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与死”是人类自始而终都需要面对的问题。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生死观复杂而深刻，既体现在哲学层面，也深植于社会习俗中。墓葬与生死紧密相连，其形制与随葬品是现实社会结构的真实映射。汉晋时期是多元文化形成和发展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考古发现的墓葬资料极其丰富，反映了人们对于“生与死”的物质观念和精神观念已有较深刻的认识，丧葬礼仪已相当完善。随着岭南地区逐步融入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岭南汉晋出土文物呈现出统一、多元的特性。

作为广州首个聚焦中国古人“生死观”的专题大展，越秀山上广州博物馆正在举行的“人间镜像——广州汉晋墓葬的生命叙事”围绕20世纪五六十年代广州汉晋墓葬考古成果，精选208件套馆藏文物、手稿和资料，展示重要墓葬及文物背后鲜活而又真实的“广州人”，重现汉晋时期广州的城市记忆和历史图景。

步入展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广州考古领域核心人物麦英豪、黎金伉俪编撰《广州汉墓》的成书背景及经过。汉代墓葬是中国历史时期数量最多、内容最丰富、最成体系的墓葬资料，广州亦然。1961年，麦英豪和黎金对1953年至1960年广州考古发现的两汉墓葬进行系统整理，编写出70万字的《广州汉墓》初稿，并于1981年正式出版。这本书不仅是广州第一本田野考古发掘专刊，更是岭南考古史上里程碑式的著作，里面所涉及墓葬点多达80余处，遍布广州东南西北，它们不仅是2000年前番禺城臣民生活的点滴所在，也是两汉时期400年间城市发展轨迹的直观反映，策展人霍雨丰在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表示，“这本著作是这次展览引领我们从现实世界走进汉晋时期广州社会精神世界的一把钥匙。”

墓葬是古人对人间的镜像投射。当我们俯瞰广州城，地表街景繁华，地下墓葬静谧延展，地上与地下生死折叠，共同承载厚重的城市文化底蕴。展览第一单元“相会：番禺城的那些人”，选取具有明显身份特征的玉环、铜弩机、玉佩、陶壶、铜印、金指环等随葬器物，讲述秦汉以来不同民族、不同职业、不同地域和不同阶层的社会群体齐聚番禺城，共同开发、建设家园的故事。

广州，在2000多年前被称为“番禺”。秦始皇兼并岭南后，番禺先后是南海郡的郡治、南越国的都城、治所等。在司马迁笔下，番禺不仅“负山险，阻南海，东西数千里”，更是著名的秦汉都会之一。“这一时期的番禺，汇聚了形形色色的人，不仅有旧秦国人、旧六国后裔、中原汉人，也有西瓯人、骆越人、闽越人等百越民族，甚至还有来自域外的胡人。这些人物大多不见经传，但通过广州汉墓出土的林林总总，我们仿佛能把他们的点滴一生渐渐拼凑起来。”策展人霍雨丰说。

第一单元展柜首先展示的是几枚西汉南越国时期的陶纺轮，这是1958年先烈路下二望岗19号墓(M1061)出土的。纺轮是妇女用于纺纱的工具，新石器时代已发明使用，一直延续至汉晋时期，使用方式变化不大。据霍雨丰介绍，秦汉之际，秦始皇遣15000余名中原女子跋山涉水来到岭南大地，与戍守岭南的将士组建家庭，就此度过漫长的余生。“广州发现不少西汉早期的墓葬，随葬陶纺轮等器物，为女性墓葬常见的随葬品，墓主很可能就是居住在番禺城的这些无名女子。她们虽平凡，但对于番禺城乃至岭南的早期开发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

西汉初期，在南越王赵佗的统治下，南越国军力强大，将士训练有素，曾发动对长沙国的战争。南越士兵常使用剑、矛戈、弓弩等兵器，去世后也习惯将这些兵器随葬。1960年三元里马鹏岗发现的8号墓(M1168)，随葬了4件铁矛、2件铁戟和1把铁剑，数量之多，且都是铁制，可以推断出墓主应该是南越国一名英勇善战的将领。

“人间镜像——广州汉晋墓葬的生命叙事”特展现场。

南越国重臣的墓葬之奢华程度仅在南越王之下。考古工作者在今天广州动物园内北面的麻鹰岗，发现了一座墓主名为辛偃的大型木椁墓(M1175)，随葬品数量之多、规格之高，是广州目前考古发现仅次于南越王墓的南越国大墓。该墓出土青铜礼器、车马器、铜铁兵器、金银器、多件验葬玉璧和玉佩饰，其中两件鎏金铜女俑更是南越国考古的孤例。墓中随葬“辛偃”和“臣偃”玉印，可知墓主辛偃应是南越国内一位举足轻重的大人物。他死后所葬的麻鹰岗，属于南越国高级贵族的专属墓园之一。

在诸多古墓中，最触动人心的莫过于夫妻合葬墓。相继离世的夫妻，他们各自棺内头部都放了一面铜镜，铜镜上的铭文赫然印着“长毋相忘”，这正是横枝岗2号墓(M2029)这对夫妻爱情的写照。东汉时期，随着砖室墓普及，广州东汉墓葬多见夫妻合葬墓，墓室可二度开启。如龙生岗43号墓(M4013)的合葬夫妻，女棺先葬，男棺后葬，男子将一面铜镜一分为二随葬，期待在另一个世界可以重圆。“龙生岗M4013女棺内的珠饰，极为奢华，应是其至亲为她穿戴。这套琉璃珠饰是一级文物，包括彩蓝琉璃446粒，浅蓝琉璃937粒，紫色珠537粒，共计1920粒，可能是用于殓葬的珠襦串饰。”

公元前111年，汉武帝派遣五路大军平定南越国后，幸存的百姓和南下的中原汉人组建成为番禺城新的臣民，他们筚路蓝缕，重建家园。汉武帝时期，广州已是国内贸易中心和海外进口货物的集散地，大量本地特产和海外舶来品在此汇集，还有大量商贾来往。1955年在横枝岗发现一座西汉中期大墓(M2062)，墓主癰顺意应是这一时期新兴地主阶级，受中原汉文化的影响，随葬陶盂、陶建筑明器，并以滑石璧殓葬。其墓中出土的玛瑙水晶珠饰正是当时贵族间流行的“奢侈品”。

展览第一单元“相会：番禺城的那些人”。

与广州海上丝绸之路兴起的同时，“河南(今广州市海珠区)”也逐渐登上历史舞台。西汉早期“河南”水位高、陆地少，鲜有居民。然而地理环境因素逐渐变化，到了西汉晚期至东汉时期，随着珠江水平面下降等地理环境因素的改变，加上人口增加和舟楫的发达，番禺城民活动范围向南扩展，在今海珠区的小港路、前进路、晓港、康乐村、南石头一带发现的墓葬越来越多，见证了2000年前“河南”的开发。

1956年在小港路大元岗发现的一座西汉晚期墓，一件陶壶盖刻划了“杨本”二字，很可能是墓主姓名，这是迄今广州汉墓中姓名可考最早的“河南”居民。有意思的是，杨本墓还出土了一只陶扑满。扑满为存钱罐，里面放置五铢钱40枚，在广州汉墓较为少见。而在晓港细岗发现的一座穹窿顶合券顶砖室墓(M5069)，年代为东汉后期，墓葬虽被盗，但多件出土陶器上均刻有“梁伯通”三字，当是墓主人姓名。该墓还出土陶屋、陶井、陶囷，以及陶牛、陶羊、陶猪、陶鸡、陶鹅共10余件，可见家境殷实，应是这一带的大户之家。

陶扑满。

器物有灵：镌刻人间的生死长歌

墓葬是生命的最终居所，展览的第二单元是“墓葬：沟通生死的桥梁”，从广州汉墓的主要类型、最后的仪式、以最美的方式离开、祥瑞图案与符号等部分，讲述汉代广州的丧葬习俗，可以看出广州先民对永生的执着追求和对死后世界充沛的情感想象。具有代表性的精美玉器、蕴含海丝文化意涵的珠饰、工艺考究的陶器和青铜器以随葬品之名重现展厅，深刻反映出两汉时期广州先民的生存哲学和生死观念，他们的精神世界在此刻变得具象化。

汉代广州依据时代发展以及墓主人身份等级高低等诸多因素，主要墓葬的类型大致分为土坑墓、木椁墓、砖室墓等类型。在第二展厅的一隅，策展团队建造了一座砖室墓模型。据介绍，该模型的原型是1956年考古发现的广州动物园麻鹰岗2号墓(M5041)，为东汉后期穹窿顶和合券顶相结合的砖室墓，分甬道、前室、棺室三部分。棺室拱券后端正中位置，有一块砖刻写“建初元年七月十四日甲寅治砖”。“建初元年”即公元76年，该发现为广州汉墓的分期提供了可靠的断代依据。

汉代上层贵族流行以玉殓葬的葬俗，采用玉璧铺垫、玉覆面、九窍塞玉、玉衣裹身等不同方式，以玉璧引导灵魂升天，又以玉保护肉身和精气。这种玉殓葬多见于汉代诸侯王、彻侯等高等级贵族墓葬，如南越王赵眜以丝缕玉衣、54件玉璧组成玉殓葬，而一些南越重臣亦争相模仿，如辛偃也以4件玉璧有序排列在胸前随葬。

霍雨丰指着展柜中一块龙纹玉璧告诉南都记者：“这是1953年西村石头岗1号墓(M1097)出土的。龙纹玉璧多见于诸侯王墓，该玉璧是除南越王墓之外广东出土唯一一件双身龙纹玉璧，可见墓主人级别之高。”他还透露，该墓是麦英豪、黎金考古团队发掘的第一座墓，一开始编号“53西石M1”，被誉为现代意义上广州考古的开端。当时一起出土的还有玉剑首和玉剑珌，完整的玉剑饰包含四个部分，当时其命名并未统一。经麦英豪、黎金等讨论和研究，《广州汉墓》最终选定“首—格—璲—珌”，这一命名在后来的《西汉南越王墓》发掘报告中沿用。还有大家熟知的烙印“蕃禺”的椭圆形漆奁也是该墓出土的，是广州古称为“蕃禺”的最早见证。可惜由于该墓被盗墓贼毁坏严重，目前仍无法判断墓主人的身份。

1957年东山象栏岗2号墓(M4016)出土的一座东汉前期的阁楼式陶屋让人印象深刻，其整体布局为前庭中楼后院式，采用庑殿顶、悬山顶组合，构成五层重檐，脊头上翘，并饰圆形瓦当。前后、左右均讲究对称，以两条中轴线分列房间和开门窗。一层分六间房和前后院，二层阁楼采用推开式窗。后院有鸡舍、猪圈，并塑造探头的鸡俑和躺卧的猪俑，更显生动。 

阁楼式陶屋。

活在当下：晋代由繁入简的葬俗

黄武五年(226年)，东吴政权君主孙权将交州分为交州和广州，正式出现了作为行政区划的“广州”一名。汉晋之际，各州不同群体、不同民族南迁至广州，与当地融合，“广州人”这一称谓开始出现。展览的第三单元“转身：摇身一变的‘广州人’”，以定居岭南的新居民、青釉器的流行、黄泉一握抵千金、琉璃金饰沉旧梦四个部分，再现北方战乱动荡、中原人南迁、民族融合加强的多重时代变迁下，广州城里晋代大族的富庶生活。代表晋代陶瓷工艺技术的青釉器、器型小巧精美的金饰、琉璃珠饰等随葬器物，反映了广州丧葬习俗总体上由繁入简的趋势，以及广州人活在当下的生死观念。

据策展人霍雨丰介绍，南迁的流民既有世家大族，也有文人学者，不少人选择在广州安身立业。相比中原，西晋永嘉时期的广州，是一段难得的康平时代。广州晋墓常见各式铭文砖，多个砖文显示永嘉年间广州太平安康。有学者认为这是广州这一时期的真实反映，也有学者认为恰恰相反，铭文只是墓主人的祈愿。“汉晋之间又是丧葬模式从厚葬向薄葬转变的转折期，这一转变在岭南地区虽然显得相对缓慢和滞后，但那一块块带有吉祥语的两晋纪年的墓砖又在暗示着，‘广州人’对于生死的执念似乎有所改变，活在当下才是他们追求的目标。”

相比两汉墓葬，晋墓最大的特点是随葬品逐渐简化，尤其是汉代流行的各种饰玉、葬玉消失，广州两晋墓葬亦然，但仍出土各式金饰和琉璃珠饰，是晋代贵族主要的装饰品。“近半数墓葬都随葬滑石猪握，是广州晋墓最突出的丧葬特点。”霍雨丰介绍，一些滑石猪腹部有穿孔，随葬时以穿绳方式固定的逝者手掌处。猪也称为“豕”，汉字“家”的特点即屋檐下有“豕”，广州汉晋墓出土陶建筑明器中多圈养猪，可见猪在家庭中被视为重要财富。

南都记者了解到，麦英豪、黎金两位先生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展大规模考古发掘发现了数十座两晋墓葬，数量远不及汉墓，且仅有少数发表了考古发掘简报。这为我们了解汉晋时期广州城市变迁和发展脉络留下了更多想象和探索空间，这一未竟事业会否以其他形式完成接力，同样值得我们期待。

重点展品——

1）《广州汉墓》初稿油印本

《广州汉墓》初稿油印本

1961年由麦英豪、黎金等编写完成的《广州汉墓》初稿，并于1962年7月印刷数十份分寄国内有关专家和单位征求意见。这一份是麦英豪最早草拟的手稿，里面有多处修改删减的痕迹。

2）铜扁壶

铜扁壶

西汉南越国时期，1974年蟠龙岗2号墓出土。蟠龙岗约在今京溪南方医院附近，是一个远离番禺城的墓葬点。扁壶属于秦文化因素器型，口部作蒜头形，也属于典型的秦式风格。肩部上刻“攀公”二字，可能是墓主的名字。该墓还出土了铜釜、铜盆等多件青铜器，由于该墓尚未发表发掘简报，墓主人身份依旧扑朔迷离。

3）龙形玉璜

龙形玉璜

西汉南越国时期，1953年西村石头岗8号墓出土。璜形玉佩，透雕两龙相交，龙尾向内卷曲，一龙兽残缺。这件玉饰的雕工、造型在广州汉墓出土玉器中属上乘之作。

4）玉带钩

玉带钩

西汉中期，1965年沙河顶物资厅1号墓出土。带钩是古人束带的用器，兼具装饰功能，由钩首、钩体、钩钮组成，流行于东周至汉末。该墓还出土铜染炉、铜盉等多件青铜器，以及多件精美的玉剑饰。

5）鱼形玉握

鱼形玉握

西汉南越国时期，1955年华侨新村玉子岗29号墓(M1149)出土。该墓被盗，器物遭到扰乱。这两件玉鱼应是墓主握于双手的玉握，是两汉时期贵族墓葬较为常见的葬俗。广州汉墓出土鱼形玉握仅此一例。

6）双身龙纹玉璧

双身龙纹玉璧

秦至西汉南越国时期，1953年西村石头岗1号墓(M1097)出土。二区间龙纹玉璧，内区饰涡纹，外区饰4组双身龙纹。此类玉璧是高等级贵族用于殓葬的玉璧，多见于诸侯王墓。该玉璧是除南越王墓之外广东出土唯一一件双身龙纹玉璧，可见墓主人级别之高。

7）红玉髓玛瑙水晶玻璃珠饰

红玉髓玛瑙水晶玻璃珠饰

西汉后期，1958年登峰路游鱼岗8号墓(M3029)出土。250颗。其中含短六方双锥形白水晶珠1颗，圆形、榄形、六方双锥形红玉髓珠21颗，圆柱形蚀花红玉髓珠1颗等。截角六方双锥形水晶珠是典型的外来珠饰，红玉髓则是由南亚和东南亚输入而来，这一珠饰为研究汉代海上丝绸之路传播路径提供了实物证据。

8）青釉陶骑马俑

青釉陶骑马俑

西晋，1981年沙河顶4号墓出土。骑者头戴冠，双手握缰绳，端坐马鞍上。前有两个马僮牵马。后有一侍从，手里举一圆柄形物，惜已残断，疑为伞盖。骑马俑反映了晋代“广州人”的出行方式。

9）金小狗

金小狗

晋，1954年西村孖岗1号墓出土。纵横有穿孔，似为钉结于一件器物上的饰品。这件金小狗形体较小，憨态可爱，形制特殊，在岭南汉晋墓葬中尤为难得。另外，小狗身上镂刻的线纹已经摩擦平滑，应为物主时常佩戴所致，可见是其生前的爱物。 

采写：南都N视频记者 周佩文 实习生 何梦怡 罗彦清 通讯员 常丝茗

图片由广州博物馆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