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云南办学的15年里，詹大年目睹了很多家庭的破碎与挣扎。

在这位帮助了3100多个厌学休学少年成功复学的校长眼中，这些孩子并非来自大众通常想象中的“问题家庭”。 他们的父母有警察、教师、企业高管、网红店主，是知名的翻译家、出版家、诗人，甚至还有派出所所长和县领导……

在詹大年创办的丑小鸭中学里，这些孩子背景各异，却都曾囿于传统教学的压力、紧张的师生关系或是家庭问题，而不同程度地陷入厌学、情绪失控的困境。而站在更广阔的全国图景上，前述数以千计的孩子们，只是中国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的冰山一角。

与三四十年前物质相对匮乏但心理问题鲜见的时代相比，当代大多数的中国父母无不竭力提供着最优渥的条件，孩子们却面临厌学、拒学、抑郁、焦虑等困扰，极端事件的发生率急剧上升。据詹大年介绍，学校当前的在校生，基本主要来自北上广深、长三角等地的“三高家庭”（高学历、高收入、高素质）。

由于厌学问题成因复杂，已经成为许多学校、家庭不得不面对的严峻挑战。其中尤为引人深思的是，为什么拥有高学历，具备很好的经济条件的家庭，孩子也会厌学休学？

近日，一场主题为“厌学•休学•复学”的第四届青少年心理安全论坛，在詹大年创办的丑小鸭中学内举办。论坛上，这些来自彩云之南的师生与守望的家长们，一起讲述了“问题孩子”的故事。

昆明市宜良县丑小鸭中学师生分享     图源：青少年心理安全论坛主办方

丑小鸭中学，一所坐落于离昆明市中心约50公里的宜良县北古城镇的特殊学校，专门招收“问题孩子”。

现就读于丑小鸭中学的艺馨（化名）曾是一位被称为“全才”的顶尖学生，可她曾用一场场39°C的高烧，与这个世界悄然对抗。

艺馨在分享会上讲述，高烧源于一次新冠感染。她发现，生病可以让她找到一个逃离学校巨大压力的“合法”理由。曾经，“帮班上争第一”是老师们对她的肯定与期盼，但过度的期待让她不堪重负，发烧在家就意味着她可以暂时抛弃所有的压力与期盼，获得片刻的安宁。

大儒心理创始人、精神科医师徐凯文在随后的论坛演讲中指出，这种情形是“躯体化焦虑”，是人机体对自己压力的反应。当身体接收到强烈的潜意识信号，每当压力来临，发烧就变成了艺馨身体的自我保护机制。

艺馨的一位同学小文（化名），同样曾在知名中学名列前茅。6岁开始学钢琴的他，11岁便举办个人独奏音乐会，但此后很长时间，小文却拒绝触碰琴键，且长期与老师关系极度紧张。

父母离异后，内向的他不知如何表达情绪，也找不到任何宣泄的出口。当压抑的情绪积攒到临界点，他跟父亲发生激烈争吵甚至动手，而后又开始自责。然而，每次爆发后的懊悔与伤心，以及随之而来的道歉，又让他陷入更深的痛苦循环。小文的父亲是有名的作家，一度怎么也想不通，自己引以为豪的儿子跟之前相比变化如此之大。

詹大年在论坛上谈到，事实上，学生“厌学”讨厌的不是“学习”的本身，也不是“上学”的本身，而是在“上学”过程中遇到的各种让他不舒服的甚至恐惧的师生关系、同伴关系、亲子关系。

当学校无法提供安全感时，孩子便会逃离，试图在社会中寻找慰藉，但几乎找不到容身之所；转而回家，家庭却可能因“不争气”的指责而成为更恐怖的地方。最终，他们只能躲进自己的房间，在虚拟世界中寻找存在感和价值感，而这份最后的避风港也常被家长剥夺，导致自残、自杀或彻底躺平的悲剧。

两眼无神、面色苍白，6只血色的手对女孩掐喉咙、抠眼睛、扯头发……这是一个热爱绘画的女孩所做的自画像。徐凯文在一次心理危机干预工作中认识了这幅画的作者。她在北京某重点学校就读，来自高知家庭。在生病的两年半时间里，家人带她看遍了名医，尝试过很多药，却始终无法将她从痛苦中解救出来。

“这些问题表面上是焦虑、抑郁、孤独、社交与学校恐惧，但指向了当代青少年在理想、信仰与价值观层面的迷茫，以及过去时代所没有的高科技对成长环境的颠覆性影响”。徐凯文认为，原因在于极度“内卷”的教育，它以超快、超难的模式制造挫败感，让孩子不断自我否定。背后则是“唯名校”“唯学历”的狭隘价值观，以及追求即时满足的功利社会心态。

詹大年在发言中提到，这一切的根源在于，教育大多仍停留在过时的“行为主义”层面——将知识灌输与记忆视为目标，把人当作工具，而忽视了更高阶的学习方式。

昆明市宜良县丑小鸭中学校长詹大年   图源：青少年心理安全论坛主办方

日益严重的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之下，是蔓延开的休学现象。据《2024儿童青少年抑郁治疗与康复痛点调研报告》，接受调研的1232个孩子患有抑郁症等精神障碍的样本家庭里，有过休学经历的孩子占53.85%，平均休学次数为1.71次，第一次休学的平均年龄低于14岁。

事实上，此前已有多项调研已接连亮起黄灯，数字一次比一次扎眼。

《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21—2022）》指出，青少年群体的心理健康问题严峻，其抑郁症状筛出率高达24.6%。

《2022年国民抑郁症蓝皮书》指出，我国现有抑郁症患者约9500万，其中18岁以下者超过2800万，占比30.28%。

清华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系教授、中国国际积极心理学执行主席彭凯平在本次论坛上分享了一组数据：部分调查显示我国中学生厌学率已高达30%，部分学生出现相关联的心理问题。清华大学积极心理中心团队所做的一项历时五年、覆盖42万名青少年的追踪研究更指出，约14.8%的样本人群存在不同程度的抑郁风险。

部分青少年出现了令人担忧的“四无”现象：学习无动力，导致厌学、休学，无法投入课业；对真实世界无兴趣，使他们沉溺于手机、游戏与社交媒体的虚拟空间；社交无能力，令“社恐”“躺平”蔓延，现实沟通与合作意愿萎缩；最终滑向对生命的无意义，普遍觉得“无聊”“没意思”。

2016年，徐凯文曾提出了“空心病”这一概念，描述那些学业优秀、看似前途光明的年轻人，内心却极度迷茫、缺乏价值感和生命意义的状况。在此次论坛上，他进一步阐明了“空心”的具体内容：感恩心、孝敬心、责任心、是非心、恻隐心、羞耻心、宽恕心和诚信心。徐凯文认为，正是这些核心价值观的缺失，导致了年轻人即便身处优渥环境、拥有世俗成功，也依然感到生命空洞无意义的根本原因。

“学生缺乏动力的首要原因，是精神安全需求并未真正满足。”论坛上，北京金融街润泽学校校长、北京四中原校长刘长铭指出，普遍的厌学现象，其根源在于工业时代的教育模式已严重不适应当今社会。以“高入学成绩——高分数产出”为代表的功利教育闭环，正是将学生物化、将教育流程化的典型工业逻辑，由此制造了全社会的普遍焦虑，也成为课业负担过重的核心症结之一。更关键的是，学生的社交与尊重需求被严重忽视：部分家庭用物质奖励替代精神鼓励，而教育机构与创设的环境也未能提供真正的尊重。

刘长铭谈到，导致学生困境的另外一个原因是情感联系的普遍缺失。在学校，以独自刷题为主的“个体”让真实交流变得不必要，导致了异常的同伴关系。这种情况也发生在家庭内部，亲子对话的主题往往关于成绩和排名。更深层次上，过度的包办生活剥夺了孩子的自主掌控感。

此外，徐凯文在演讲中还谈到当下青少年长时间沉浸在手机、iPad等电子屏幕中，对身心健康构成的严重威胁。

据他现场分享的一组调研数据显示，现实中，青少年平均每天收到192条手机上的通知，按照每天7小时睡眠，在醒着的时间中平均每5分钟就会接收一条信息。徐凯文称，这严重破坏了专注力与睡眠质量。这种持续的干扰与重度媒体多任务处理，会直接导致注意力问题及更强的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他还提出，解决电子产品的危害最关键、最有效的举措是推动国家立法。

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成员、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文东茅在交流中特别提到，要避免“问题学生”现象演变为更严重的“厌学休学”危机，仅靠校内改良远不足够，他倡导合法化“在家上学”的可行性，并提议将学校改造成充满关爱与支持的“家”，或建立更多社区化的幸福学习中心。

事实上近年来，一个为这些“学业暂停”的孩子提供支持的生态系统正在悄然构建，恰与文教授的建议遥相呼应不谋而合。南都记者此前的报道《停学在家、陪娃旅居，谁来“接住”拒学的孩子？》中就曾提到，据不完全统计，目前面向休厌学青少年的社区/基地在全国已至少有超过25个，在适合旅居“躺平”的大理分布最多，也有部分散落于北京、杭州、成都等地。

“学校教育竞争是导致学生厌学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内卷则是学校教育竞争错位的结果。”在刘长铭看来，教育之所以能成为一种有组织的行为，根植于两个基本的人性愿望：一是向善向上的成长渴望；二是作为社会动物的归属需求。这决定了教育应以引导、启迪为主，而非强制与压抑。

然而，这些渴望成长、被接纳的初始愿望，既可以在学校满足，也能在网游，甚至街头团伙中获得满足。这就引出了一个核心问题：学校真正的竞争对手是谁？

“如果学校将其他学校视为对手，便会陷入提高考试强度的内卷；如果其竞争对象是游戏等‘其他途径’，那就必须致力于提供更强烈的学习快乐体验。”刘长铭一针见血地指出，这要求我们彻底转变底层逻辑：学生不是学校的“产品”，而是教育服务的“消费者”。学校真正的产品，是它所提供的课程、师资、环境与文化。因此，要在这场竞争中胜出，关键不在于是否拥有豪华的设施，而在于能否创造出更具吸引力的、真实的快乐体验，这才是学校教育的核心竞争力。

“最有效的鼓励并非简单的表扬，而是能从学生回答中引出新的问题，给予其智力上的自豪感，这需要极高的教育智慧。”刘长铭强调，要缓解厌学现象，亟待一场深刻的价值观变革，这需要各级主管部门转变“唯分数论”的政绩观，家长与教育工作者则需重塑以“成长为核心”的教育价值观。他直言，健康是人的第一需求，理应成为衡量教育满意度的第一标准。

詹大年对此亦有同感，他一直强调真正吸引人的学习是通过互动、场景和关系来构建成长经验，如同在品茶聊天中感受“水”的意义，而非死记硬背“水”这个字。因此，唯有通过设计出充满爱与尊重的互动场景，才能从根本上治愈厌学的心。

“关系比管理重要，成长比成绩重要”，这是丑小鸭实践理念的核心，这在丑小鸭中学的校园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没有固定的图书馆，书触手可及；墙壁可以随意涂鸦；规则由师生共创；校长室设在走廊上。在这里，学校首先是师生安全、快乐、温暖生活的地方，是构建关系、看见自我的地方。

“丑小鸭招聘老师的标准只有两个，那就是爱笑、会玩。”詹大年曾说。他相信通过平等对话、耐心陪伴和建立学生自治等方式，能让孩子们重获信任与价值感，而重新展露在孩子们脸上的笑颜正是最好的注脚。

“当孩子找到了渴望的价值与关系，感受到爱与支持，学习自然会发生。”詹大年说。

采写整理：南都N视频记者吕虹 

（会议素材由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提供）

编辑：李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