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五”期间，我国经济将面临哪些新的条件和新的机遇？全会对未来五年及更长远的发展有何定调，释放了哪些新信号？将给经济运行和市场表现带来哪些新变量？

为更深刻理解全会最新部署，南都湾财社特推出《洞见“十五五”》系列专访。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郑永年在接受南都湾财社采访时表示，无论是国际形势，还是中国现代化的目标，都要求我们必须发展。应将投资更多投向“人”，释放更多新产业，释放更多元的经济活动，通过改革拓宽经济空间。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 郑永年

南都湾财社：

根据全会公报，相比于“十四五”规划中的“统筹发展与安全”，“十五五”规划再次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列为指导思想，其背后有哪些含义？

郑永年：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讲“发展才是硬道理”。其实前几年也已经提出“坚持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同时也强调安全与发展并重。这次文件并没有忽略安全，但有一条内容特别值得注意，那就是强调要“确保社会生机勃勃”。我们常说“井然有序”，但真正关键的是社会有没有活力。现在有两个方面很明确：一是要有为政府，二是要有效市场，但社会层面这一点常常被忽略。如果我们只强调安全，社会活力就可能减弱。所以这次特别提出社会必须充满生机，这一点非常重要。

我认为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是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之间保持平衡。任何一个国家都离不开这三者的关系。如果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都具备了，但社会缺乏活力，很多事情还是很难推进。假如年轻人都选择“躺平”，那肯定是不行的。

为什么现在还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呢？我觉得这和国内外环境的变化有关。国际上，经济民族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对我们的发展造成影响。国内方面，“十五五”规划非常关键，因为接下来到“十六五”时期，也就是到2035年，我们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其中有一些具体指标，比如目前我们的人均GDP是13000多美元，如果要达到韩国现在的水平——大约3万美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只能靠发展来实现。无论是国际形势，还是中国现代化的目标，都要求我们必须发展。

再说民生问题、消费问题、国防问题、社会稳定问题，这些都和发展密切相关。比如消费，要建设消费型社会，前提还是得发展。没有发展，哪来的消费？现在经济学界有些观点我不太认同，比如有人主张直接发钱来刺激消费。但我比较赞同林毅夫教授的看法，我们仍然需要足够的投资，只是投资方向要调整——以前主要投在物质建设上，现在应该更多投向“人”，这也是当前政策所强调的。

因此，从各方面来看，无论是国际环境的需要，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需要，还是解决当前面临的各种问题的需要，都离不开发展。每个国家都会遇到问题，我们过去称之为“发展中的问题”。问题天天有，但不发展，问题就会变成真正的难题。而通过发展，今天的问题到明天可能就自然化解了。发展就像一剂药，任何国家都需要。没有发展，所有问题都难以解决。

经济增长本身就是发展。增长得好，很多问题就好处理。我们刚才提到的“内卷”，其实对应的是通货紧缩，那就很麻烦。适度的通胀是可以接受的，但通缩就比较棘手。人口问题也是一样，人口萎缩会带来通缩压力，增长太快也不行，一旦下降也会有问题。这些都需要在发展过程中去解决。

不发展，就谈不上真正地解决问题。

南都湾财社：

全会提出，到2035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请问我们应如何看待未来十年的GDP增速？

郑永年：

关于未来十年的GDP增速，我认为首先要正确理解GDP这个概念。GDP的测算涉及很多因素，包括汇率变化和国际比较等等。从我国的发展需要来看，保持5%左右的增速，我认为是有必要也是有潜力的。

我们之前也提到，接下来的五年要着力培育新的产业。在我看来，关键是怎么去做。经过过去二三十年对西方技术的引进和消化，中国已经在很多领域转向原创性创新。但现在的问题是，有些方面可能“管得过多，发展不足”。比如城市里的各类服务业——像游艇、创新药、游戏、人工智能等，其实都有很大潜力。更不用说金融和媒体领域，空间更大。

我之前写过，作为一个大国，中国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应该具备五个特征：全、大、多、密、强。目前，我们在“全”这一点上已经做到了，联合国工业分类中几乎所有门类我们都有，但经济活动的“多”还远远不够，很多服务业仍是空白。

如果能通过合理的监管释放这些新领域，经济增长会有很大空间。监管是必要的，比如环保、劳工权益这些红线必须守住，但现在有些领域确实管得过多。过去监管偏严，跟当时经济处于高速发展阶段有关。现在情况变了，比如房地产发展见顶，传统产业增速放缓，就必须释放新产业。我们不是没有能力创造新产业，农业和科技领域都有大量新技术可以转化为经济活动。

关键在于体制机制改革。我们现在不缺新生产力，但如果体制不畅通，这些生产力就会流向美国或其他国家，那就太可惜了。美国目前几乎是“零监管”体制，欧盟则相反，监管太多导致经济缺乏活力。中国应该走中间路线——该管的坚决管住，不该管的要适当放开，让技术真正落地，转化成实际的经济产出。

另外，我们也面临新的挑战。比如人工智能的发展，一方面创造财富，另一方面也在取代大量人类就业。在这种情况下，监管部门更应考虑如何释放更多元的经济活动，为年轻人创造就业机会。否则，没有工作、没有收入，就容易引发社会问题。所以我们既要推动技术进步，也要通过改革拓宽经济空间，这两方面缺一不可。

南都湾财社：

在区域协调上，全会提出，要优化区域经济布局、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发挥重点区域增长极作用。请问大湾区应如何做好内部的产业结构布局，以更好发挥重点区域增长极的作用？

郑永年：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成渝地区以及京津冀，无疑都是中国重要的经济增长极。尤其是长三角和大湾区这两个外向型经济区域，更是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关键问题是下一步该怎么走。在我看来，大湾区内地的九个城市，真的应该向长三角学习——长三角三省一市都能协调得那么好，大湾区内地九市同属一个省，为什么反而协调得不够？我一直建议省级政府应当加大统筹力度。比如长三角就设立了高层次的协调理事会，下面还有各类开发者联盟、企业组织、高校和社会机构共同参与，形成了多层次、多领域的协调机制。而大湾区内地这九个城市之间，目前还缺乏这样的协调平台。虽然是同一个省，但各城市之间仍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协调是必不可少的。

协调好了，城市之间仍然可以存在竞争，但应该是建立在合理分工基础上的良性竞争，而不是大家一看到某个产业热门，就一窝蜂全都涌进去。我们整个大湾区共11个城市，要学习的是“欧洲共同大市场”的模式。

当然，我一直不赞成学现在的欧盟，欧盟现在活力不足，创新受限，连他们自己都在呼吁改革，比如马克龙就提出要“去监管”、促创新。但“欧洲共同市场”的理念是值得借鉴的——二十几个主权国家都能形成一个共同市场，我们大湾区在“一国两制”框架下，又有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支持，完全有条件建成一个高度协同的共同市场。

如果粤港澳大湾区11个城市能够真正融合发展，就能弥补各自的短板。比如香港基础科研实力强，但缺乏技术转化和产业应用；我们在应用技术和资本投入方面有优势，但金融服务不如香港。如果把这几方面结合起来，大湾区就形成了完整的创新链条。融合发展带来的不是简单上一个台阶，而是连上几个台阶。

当然，协调不光是政府的事，还包括高校之间、国家实验室之间、企业之间、交通系统之间等全方位的协同。像旧金山湾区、东京湾区都有很多协调机制，这些都是没有意识形态色彩的，我们完全可以借鉴。

总的来说，大湾区的潜力非常大，关键是如何通过改革、开放、创新这“三大法宝”，真正把这些潜力释放出来。

策划：王莹

统筹：李颖 邱墨山

采写：南都·湾财社记者 刘常源

设计：林泳希

编辑：刘耀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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