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深圳这座超大型城市,矛盾纠纷化解是检验基层治理能力的“试金石”。福田区福田街道既是总部经济高地,也是老旧小区和城中村交错并存的街区。辖区商事主体多,人口密集,矛盾纠纷多,基层治理压力大。为了加快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更加稳定的社会环境,福田街道聚焦群众诉求,探索将分散的“千条线”有效织成一张完整的治理网络,打通条块割裂的堵点,化解社会运行的痛点,通过“小调解”撬动基层“大治理”。
“四级包调”解千结
“多亏了老邵的调解团队,不然我的血汗钱不知道啥时候才能要回来。”2024年10月下旬,福田街道一家大型酒店突然发生人事变动,大量员工被要求限期离岗,引发劳资纠纷。被裁员工一度挤满酒店大堂,酒店运营陷入停摆。经初步统计,此次事件涉及欠薪和赔偿金额超千万元。
事发后,福田街道专职调解员邵忠胜一边在现场安抚员工情绪,一边向街道调解委员会汇报情况,寻求法律支持。“调解不是‘和稀泥’,既要讲情,更要讲理、讲法。”这是老邵常挂在嘴边的话。作为“金牌调解员”,老邵对辖区社情民意了如指掌,其牵头组建的“老邵调解工作室”专门负责调处疑难复杂和重大矛盾纠纷,是街道调解工作的一面旗帜。
考虑到涉及人数众多、分歧较大,福田街道平安法治办(司法所)第一时间向区委政法委汇报情况,并牵头联合人力、公安等多部门组建专班,推动矛盾纠纷化解。经多轮交涉、多方协商,酒店最终同意“1+N”赔偿方案,并在4天内实现员工工资和补偿金全部核算完毕、发放到位。
酒店员工有序办理手续。
这起劳资纠纷的高效化解,正是福田街道创新矛盾纠纷处置体系的生动写照。在此次事件中,街道调解委员会牵头,联动社区调解平台与专业调解工作室,形成了纵向贯通、横向协同的治理网络;区级调解资源也灵活下沉,为一线调解提供法律咨询和政策指导,避免出现各自为战的局面。
据悉,福田街道于2024年创新推出了“1+1+N”四级包调模式。针对传统调解机制层级不清、分工不明的痛点,该模式将纠纷按复杂程度划分为简单、普通、重大、特别重大四个层级:简单纠纷由社区调解小组在网格内化解,普通纠纷由社区调委会主导化解,重大纠纷由街道调委会牵头化解,包联处级领导进行包案处理,确保“小事不出社区,大事不出街道”。2024年,福田街道共调解矛盾纠纷1137宗,成功调解1016件,调解成功率高达89.36%,涉及金额约6847万元,有效发挥了人民调解作为维护社会稳定“第一道防线”的作用。
探索商事纠纷化解新路径
近年来,各类商事纠纷大量涌入司法系统,传统诉讼路径难以承载大量案件。福田街道作为深圳中央商务区所在地,共有持牌金融企业125家,占全区45.96%。金融领域商事纠纷多发,既对金融机构和消费者权益造成了损害,也一定程度影响市场环境,迫切需要新的解决路径。
面对复杂庞杂的纠纷形态,福田区以“社会力量+司法赋能”为重要抓手,推动矛盾纠纷化解从“分散治理”转向“集约高效”。2025年3月,福田区商事金融纠纷一体化调处中心(以下简称“调处中心”)正式揭牌进驻福田街道。这是由福田区人民法院、区司法局联合推动建立的新型调解平台,目前已有27家商事调解组织申请进驻调处中心,其中18家调解组织已实际开展调解工作。同时也有17家金融机构将金融案件导入调处中心,为商事纠纷的集中化解提供支持。不同于传统调解的单兵突进,调处中心通过结构化平台实现多方参与、专业协同。借助技术手段,调处中心实现了案件自动分流、当事人身份确认和调解协议线上签署,全程可留痕、闭环可控,为调解结果赋予司法效力。
福田区商事金融纠纷一体化调处中心揭牌。
辖区某金融机构法律部门负责人介绍说:“通过系统留痕、协议加密和区块链存证,不仅让调解结果更具权威性,也降低了金融机构履约的法律风险。”2024年底,该金融机构集中提交一批信用卡纠纷,原计划分批提起诉讼。在调处中心的协助下,通过线上“分案+调解+签约”流程,已完成近千件调解,显著节约了诉讼成本。
这一机制已经初步成型,调处中心运行以来,已成功调解7138件商事纠纷,化解纠纷金额达3.7亿元,成为城市治理的“减压阀”。这一成绩背后是福田区对调解体系的系统性构建,一方面,通过组织准入和动态考核机制,对调解机构实施质量监管;另一方面,通过数据驱动的风险筛查,将资源精准投向可调解且愿意调解的案件群体,避免机械式调解造成资源浪费。
福田经验提供了一套成本更低、效率更高的纠纷解决机制,实现了从“单一化解”向“系统化治理”的转型。“每个当事人都不应成为案海中的编号。”这一调解机制的改革,不仅为法院减负、为机构减压,更为每一位市民提供了依法化解矛盾纠纷,维护自身权益的新路径。
探索多元共治新样本
在福田街道,有一个名为桐林公寓的老旧小区。小区占地不足3000平方米,有两栋29层的高层建筑,居住着2000多名居民,人均公共空间仅0.3平方米。小区电动车保有量超规划容量320%,因违规入户充电,占用消防通道等导致的矛盾纠纷频发,严重影响居民居住安全和生活质量。
面对这一治理难题,福田街道推动该小区以党建为引领,将治理模式从“谁来管理”转向“谁来共同参与”。小区构建了“1+3+N”组织架构,以党建为主轴,议事协商、矛盾化解、空间改造等多种机制协同发力。
在议事协商会上,居民代表、物业管理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共同参与决策。最终,大家决定引入“一车一牌”电子识别系统,通过车牌登记、通道识别和违规预警三道防线,从源头上消除了电动车乱停乱放问题。
桐林公寓同步建立了“业委会—楼长—层长”三级自治体系,将治理重心下沉到每一层楼、每一户居民。通过“党员积分银行”“扫楼五步法”等举措,将治理制度融入日常生活,使居民形成了共同遵守的责任意识。
在高密度城市社区中,每一寸公共空间都弥足珍贵。桐林公寓对地下空间、楼层夹层等闲置资源进行“绣花式”改造,新增200余平方米公共服务空间,打造了邻里书屋、亲子课堂、24小时公益小卖部、共享工具箱等多功能公共设施。这些设施不是自上而下设计的产物,而是由居民提出需求、共同参与建设并进行日常运营。
桐林公寓小区开办免费英语课堂。
桐林公寓治理的另一难点在于65%的住户为外来租赁人员,人口流动性大、社区认同感弱,这是许多城市社区的共性问题。街道顺势而为,建立了“桐林租户之家”微信群,邀请租户代表参与议事协商、志愿服务和社区共建。目前,小区志愿者中已有40%为租户,越来越多的“红马甲”开始参与楼道巡查和邻里互助,他们从“短暂停留者”逐渐转变为“共担责任者”。如此一套情、理、法融合的共治逻辑,正在流动性强、密度高的城市社区中逐步扎根。
从人民调解到商事调解,从金融系统化治理到社区多元共治,福田街道在错综复杂的城市治理议题中构建了条理清晰的治理网络。福田经验的可贵之处在于它兼具灵活的应对之策与长远的制度谋划,使治理不再依赖个体能力,而是依托结构体系、依靠群众力量,通过“小调解”撬动基层“大治理”,从“小切口”解决“大民生”。这正是福田街道在方寸土地上交出的时代答卷,是基层治理从碎片化走向系统化、从个案化解走向系统化治理的重要一步。
采写:奥一新闻记者 蒋清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