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罗欣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罗欣药业”）发布的一则董事会秘书聘任公告，引发资本市场广泛关注。公告显示，姜英接替韩风生出任公司董秘，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而这位新任高管的前一身份，正是国泰基金旗下管理着3只产品的公募基金经理。

姜英的转型并非孤例。从国光电气董秘王尚博，到鸿日达董秘蔡飞鸣，越来越多金融领域的顶尖人才正打破职业边界，跨界进入实体经济核心管理层。这场静默的人才迁徙，不仅改写着资管行业的人才版图，更折射出中国金融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时代变迁。

从国泰基金经理到上市公司董秘

“85后”高材生姜英的转型之路

此前已淡出公众视野近一年的姜英，因罗欣药业的公告再度进入大众视线。公告显示，这位新董秘拥有耀眼的学历背景——北京大学理学、经济学双学位本科，北京大学管理学硕士及香港大学金融学硕士。

1987年10月出生的姜英，履历完整呈现了一名金融精英的成长路径。她职业生涯起步于国金证券资产管理分公司，后又任职于光大保德信基金；2016年3月加入国泰基金后，从研究员逐步晋升为基金经理助理，最终在2020年12月正式开启基金经理生涯。期间，她先后管理国泰金牛创新成长、国泰科创板两年定开、国泰中小盘成长三只产品，累计任职基金经理时间超过4年。

不过，光鲜履历背后，姜英的基金业绩并不理想。据Wind数据，她管理过的三只基金任职回报均为负值：国泰金牛创新成长任职回报-7.01%、国泰科创板两年定开回报-12.48%、国泰中小盘成长回报-34.28%。其管理规模峰值出现在2022年一季度，达25.90亿元；直至2024年12月25日国泰基金公告其因个人原因离任时，她的在管总规模已降至6.43亿元。

岗位适配性解构：

基金经理转型董秘的优势与挑战

基金经理向董秘转型的趋势，本质是岗位需求与人才能力的相互匹配。董秘作为企业运作的关键角色，需具备信息披露合规、投资者关系管理、资本运作规划等多方面能力，而这些能力与基金经理的投研素养存在天然契合点。

晨星（中国）基金研究中心总监孙珩向南都·湾财社记者分析，基金经理转型董秘具备显著优势：“深耕行业研究与资产定价的经验，使其能精准解读企业价值、认知行业趋势；长期作为机构投资者的经历，让其深谙资本市场语言，在投资者关系管理、价值传递及资本运作规划上更具洞察力。”

但跨界并非易事，其中暗藏挑战。孙珩同时指出：“多数基金经理缺乏信息披露、监管沟通的直接经验，对《公司法》《证券法》等合规法规的实操层面把握不足；此外，他们还需快速补足公司治理逻辑认知，学会平衡董事会、管理层与股东的多方利益，应对从‘管钱’到‘统筹资本与合规’的角色转变压力。”

基金经理们的跨界转型潮：

从创业、考公到直播卖课，职业选择日趋多元

姜英的转型并非基金经理圈的个例。据南都・湾财社记者不完全统计，近年来，除她之外，从基金经理岗位离职后进入上市公司担任董秘的专业人士至少还有4位。

张正，原大成基金经理，2017年6月至今担任华孚时尚董秘、董事、副总裁职务；蔡飞鸣，前金鹰基金经理，2024年11月起出任鸿日达董秘、副总经理；方红涛，从长安基金离职后，2024年10月加入航亚科技担任董秘；王尚博，原红土创新基金经理，这位“90后”新生代在2024年9月18日离职后，投身国光电气担任董秘。

与姜英类似，王尚博在公募期间的管理业绩同样不尽如人意。截至卸任前，他在管产品总规模不及2亿元，任期两只产品回报分别为-26.17%和-14.48%。

值得关注的是，董秘并非基金经理跨界的唯一路径，他们的职业选择正日趋多元化。

此前，“公奔私”（从公募基金转向私募基金）曾是资深基金经理的主流选择；如今，越来越多基金经理跳出资管圈，在不同领域探寻新机会：有的选择创业，如珠池资产创始人路志刚；有的选择考公，如 2021 年嘉实基金指数基金经理高峰考取证监会发行监管部职位；还有的投身实业，像原东吴基金专户投资总监刘浩宇加盟东华能源，负责氢能事业部。

更引人关注的是，2023 年 7 月，原长安基金经理杜振业还加入直播卖课行列，在抖音直播间推出价格 2980 元的会员课。

资管行业变局：

从规模扩张到质量竞争

基金经理大规模、多元化的“跨界”转型，背后是我国资管行业乃至宏观经济环境的深层次变化。南开大学金融学院教授田利辉指出，基金经理大规模跨界转型，折射出资管行业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的深刻转型。

在受访专家看来，这既是行业“内卷”的必然结果，也是金融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积极信号。Wind数据显示，2025年上半年主动权益基金规模同比下降12%，而被动指数基金规模增长96.1%，行业马太效应凸显。头部基金公司凭借平台优势占据80%以上市场份额，中小公司基金经理面临“规模上不去、业绩出不来”的两难境地。

孙珩从行业生态角度进一步阐释：“一方面，资管行业竞争加剧，业绩排名压力、产品规模增长瓶颈，以及被动化、低费率趋势下主动管理难度上升，让部分基金经理重新评估传统赛道的发展空间。”Wind数据显示，截至10月17日，今年以来已有333位基金经理离任，已接近2024年全年水平，其中不少人选择跳出公募寻找新空间。

“另一方面，随着上市公司对具备金融视野和资源整合能力人才的需求增加，叠加部分基金经理自身对多元化职业体验、长期事业平台的追求，推动他们转向企业管理、创业等领域。”孙珩补充道。

与此同时，考核机制变革正重塑基金经理的职业路径。监管层推行的浮动管理费机制，将基金经理收入与3年业绩深度绑定，若业绩低于基准 10%，还需调降薪酬。这种“强激励+强约束”模式让部分从业者压力陡增。此外，监管对“风格漂移“押赛道”的严格监控，压缩了传统投资策略的生存空间，倒逼基金经理转向更强调合规与长期回报的领域。

政策导向同样发挥着牵引作用。全国金融人才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建立健全金融干部服务实体经济的激励约束机制”，推动金融资源“集聚到高质量产业发展的战略方向”。在此背景下，基金经理流向上市公司、投身实业，既是个人职业选择，也是政策引导下的必然趋势。田利辉认为，人才流向实体经济，不是行业瓶颈的体现，而是金融资源优化配置的自然选择，标志着我国金融发展正从“资金供给”向“价值创造”迈进。

人才流动新趋势：

金融“下沉”赋能实体经济

业内专家表示，基金经理转型实业的现象，也反映了我国人才流动的新趋势。这种流动不仅改变着企业治理结构，更重塑着金融与实体经济的连接方式。

从宏观层面来看，人才“下沉”正服务于经济高质量发展。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关键期，科技创新、绿色发展等“五篇大文章”亟须金融活水灌溉。基金经理携带的行业研究能力、资源整合能力，能帮助实体企业对接资本市场，加速技术转化。正如田利辉所言：“这不仅是人才流动，更是金融与实体深度融合的生动实践，将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

从微观层面来看，金融人才为实体企业注入资本思维。罗欣药业2025年半年报显示，公司正推进定增募资8亿元用于创新药研发，姜英的加入被市场解读为“加速资本运作信号”。

孙珩同样对这种跨界人才流动的影响给予积极评价：“基金经理进入上市公司担任董秘等职，能将资本市场视角与机构沟通经验注入企业治理，助力提升信息披露质量与投资者关系管理水平；同时，金融人才向实体企业、政府关联领域的流动，也能优化资本市场人才结构，促进金融与实体经济更深度的融合。”

对于有志于跨界的金融从业者，田利辉建议需“加强产业知识储备，提升跨界融合能力”；而上市公司则需“建立科学的引才机制，为金融人才提供价值实现平台”。

孙珩也对公募行业的人才培养和留存机制提出建议：“需优化人才成长路径，通过完善投研体系、拓宽职业发展空间、平衡业绩考核与长期激励，减少核心人才流失；同时要强化‘投研能力+综合素养’的复合型培养，以适应行业变化与人才多元发展需求。”

采写：南都·湾财社记者 罗曼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