,5月28日,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位博士、该所退休研究员马中骐因病在南京逝世。1940年3月,马中骐生于上海。
2018年,南都记者曾在广州专访马中骐,他的电脑里还保留着博士论文答辩录像,他向南都记者回忆了“首博”诞生的过程及过去多年与求学科研有关的日子。
当时年近八旬的他仍在做科研。老人平静而快乐地总结,“我这辈子一直很努力,尽管有时候条件很不好。我的兴趣就在物理,做喜欢的事情,有了一些成果,就一直觉得很幸运。”
“10001”号首博证书诞生
1940年3月,马中骐生于上海。16岁那年,他考入兰州大学。后来进入北京大学深造,师从物理系教授胡宁。
1978年,已38岁的马中骐,再次报考研究生。胡宁当时还兼任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教授,马中骐决定报考高能所。从导师名下70个报考者中胜出,成为被录取的两名学生之一。
1980年,全国人大讨论建立学位制度。教育部决定率先在中科院、中科大、复旦大学等科研院所和高校设立博士试点,培养出首批“中国博士”。
胡宁立马找到马中骐,第一个为他报名博士试点。当年8月,马中骐接到通知,“要写博士论文,12月交稿”。论文成稿被送到国内多个从事粒子物理研究的重要专家手中,国外则请杨振宁、李政道帮忙把关。
1982年2月6日在高能所举行的博士论文答辩会会场。
1982年2月6日,国家举行首次博士论文答辩,所有人见证了这次超豪华阵容的答辩委员会———“两弹一星”元勋彭桓武担任答辩委员会主席,胡宁、朱洪元、戴元本、谷超豪四位学部委员和侯伯宇、李华锺两位顶尖教授担任答辩委员。
马中骐电脑里曾保留着当时的答辩录像。讲台上,他自信地在黑板上不停书写演算,时而俯身播放幻灯片演示论文内容,“当过老师,这次答辩就像讲一堂课一样,没有一点紧张”。
答辩委员会导师现场进行无记名投票,一致认为马中骐的论文符合博士论文要求。时任中科院数理学部主任、学部委员的核物理学家钱三强签发了他的博士学位证书。
这本紫红色封面、印有金色国徽的证书上,醒目地标示着“10001”编号———马中骐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位中国自主培养的博士。
“10001”号博士证书。
当日,包括马中骐在内,共有11人获得博士学位。第二年,又陆续有7名博士通过了答辩。这批人中,1人获得工学博士学位,17人获得理学博士学位。
首批18名博士的产生,在全国是件鼓舞人心的大事。“首博”们也受到了特殊礼遇———1983年5月27日下午,新中国首届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
作为“10001”号博士,马中骐还有一个特殊的任务———代表所有被授学位的博士、硕士在主席台发言。“稿子改了七八次,在台上一直默默地背稿子,其他人讲什么都记不得了,比较紧张,就怕出错。”
当年,一位远在国外读书的兰州大学校友在报纸上看到了马中骐获得博士学位的新闻,“我就给他去信,特别为他高兴”。在他的眼里,这个博士学位有更重的分量,“我到国外去,人家问我拿的什么学位,我说不清楚,以前的硕士很多人没学完”,第一个博士学位“太难得了,太激动了”。
如今,这本证书收藏在国家博物馆。2018年,马中骐主动把博士学位证书,连同授予大会的请柬门票、主席台的坐票、次日钱三强组织座谈会的请柬和1991年获得“突出贡献博士学位获得者”的证书,一并捐给了国博。“我年纪大了,将来走了就成了废纸,这是一个历史阶段的标志,留给国家或许有用。”
跟杨振宁学习合作
“拿到博士学位不代表这辈子就成功了,而是证明我们掌握了初步独立科研的能力。“第一号”不代表我有多了不起,只是按照博士论文通过的时间顺序我排在前面。”马中骐说。
博士们在台前的高光时刻过去,身后的“研究所”才是他们毕生“目不窥园,兀兀穷年”的大舞台。
位于北京长安街延长线上的玉泉路19号是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所在地,与研究生院仅一墙之隔的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就是马中骐博士毕业后工作的地方。1984年9月,在大洋彼岸的杨振宁教授邀请马中骐到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做访问学者,历时一年半。
马中骐到美国上班的第一天。“你准备做些什么工作?”杨振宁在办公室里接待马中骐,率先发问。“我原来是搞磁单极的”,马中骐答道。
“这个工作可以做,但这是在别人后面做做而已,你应该搞重要的工作,基本的工作就是重要的工作。”“Levinson定理是一个基本问题,我最近发现了一个新的研究方法。”杨振宁递给马中骐一篇文章,让他拿回去仔细研究。
2004年,马中骐在清华大学杨振宁先生家讨论理论物理问题。
这次交流,意味着杨振宁给了马中骐研究题目和研究方法,他丝毫不敢怠慢。两个半月后,他看完了杨振宁给的133页计算稿,彻底弄懂了内容。他把Levinson定理的研究成果写成文章公开发表,后来,被国际专家在相关教科书中引用。此项研究也获得了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二等奖。
跟杨振宁学习合作的日子,对马中骐产生了深刻影响。“看到大物理学家是怎么搞科研的,受益匪浅。虽然杨先生看到的问题别人也能看到,但杨先生能够准确抓住重大问题,想尽各种办法来达到目的。而且善于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利用所有人的科研成果来帮助解决问题”。
马中骐也把“基础问题就是重要问题”作为科研的准则,在量子N体系统转动自由度的分离和量子群研究方面取得突破成果。杨振宁曾打趣地评价他,“大科学家的工作就像一座小山包一样,耸立在河道里。马中骐的工作就像一个小砖头,大水来的时候,泥沙都随着大水冲走了,但他的砖头留下来了,所以他做的是扎实的可以留下来的工作。”
高能所的工作主要是物理研究,由于喜欢教书,马中骐每年也在研究生院承担了120个学时的课程,整整20年,讲课直至退休。他曾被国家教委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为“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并获王淦昌物理奖等多个奖项。
“第一批博士试点是挑选出来的,是我国学位制度建立的历史印记,铭记了一代知识分子的拼搏与奋进。我们这批人在获得博士学位后,仍在各自领域里拼命干,并没有辜负这个身份。”马中骐说。
年近八旬仍做科研
学位授予仪式后,18位新中国第一批博士各赴前程,在全国各地扎根。
博士于秀源一直热心张罗着,期盼组织一次18人的回首重聚。终于,2010年,在学位条例颁布30周年之际,18位博士再度相聚杭州。
“期待啊,大家都很兴奋”,马中骐也如约前来。聚会上,一位博士指挥大家还原当年授予仪式拍照时的站位顺序,留下了一张27年后的合影。
于秀源提议,每人都写下一句话,纪念首批博士的诞生和重聚。马中骐想了想,写下“肩负历史的责任,用一生奋发努力,回报人民的期望,我们感到光荣、满足和自豪!”
2013年,博士王建磐在上海又组织了一次聚会。大家年岁渐长,行动不便,这次只有10位博士到场。聚会上,也有一些学生做伴,他们中有人问马中骐,“看了很多书,一直找不到研究方向,要怎么做出科研成绩?”
马中骐答得干脆,“搞科研的人最重要的是兴趣,基本问题就是重要问题,老老实实做工作,一定要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对这个事情有兴趣。”
这个似乎被反复言说的道理,确实是马中骐自身深刻的体验。
物理学中有一个概念叫做δ函数:一个点电荷体积为零,电荷聚焦在一点,电荷密度处处为零,但在这一点上趋向无穷大。“我的智商和兴趣就像是一个δ函数”,马中骐兴奋地说,“我在我的领域比较精通,离开了什么都不会,我就喜欢动脑子!”
2005年从高能所退休后,马中骐的兴趣还在延续,一刻没有停下。后来,为了方便日常生活,年近八旬的他搬入了养老社区。每天早起工作一阵后,上午10点准时去游泳,午休后再“算算东西”。他没有科研任务在身,每天计算证明的都是过去物理研究中遗留的、感兴趣的问题。2017年底,他刚刚交付了一本英文书稿,“我对群论方法又有了新的进展和发现”。发稿后,又证出了一个定理,他兴奋地赶紧把英文书稿中的“I believe”改成了“I have proved”。2018年,他又投入到另一本中文新书的写作中。
他从来不是深藏高阁的“物理学家”。在养老社区,每天最开心的事,就是和“观念相近”的老人吃饭时一起聊天。U盘里有珍藏的经典电影,他主动贡献出来,拿到小剧院里和其他长者一起分享。
晚上他习惯看一会儿电视,大多是新闻节目,偶尔瞥几眼电视剧,也会俏皮地评论,“现在的不好看,演得太假”。
2018年接受南都记者专访时,回望过去大半个世纪,马中骐的记忆翩然穿行在厚重的历史岁月中,抖落的回忆大多是与求学科研有关的日子。
说了好多故事,老人平静而快乐地总结,“我这辈子一直很努力,尽管有时候条件很不好。我的兴趣就在物理,做喜欢的事情,有了一些成果,就一直觉得很幸运。”
出品:南都即时
采写:南都记者 张林菲
编辑:张亚莉,张倩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