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外卖”这一原本被视为临时、边缘的工作形式，正逐渐被Z世代年轻人重新定义，赋予新的社会文化内涵。在杭州，有白领下班骑单车送外卖，三周瘦了5公斤。而据《南方周末》报道，一些公职人员下班后有了“第二身份”。从城管执法人员、银行经理到公务员，他们脱下“长衫”，骑上电动车，在城市街巷中寻找另一种生活体验。业内专家将“送外卖减肥”的现象解读为“数字时代零工经济与健康需求的结合”，反映出健康消费平民化、职业选择多元化、技术重塑生活方式的三大趋势。

为什么体制内外的年轻人同时奔向外卖？对“Z世代”的人而言，平台经济把碎片化时间变成了“可售商品”，既赚卡路里又赚零花钱。对体制内青年来说，“铁饭碗”也并不牢靠，他们需要在八小时之外找回即时回报与掌控感。十年前，公务员、银行经理的title自带光环，如今却被重新估值。当工作变得流程化、回报延迟甚至被社会意义稀释时，送外卖这样即时反馈、任务清晰的零工劳动，就成为一个可见、可控、可量化的“出口”，或者形成“自洽生活”正向反馈——一份能掌握节奏、能真实感知成果的工作，也许比一纸头衔或单位名声来得更有意义。

送外卖之所以成为生活方式，在于它把减肥、社交、城市探索、情绪出口打包成一场游戏化任务。爬楼梯代替跑步机，深夜小巷取代办公室走廊，卡路里与人民币同时到账，这种即时满足填补了制度性职业的漫长反馈链：写材料要等季度考核，项目落地要跨财政年度，而骑手只需盯着倒计时就能听见“叮”的一声。与其说他们在消解困顿，不如说用兼职把庞杂的焦虑拆分成可完成的小目标。问题是，当多巴胺来自“下一单”，送外卖这种慢性制度化的工作他们能做多久？一种可能是，如果主业无法缩短回报周期、增加可见成果，副业就会变为主业。

更进一步地说，送外卖已然成为一部分中国青年应对城市生活压力的“中间地带”，既不是完全逃离主流职业轨道，也不是主动融入平台底层劳动力大军，而是在不稳定中争取一点自我调节的空间。这是一种生存策略，也是一种精神韧性。在骑行的过程中，他们熟悉城市、锻炼身体、挣些外快，同时构建起一个微型的、脱离单位的社交网络。

社群、数据分享、彼此监督乃至匿名认同，正是当下城市孤岛化背景下的一种软链接。然而，同一份兼职对体制内外的意义并不对称。公务员、银行经理体验生活时，社保、医保、公积金仍在原账户稳健生息。他们随时可以退回办公室，把电动车锁进地下室。真正靠跑单养家糊口的全职骑手却可能面临订单被分流、单价被稀释的风险。当“体验型骑手”批量涌入，平台算法会不会更青睐可灵活上下线、无需缴纳五险一金的兼职者，从而变相抬高职业骑手的生存门槛？减肥送外卖的浪漫故事里，不能忽视被挤出的那一群靠外卖谋生的人。

据艾瑞咨询测算，2025年中国灵活就业者已超2亿，其中外卖骑手约1300万，日均新增注册超3万人，平台型零工经济正以指数级速度渗透到社会各阶层与城市空间。一方面是“新风尚”带动的健康热、社交热、城市漫游热，另一方面则是全职骑手老龄化、保障缺失的隐忧。要让这股潮流不沦为新的“内卷”，平台应被强制披露订单分配算法，建立“兼职池”与“职业池”的区隔。监管部门可以试点将职业骑手的工伤保险、职业培训纳入城市公共服务。而享受了“体验红利”的白领骑手，也不妨把对城市空间的体察转化为公共提案，为这个就业群体说几句话，争一些权益。

文｜果冻

编辑：何起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