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25年要“高质量完成国有企业改革深化提升行动，实施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指引，加快建立国有企业履行战略使命评价制度”，为国有企业改革指明了方向。2025年是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的收官之年，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城市更新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富申评估咨询集团董事长樊芸聚焦国企改革议题，带来多项建议。

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城市更新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富申评估咨询集团董事长樊芸 受访者供图

樊芸在调研中发现，部分国有企业存在审计频繁，监管过度、低效监督等现象。国有企业一年至少要经历七次审计巡视检查，同一个业务被反复检查，岗位工作人员疲于应付，但未必真正把实际工作落到实处。为此，她建议增强监督协同、发挥监督合力，分类审核审计反馈问题，贯彻落实监督部门间的会商机制等。

长期以来，国资国企工作受到党中央高度重视，是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监督对象。据了解，自2023年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启动以来，截至2024年底，改革主体任务平均完成率已超70%，显著的阶段性成果为今年的冲刺收官奠定了基础。

与此同时，樊芸也注意到，目前国资国企仍然存在一些影响其发展活力和内生动力的顽瘴痼疾，一些企业资产收益率不高、创新能力不足、价值创造能力减弱等问题突出，与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不适应。在此现状下，国企体制内存在的过度监管、低效监管问题值得关注，具体分为三个方面。

一是存在监督过度、低效监督现象。当下，部分单位存在审计频繁，监管过度、低效监督现象，内外监督轮番上阵。樊芸在调研中发现，国有企业一年至少要经历七次大大小小的审计巡视检查，同一个业务被翻来覆去地查，岗位工作人员疲于应付，却未必真正把实际工作落到了实处。

同时，受监督范围影响，跨部门体制机制存在问题，相关岗位工作人员不得不花大量时间向检查人员介绍业务、翻查资料、解释证据，导致“治理空转”现象，这种监管模式往往注重管理形式，而忽视了管理实质。加之在执行中存在偏差，导致部分企业级岗位工作人员对监督工作存在一些担忧。

二是国资企业考核指标需“松绑”。樊芸认为，当前国资国企考核指标存在指标体系过于全面、指标权重不尽科学、指标标准未能充分考虑行业特性、对下属企业缺乏分类或有效分类不足、分类指标设置不精准等问题。

例如，某地区因资源环境限制和发展需要，主打外向型经济，部分国资国企对外投资、拓展海外业务。然而，受评价体系限制，该部分业绩无法被纳入考核，岗位工作人员考核指标难以达成，也不利于统一大市场的建立。目前该地区国企大部分都已改制为上市公司，其业绩被归并为上市公司或母公司的利润，增加国有资本经营收益，不将业绩纳入指标考核会影响企业及员工的业绩水平和积极性。

三是支持地方积极探索更有效的监督模式。经樊芸调研，此前有地区审计部门采用分类管理模式进行审计的方法值得肯定，但该模式后被叫停，实为遗憾。国企员工在任用和公示时，一旦被举报，即使后来核实没有任何问题，也对其产生较大影响。

樊芸认为，在容错与包容机制难以落地的现状下，国企员工迫于隐形压力，可能不愿冒险求进。同时，国资国企在与民营企业合作时，因担忧国有资产流失以及审计问题，也不敢与民企建立合作关系。

针对上述问题，樊芸今年提出多项建议。

首先是进一步明确国企的地位和身份。一方面要细化国资国企相关专项法律法规，在主体资格、调查取证、执行等方面作出详细规定。要切实保障国资监督工作的职能得到真正发挥，需进一步明确国资委属性、职能及监管范围，改革完善国资监管、出资人的管理职能。

恰逢今年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国资国企不应局限于“经济稳定器”的传统定位，还要延续经济责任，实现管理创新，释放内生动力；同时肩负政治责任，成为创新发展的引领者和战略安全的维护者；承担社会责任，为民生保障提供服务，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其次是优化监督体系，关注事前培训辅导，并在过程中积极给予帮助和指导，把相关问题杜绝在萌芽状态。

樊芸建议，纪检监督及审计部门要抓准关键，持续深化“大监督”格局，加强内部与纪检监察、巡察、组织人事、合规、风控、财务等其他内部监督力量的协作配合，建立信息共享、结果共用、重要事项共同实施、问题整改问责、共同落实等工作机制，使各类监督力量优势互补、同向发力。同时，减少重复监督、增强监督协同、发挥监督合力，分类审核审计反馈问题，继续贯彻落实好监督部门间的会商机制。

樊芸认为，国资国企要把追求内在价值、长期价值作为监管考核的主攻方向。优化国有资本考核与评价机制，建立健全适应创业投资行业特点的长周期考核评价机制，强化全流程管理。探索实行“一业一策、一企一策”考核模式。

在健全分类考核评价体系方面，根据企业不同功能作用，设置更有针对性、个性化的考核指标。探索年度考评或任期考评的新体系，弱化“指标达成”导向，避免内卷式竞争。部分国资国企开展对外投资、拓展海外业务，该部分业绩也应归为业绩部分被纳入考核，提高岗位工作人员完成考核指标以及拓展业务的积极性。

再者是协调国企发展，带动民企、外企发展提供制度保障。一方面健全责任追溯与容错机制，激发担当作为。在巡视、审查的过程中，扩大政策层面的容错空间，给企业更多试错的机会。明确“可容”情形（如探索性改革中的程序性瑕疵）与“不可容”底线（如利益输送）。同时，建立第三方评议机制，由审计、纪委、职工代表联合审议容错申请。

另一方面通过模型化解风险排查，避免低效检查。进一步优化统筹分工，让中央层面“容错豁免”能够落地等。

此外，樊芸还建议加大对人工智能的研发运用，搭建多方参与平台。搭建统一平台，实现供需数据、技术标准和市场动态的实时互通，实现跨部门信息共享、跨区域政策协同，实现产能协作和资源共享，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改革，吸引民间资本实现互利共赢，促进公平竞争。

通过大数据穿透式的智能化国资监管模式，覆盖投资融资、产权管理、人事干部、党的建设、考核分配等十大业务条线，实现监管从“事后纠偏”到“实时预警”的转变。以数智技术为载体，针对被监管企业的监管领域和监管要素，通过建立指标化和模型化的方式，实现与国有企业监管需求的有效对接。

采写：南都记者 樊文扬 李玲

南都全国两会报道组

编辑：李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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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文扬

南方都市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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