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法治建设进入到更加高质量、体系化、细分化的发展阶段

南都：2024年是基于TCP/IP的互联网诞生50周年，也是中国全功能接入国际互联网30周年。在您看来，我国网络法治建设有哪些主要变化？

李晓东：我国是拥有全球最大规模网民的国家，也是互联网应用使用和创新最为活跃的国家之一。半个世纪以来，全球互联网发展先后以网络互联、网站互联、数据互联为基础特征。我国互联网起步于上个世纪90年代，网络法治建设也开端于此。我国网络法治建设工作一直在积极顺应互联网发展的趋势和特征，致力于治理不同阶段所面临的关键问题，历经了网络法治建设起步阶段、网络法治建设快速发展阶段和网络法治建设高质量发展阶段三个时期。

网络法治建设初期，在网络互联和网站互联方面，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中国互联网络域名注册暂行管理办法》等与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相关的法规。随着门户网站兴起推动网络信息服务迅猛发展，网络法治重点转向网络服务和内容的治理，如通过《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等。

党的十八大以来，网络法治建设工作进入到更加高质量、体系化、细分化的发展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陆续出台。当前，中国网络立法加速推进、网络法律体系基本形成并不断完善，网络执法不断深化，网络司法深入开展，逐渐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网络法治道路。

经过30年的安全治理体系探索构建，我们已经为行业高质量发展装好了刹车，未来发展要加强战略把控和预测分析，通过科学有效的调控手段规避潜在风险，保障行业发展沿着正确轨道稳步前行。

数据、人工智能的治理制度具有创新性引领性

南都：正确应对和解决数据、信息、知识之间的关系，是网络法治工作始终离不开的问题。我国在引领全球网络法治与制度建设上有哪些创新举措？

李晓东：我们知道过去30年恰恰是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30年，这30年我们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充分利用互联网获取大量的知识和数据，提高我们整个社会的生产效率。我们获取知识的效率从数年、数天、数小时，到现在的话可能数毫秒就可以拿到非常高知识密度的数据，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随着互联网发展进入到以数据互联为特征的新阶段，数字经济进展到数据和应用解耦的新时代，面对新的战略发展趋势，亟需新的法律制度和基础设施等以支撑完成数据的跨域互操作和互联交换。在此背景下，我国开创性提出“数据要素”概念，制定《数据安全法》等法律法规，印发《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提出“畅通数据资源大循环”，确立数据资源在数字中国建设中的核心地位，印发《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从产权、流通和交易、收益分配、治理等不同维度推进数据基础制度建设，在全球范围都具有引领性、创新性。此外，为应对和促进基于数据驱动的人工智能，特别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前沿技术的发展，我国制定了《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等，促进生成式人工智能健康发展和规范应用，在国际上也具有领先性。

携手促进网络法治国际交流合作

南都：作为全球化和互联网发展红利的受益者，我国始终坚持开放共享，在网络法治国际交流合作等方面贡献哪些智慧与经验？

李晓东：在网络法治建设中开展国际交流合作、参与国际网络法治规则建设、搭建网络法治国际合作平台，我国与全球各国携手推进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一方面，作为联合国框架下网络空间国际治理进程中的重要支持者、参与者和推动者，我国多次建设性参与《联合国打击网络犯罪公约》谈判、信息安全开放式工作组讨论、《全球数字契约》制定、联合国互联网治理论坛等，并取得一系列积极成果。另一方面，基于我国发展成功经验，面向国际社会发布《G20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金砖国家网络安全务实合作路线图》《全球数据安全倡议》《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等中国方案，积极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

2014年开始，我国连续举办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邀请各国、各界代表参会讨论网络空间治理等相关议题，并发布《乌镇展望》《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概念文件和《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行动倡议》等，凝聚各方力量搭建网络法治领域的国际交流平台。未来，我们需要在找好发展和治理之间平衡点的同时，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的力度和范围。

出品：南都大数据研究院

采写：南都记者 袁炯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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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

袁炯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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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都市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