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理学影响哲学，但哲学从未影响物理学。”

国际物理学泰斗杨振宁先生的这一论断，在其2025年离世后再度引发讨论。这句话背后不仅是关乎学科界限的不休争论，更指向当代哲学的深层困境——当下的哲学学科是否已逐渐丧失了回应现实的能力？跟不上信息时代脚步的哲学，还能回答人类的终极之问吗？

然而，在这个“乱花渐欲迷人眼”的互联网世界，当焦虑成为一代人的精神底色，当我们不断求索日常和生命的意义，我们会发现，这个时代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哲学。

“哲学已从过去的奢侈品，变成如今的必需品。哲学的使命不在于回应哲学文本的问题，而在于回应社会生活的问题、回应我们内心终极的追求。”带着这样的初心，2022年，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苏德超开设了抖音账号，从大学课室走向了短视频的舞台，用他的互联网实践证明了哲学可以以另一种方式存在：不是高深莫测的概念游戏，而是生活的智慧。

在短视频平台上，苏德超将《哲学核心问题》的课堂片段、对社会热点的哲学解读陆续分享出来，从“内卷焦虑”到“亲密关系”，从笛卡尔 “我思故我在”到余秀华的诗，他用通俗的语言拆解深刻的哲学命题，单条“人生的意义”视频获68.4万点赞，“西方哲学科普”系列总播放量超2072.8万次。

苏德超，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珞珈特聘教授，武汉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副主任，澳门科技大学特聘教授。

他的走红也绝非偶然，而是这个时代精神需求的真实投射——“爱都是笨拙的，不要当恋爱老司机”“当下行动，马上快乐。从人的肉体生命来说，人是没有未来的，重要的是过程”“存在主义是年轻人的哲学，不要被格式化了，活出自己的此在”……在苏德超的解读下，苏格拉底、笛卡尔、康德、席勒的理论变得鲜活可触，他的短视频之所以能引发千万播放量，正是因为它们触动了时代敏感的神经。

苏德超对美国著名思想家丹尼尔·丹尼特的长年研究与传播，也恰恰是这种“哲学回归”的体现。早在2008年，苏德超就与陈虎平、李涤非合译了丹尼特的经典著作《意识的解释》，丹尼特对“意识”的创新性阐释及自然主义立场，不仅对苏德超的学术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他的人生故事也坚定了苏德超“哲学应回应真实世界”的主张。

苏德超坦言：“丹尼特让我明白，哲学不是扶手椅上的空想，而要从科学前沿和生活困惑中寻找问题。”正是这种使命感，让他坦然接受“网红教授”这一身份的使命——让哲学重新与生活对话，与普通人的生命困惑相连。

近日，由苏德超和他的学生叶子绿翻译的丹尼尔・丹尼特自传《我一直在想》出版。借此契机，南都记者对苏德超进行了一次专访。

【专访】

丹尼特的“意向立场”具有革命性突破

南都：你翻译了两部丹尼尔·丹尼特的著作（《意识的解释》《我一直在想》），谈谈一开始翻译他的契机？他反对“笛卡尔剧场”及提出的“多重草稿模型”，这些核心理论对哲学研究的颠覆性意义体现在哪里？

苏德超：《意识的解释》翻得很早，当时我对丹尼特没那么了解，我的师弟陈虎平（我们都是邓晓芒老师的学生）觉得，我们可能低估了演化论的影响力，他就把丹尼特介绍给我，于是我们开始翻译《意识的解释》，这也是丹尼特最有影响力的一本书。

在这本书里，丹尼特认为我们的意识是自然进化而来的，没有什么神秘的东西。他的观点对我冲击还是很大的。从那以后，我一直关注着丹尼特的文章，连我做的科研项目都与他有关，比如关于“无意志的道德责任”的研究。后来出版社就找到我，请我翻译他的自传《我一直在想》。

笛卡尔的二元论认为，我们既有身体，又有心灵，我们的身体是自然科学在研究，而心灵是自然科学研究不了的。当我现在坐在凳子上，对着电脑跟你聊天的时候，笛卡尔认为苏德超并没有在看电脑，苏德超的肉体相当于一个潜望镜，真正的小苏德超活在大脑里一个叫“松果腺”的地方。我们肉体的所有信号都被输送到“松果腺”，小苏德超看见信息之后，开始触屏操作，操作“松果腺”来进一步操作我的大脑，进而控制我的肉体，这样就完成了身体和心灵的相互作用。这是笛卡尔的“松果腺理论”，也叫“笛卡尔剧场”。

丹尼特反对这一观点。第一，它得不到任何实验证据，找不到“松果腺”里的小我。第二，它可能面临着无穷后退。如果说肉眼并不是真的看见，松果腺里的小苏德超看见才叫真的看见，那小苏德超又是怎么看见屏幕上的信息？是不是小苏德超里还有一个小小苏德超在看？这样就无穷无尽了。所以丹尼特认为笛卡尔意义上作为精神实体的“我”是不存在的，这是他对“笛卡尔剧场”的反驳。

“多重草稿模型”是在此基础上提出的。人在思考的时候，并不是“我”在想，而是大脑里同时存在很多并行思路，它们群魔乱舞一般，每一个想法都在竞争，都希望控制我的身体和舌头，让我把声音说出来。最终谁赢了谁就控制我们身体，汇集成一个声音，人开始表达、交流。实际上这也解释了精神分裂症，内部竞争失败了，没有最终胜出者，导致人能听见不同的声音。再比如，一个不成熟的人主意总是变来变去，一分钟前是一个想法，一分钟后是另一个想法。这些现象恰恰证明丹尼特“多重草稿模型”是对的，“群魔乱舞模型”是对的。

南都：作为哲学家，丹尼特很特殊的一点是，他的论著在普通民众中也流布甚广，有的甚至成为畅销书。在他的诸多哲学贡献中，你最喜欢的一个概念是什么？作为一位拥有预言性的思想家，他最值得我们深入探索的命题是什么？

苏德超：我认为，对普通人来说丹尼特的理论中更有意义的是“意向立场”这个说法。我们看待事物有三种立场——物理立场、设计立场、意向立场。物理立场是指用因果关系解释世界、用过去解释未来，也是自然科学的立场；设计立场是基于系统设计的目的来预测这个系统将会做什么。比如闹钟就是被设计来在特定时刻响的。设计立场极大简化了解释的困难性，不再需要知道物体内部物理细节。闹钟为什么8点会响？因为我6点扭了它一下。为什么我扭一下就能让它8点响？因为它就是被设计成这样的。

“意向立场”则把系统看成一个理性的行动者。我们把人当人看，都认为对方是有意向、有信念、有欲望、有目的的，我们都活在“意向立场”里。这个观点的革命之处在于，你是否真的有信念、有欲望，甚至你是否像我一样是个人，我都不care，因为我没办法证明，我没办法钻到你的心里去看，我只是假定你有，这样我们处理问题会简单很多。比如我们下围棋，你是一个AI，我得知道你的物理运作模式是什么，你的软件是怎么写的，我要做大量数学计算、逻辑推理才能推出你下一步怎么走，这对我来说太难了。但假设我把你看成是一个人，我们都想赢棋，那就很容易预测了，因为我只要换位思考就知道你下一步最可能怎么走，我可以提前阻止你。

“意向立场”指的是，我认为你有内心活动，只是我的一种立场而已。我把你看作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人，一个有精神、有灵魂的人，只是为了方便跟你交流，这样我就可以更快捷地预判你下一步的行为。如果你做错了，我可以批评你；如果你做对了，我可以表扬你。但如果你只是牛顿拉普拉斯体系里的一辆自行车，突然倒下来砸了我的脚，那我既不能表扬自行车，也不能批评自行车。大多数时候，我们不以“意向立场”去看自行车，只以“物理立场”或“设计立场”去看它。

这是一个非常革命性的突破，因为一切事物不再神秘了，丹尼特的“多重草稿模型”解释了我们的意识，但他的“意向立场”对普通人来说更重要，而且在某个意义上，它可能暗合了佛教思想，一切皆空，一切都是心意使然。

“哲学家是一个概念工程师”

南都：在《意识的解释》序言里徐英瑾教授指出，当代英美分析哲学的发展已经出现了“内卷化”现象，很多学者都围绕着文献树上的一个小树枝的修剪问题反复打笔仗，在“语言哲学”“知识论”“形而上学”等固定的学术生态位上皓首穷经。你对这一学术现象有何观察和回应？

苏德超：不可否认的是，分析哲学的内卷有它的进步意义。与传统欧陆哲学相比，它的内卷是强调技术化、精细化。欧陆哲学强调概念的跳跃性、启发性，但是很难验证。而分析哲学，至少可以在逻辑上知道它有没有错误，欧陆哲学就算出了一个逻辑错误，我们也觉得不重要，就像文学一样，小说里的逻辑错误可能是作者的有意安排，反而是件好事情，关键是看能不能打动我们。而分析哲学要向科学靠拢，就不得不技术化，甚至实验哲学还要做实验去验证，越来越科学化了。

但另一方面，确实如徐教授所言，很多学者围绕一个文献的小树枝修修剪剪，比如知识论研究中围绕盖梯尔问题，衍生出复杂的文献和大量的讨论，问题越来越精致，每一种回答都会面临新的更加刁钻的反对，进入文献的自我循环，到后面甚至连分析哲学的学者自己都觉得没劲：到底做这些事情有什么意义呢？自然科学已经做得够好了，它没有纠结这些问题，都给出了大量的知识，而哲学的知识论研究给人类提供了什么？还不如像欧陆哲学那样，直接关心生命的意义，关心什么是爱，什么是幸福，什么是社会的公正，不更好吗？

刚刚去世的杨振宁先生批评哲学、不喜欢哲学，认为哲学就是在打概念仗，没有意义。他甚至反对物理学的公理化，认为那只是数学，而物理学必须建立在扎实的、健全的实在感的基础上，要跟这个世界对话。他的观点或许有失偏颇，但也指出一个问题：如果哲学论文不是为了回应真实世界的问题或科学的新发现，而是为了回应上一篇哲学论文，就会导致哲学文本在内部形成内循环，形成圈子的封闭化，哲学研究就变成了与同行对话，而非与社会对话，与世界对话，与自然对话。这样一来，哲学的评价就变得没有意义了。

除了问题的过度专门化、文献的自我循环，还有就是方法论的僵化。分析哲学有很大的优点，逻辑严谨，概念清晰，但是在某个程度上这也变成一个缺点，因为它把那些人类没办法精确化、逻辑技术化、符号化的问题排除在外了。比如生命的意义、爱、幸福、内卷、纠结……分析哲学很难研究它，因为它没办法给出定义，但这些对于人类来说又太重要了。这是一个非常不幸的局面，导致人们对哲学的期待在这里落空：你到底能给我提供什么？

杨振宁先生还说，历史上永远是物理学影响哲学，哲学影响不了物理学。这个话也许有些片面，因为爱因斯坦、坂田昌一并不这么看，但他也说出了部分事实。从近代以后，哲学对物理学影响太小了，相对论、量子力学可以引起哲学革命，但哪一次哲学革命引起了自然科学革命？没有。像康德那么伟大的哲学家，自己的哲学变革命名为“哥白尼式的革命”，说明康德也认为科学还是要牛一些。

还有，除了丹尼特这样少数的例外，大部分哲学与经验科学完全脱节。丹尼特到后期就不怎么和哲学同行交流了，他更多与人工智能科学家、生物学家、逻辑学家交流，这也是他在自传里写的。为什么传统哲学家不太喜欢他，因为他总是在说传统哲学的坏话。

从“扶手椅的哲学”到“实验室的哲学”

南都：随着丹尼特的著作和思想进入中国学术界，是否也带动推进了科学形态的哲学研究和跨学科融合的哲学发展？谈谈丹尼特对中国的影响？

苏德超：话分两头说，首先是丹尼特本人的研究方法是什么，他如何重新定位哲学；其次是他在国内（特别是学术内部）的接受情况怎么样，他的影响我是存疑的。

首先，丹尼特的研究方式已经转化了，他要求哲学研究的问题来源最好跟科学有关，不能只来自哲学文献。现在大量的学者（包括欧美学者）的问题来源于哲学文献，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因为在自然科学领域，没有任何一个科学家会这么关心前人的文献。牛顿很伟大，但今天研究经典力学的人很少去看牛顿的原著。丹尼特实际上相信，哲学研究最好直接来源于科学前沿的困惑，比如说他的意识理论，就跟神经科学、认知科学密切相关，他的人工智能哲学是为了回应计算机科学的进步，他的自由意志理论是为了回应“物理决定论”跟人类的道德体验的关系。他反对把哲学的直觉当成是最终的判决者，因为我们所有的直觉实际上是文化的结果，而文化里面已经有从前哲学的污染了。如果你要证明自己正确，一定要有经验科学的证据。哲学必须从“扶手椅的哲学”变成“实验室的哲学”。

他觉得哲学不应该成为第一科学，哲学家是一个概念工程师，当科学的某些基本概念不清晰的时候，哲学家可以进去与科学家交流，帮他们澄清概念。同时当我们生活有了困惑，哲学家可以帮助普通人解惑，比如说“意向立场”“多重草稿”就是一种对概念的澄清。

他要求跨学科整合，打破学科壁垒。他的整个人生经历就是一个通识教育的践行者，他并不认为自己属于某一学科，他活跃在多个学科之间。在塔夫茨大学，他建立的是认知科学研究中心，要求学生既学习哲学，还要投入大量精力去学习至少一门现代科学，达到跟这个领域的科学家交流的水平，这样才是一个合格的哲学系的毕业生。他的雄心是要建立一个统一的自然主义世界观。他坚决不承认“灵魂”存在，认为一切都可以通过物理主义来解释，认为达尔文主义是“万能酸”，能够溶解掉我们以前一切的唯心主义概念，比如灵魂自由、自由意志，这些都给你融化掉。他的目的是要重塑哲学。

在中国，他对哲学是不是有很大的影响？我认为有影响，但主要在科学哲学领域，对传统哲学影响很小。哪怕在美国，专业哲学家也不是很喜欢他，是科学家喜欢他，特别是在第三种文化浪潮中（前两种文化是科学与人文，科学与人文一直在斗争，人文强调我的生命是有意义、有价值的，科学只给我提供工具，科学则觉得人文主义者就是在瞎扯，太浪漫了）。第三种文化倡导科学家们站在科学的角度重新解释我们生命的意义，解释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丹尼特被认为是第三种文化的代表。

对于有人文情怀的科学家们，丹尼特的影响特别大。这也是为什么他去世以后，《Nature》《Science》两大自然科学顶刊都发了长篇讣告，这是一个很罕见的事情。丹尼特是一个对科学特别友好的哲学家，但他对传统哲学家而言是个伤害，因为他到后期时常看不起传统哲学，认为这是在浪费他的智力。

南都：其实丹尼特的迷人之处，不仅在于思想的锋芒，更在于他的生活方式。自传展现了丹尼特在哲学家之外的多重身份——雕塑家、乐队成员、航海爱好者、农场主，他的人生故事异常精彩。这样的人格特质可以给我们带来哪些启发？

苏德超：这本自传我看完觉得特别激动。首先，他是一个真正的思想家，他把他的人格、生活，与哲学事业完美融为一体。他作为世界级的思想家，并不完全在象牙塔里，他也去划船、滑板、冲浪、建立乐队，还经营农场，到处旅行。他是既有工作又有生活的一个完整的人。这对于我们这些深陷内卷和精神内耗的人来说，尤其是对于每天996加班的职场人士而言，阅读他的自传无疑是一种极大的慰藉。其实，我们完全能够活得精彩，关键在于首先要讨好自己。

第二，他之所以能这么完美地融合哲学与生活，因为他是一个物理主义者，“我”就是我的肉体，我一定要讨好我的肉体，事情再大也不能大过我的吃饭和睡觉，累了就该休息，因为身体是一切的基础。但不要放纵，因为放纵是溺爱，并不是讨好。你必须在乎你的身体，干嘛要为了KPI，为了你的未来伤害你的现在？没有现在就不会有未来，这是一种特别棒的心态。

第三，跨学科的生活方式。我们应该对世界有一个整全、广泛的理解，所以他的人生故事就是与不同学科交流：他是农场主，那就跟植物学家、生物学家交流；他是乐队成员，他就跟音乐家交流；他是雕塑家，他就跟艺术家交流；他是航海爱好者，他就跟气象学家交流。他认为他的专业是来荣耀他的生命的，而他的生命从来不会奉献给哪一个专业。这一点也特别重要，不要把我们的生命献给某一个专业，而是要把专业献给我们的生命。

“重要的不是我，而是没有我”

南都：去年你写了一本逻辑学入门读物《韭菜生存指南》，指出了“公众批判性思考能力较弱”的现状，你如何看待今天的网络公共空间的复杂性？

苏德超：我最初为完成教学任务，打算编写大学批判性思考教材。一位出版社编辑朋友建议我，如果想让批判性思考有更大影响，不如换思路写本通俗易懂、让人难忘的书。这番话激起我好胜心，决心写一本对读者友好的通俗读物，让人在两小时飞机或四小时高铁上能轻松读完，学会批判性思考。

我们必须承认，公共空间对绝大多数人而言是有益的，我们能在公共平台上公开表达是社会进步的显著标志。而社会对此的包容，同样是进步的体现。尽管网络存在乱象，但只要不触犯法律、不违背道德，便是社会的进步。如果我们试图统一观点，反而是一种倒退。

接下来就是我们看到的网络暴力。互联网的公共表达如果过于极化，极化的声音一旦叠加起来，就会对正常的社会秩序造成冲击。因此，我们要明白互联网的表达并不是为了说服别人接受自己，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表达欲望。一旦想说服别人，会变得非常危险，网暴往往就来自这一点。世界是复杂的、是多元的，接受不同，才会让自己被接受。

南都：但我们也看到，当下网络环境的 “碎片化传播”“算法推荐” 进一步加剧了观点极化。这种传播机制是否形成了某种 “恶性循环”？如何从哲学角度解读，帮助我们走出对立叙事，克服因意见分歧导致的人群分化？

苏德超：接受多元本身也是在接受批判性思考。批判性思考的一个出发点是理性，近代理性的出发点是保持怀疑。笛卡尔作为近代理性派的奠基人，他的理性就起源于普遍怀疑，首先怀疑自己是不是弄错了。如果不怀疑自己，总是先怀疑别人，那叫独断，叫自恋。而真正的批判性思考者的人格是无我的。

在《韭菜生存指南》里我强调：“重要的不是我，而是没有我。”1+1=2是不是你发现的，这并不重要，数学不是你发明的，不影响你热爱数学，因为你必须向数学靠拢，才是在学数学；你必须向物理学靠拢，才是在学物理学；你必须向爱情靠拢，才是在谈恋爱……真正伟大的批判性思考者是没有“我”的，如果“我执”太强烈，一定要让对方听见，要让对方接受，要把“我”变成世界的标准，这就太坏了。我在《韭菜生存指南》里特别讲，批判性思考不只是与思考有关，它最终是人格塑造。批判性思考不是工具，而是我们人格的构成部分。如果没有批判性思考，我们甚至都不是一个近代意义上的人。

南都：所以互联网的传播机制恰恰是迎合了“我执”，当下我们更需要有走出“我执”世界的定力。

苏德超：是的，因为“我执”太严重才催生了算法推荐。算法推荐就是一种精准投喂，本质上是在满足受众的“我执”，因为你想放大你自己，而通过你消耗在APP上的时间，以及你点击的广告链接、购买行为，支持了这个APP，于是形成了一个双向的恶性循环：算法满足了你的“我执”，你也就让算法变得更强大，更强大的算法反过头来进一步满足你的个体需要，加强你的“我执”，于是就在彼此的修炼中逐渐走向极端。一个没有“我执”的人不太在乎算法推荐，像我在玩一些APP的时候，我会时不时点开一些不喜欢的链接，不让算法知道我喜欢什么。

其实碎片化传播也是来自算法推荐，人的欲望本身就是碎片化的，你饿了就想吃，渴了就想喝，欲望是缺乏一个通盘考虑的，只有理性才会有通盘考虑。越是执着于自我，就越是沉溺于碎片化；越是有批判意识和能力的人，就越能看到整体。

“哲学家应该直面我们的社会生活”

南都：作为知识分子，在互联网世界传播理性的声音，也等于在引导大众从 “碎片化共鸣” 走向 “系统性思考”。那么对你来说，成为“网红教授”以来，是否也对自身的学术生命产生了反哺？

苏德超：最初我教学火了之后，接受过一次采访，我说“不做网红做校红”。当时我觉得“网红”有贬义，作为一个985大学教授，我应该讲一些普罗大众“听不懂”的东西，才能满足我在鄙视链中的那种优越感。后来发现不是这样的，知识不应该普惠吗？特别是作为人文学科的教师，相比在武汉大学的课堂上影响一批学生，更广泛地影响公众不是更好吗？在自然科学领域，一篇生物学论文也不会只局限于校园里，作者难道不希望文章发出来影响公众，不希望这篇文章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吗？所以我就慢慢没那么排斥“网红”了，也把自己上课的视频发到了网上。

我承认有些网红就是为了赚流量、博眼球，严格讲起来，只要不违法，不违背道德，并不算错。而且不能因为有人这么干了，我就一定不去做网红。网络是个舞台，如果我们不登上舞台，总是让那些博眼球、赚流量的人占领舞台，这个舞台它好吗？舞台本身没有错，错的是上面的内容。让更有趣、更有深度的内容进入到网络，把低质量内容稀释一下，不更好吗？你觉得当下的电影不好，你就应该去拍电影；你觉得小说不好，你就应该去写小说；你觉得某些社会现象不好，你应该努力学习去建设国家，这才是积极的想法。

这几年我通过自己的网络影响力，结识到很多科学家，比如南方科技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国家天文台，甚至包括美国的大学教授。当我撰写论文时，遇到生物学、物理学的内容都可以请教他们。如果没有成为“网红”我也没有机会得到他们的专业建议。所以我非常感谢网络这个平台，让我与比我更优秀的学者有了连接。

南都：你在短视频中从哲学思辨的角度解答网友关注的议题，如恋爱、职场、人生选择等。在你看来，哲学家应如何回应我们今天亟待解决的精神需求？短视频时代是否也为哲学家们“回到广场”提供了契机？

苏德超：20世纪上半叶有“存在主义”这样的哲学思潮，在21世纪上半叶也应该有类似的思潮去回应今天年轻人遇到的挑战，这才是哲学的使命。哲学的使命不在于回应哲学文本的问题，而在于回应社会生活的问题、回应自然科学的问题、回应我们内心终极的追求。

今天有大量的鲜活的社会问题，比如说精神内耗、内卷、996、真爱、I人E人……这些讨论最终都指向了哲学问题，哲学家也应该关心。所以我也慢慢地准备在研究中来回应这些时代话题。比如对丹尼尔·丹尼特的研究，这几年的互联网实践让我对丹尼特产生了更多共鸣，对他的接受度也更高了。如果我只关心几百年前哲学文献里的经典问题，或是关心近几年顶刊上发表的论文，不就变成丹尼特所讲的“哲学封闭”了吗？如果哲学去研究科学，就应该回答今天的科学家们在研究AI时遇到的概念上的困难。比如什么是意识？AI有感知吗？它写那么好的爱情小说、爱情诗歌，它懂爱情吗？李飞飞这样的人工智能科学家认为，AI是不懂的，因为它们没有感官。其实哲学里有更多相关的讨论，在几十年前就已经讨论得比科学家们深入得多了。

南都：看来如果丹尼特经营自媒体、发短视频，一定也会成为大网红。还有哪些历史上的哲学家，你觉得在今天有可能成为“网红哲学家”呢？

苏德超：庄子一定会是网红哲学家，但他不会主动去做，因为楚王曾邀请庄子去朝中当官，庄子就赶紧跑了，因为他不想，宁曳尾于涂，也不要留骨而贵。即便这样，也一定会有好事者，拍他的短视频发到网上，让他红起来。因为庄子很会解决我们的精神内耗，庖丁解牛、庄周梦蝶、子非鱼安知鱼之乐……都是非常好的脱口秀段子，本身就是顶级寓言，拿来做短视频素材具有病毒性的传播力。“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极具视觉冲击力，拍成短剧会非常受欢迎。而且庄子反内卷，告诉我们在快节奏的时代，如何像“无何有之乡”的一棵大树，做无用之用。庄子的辩才特别厉害，他可以进《奇葩说》。

西方的就是苏格拉底。他本来就喜欢在街头跟人聊天，他说雅典人你们应该像关心你们的身体一样关心灵魂。他又喜欢教训人，喜欢点评，他一定会开自媒体。苏格拉底还是一个金句制造大师，比如“认识你自己”“我唯一知道的就是我什么也不知道”“正确比胜利更重要”这些话非常有流量。

还有尼采，他毒舌、犀利，是话题制造者。他的写作是箴言式、碎片化的，非常适合互联网。他的人设又孤独高傲，与整个时代为敌，他和苏格拉底不一样，苏格拉底可能会在留言区回复网友，但尼采是坚决不会回的。只要他没有犯法律错误和道德错误，一定会成为大网红，他有巨大的流量。

印度的释迦牟尼，他自己不上网，但他的学生会给他开账号。因为释迦牟尼教我们怎么面对人生最根本的痛苦：生老病死。他提供了一套极其底层的可以操作的解决方案——‌四圣谛和八正道，这是最硬核的产品。他的个人故事本身就有流量：一个高富帅王子放弃了王位，去修行去追求真理。他形象平和宁静，充满智慧，能极大地解决我们现代人的焦虑，女性粉丝会特别多，比较适合小红书。

而尼采就比较适合X（推特）和Substack，因为句子比较短。苏格拉底是全平台的，他就是喜欢跟人聊天。庄子自己不上平台，他的粉丝会给他建网站。维特根斯坦大概不会开账号，开的话粉丝也很少，因为他有厌蠢症，他上课的时候就经常把学生骂哭。他和尼采的厌蠢还不一样。尼采的厌蠢是嬉笑怒骂，维特根斯坦就是瞪着你，用气场让你感到害怕。

南都：很有意思。如果有机会让你与一位哲学家彻夜促膝长谈，你会想跟谁度过这个夜晚？

苏德超：毫无疑问是苏格拉底。他是最深刻的，他的对话往往没有结论，他知道自己不知道，他能揭示我的无知，也让我知道这个世界是多么的丰富，能够让我更open-minded。

我希望这一场对话有更系统、更底层的东西，不是像尼采、王尔德这样通过金句把我震撼住，因为他们的金句有可能是错的。释迦牟尼就太宗教了，他会以我不能理解的方式来启发我，让我搞不懂是他不理解还是我不理解。

但是苏格拉底绝不会放弃我，只要他懂，只要我愿意听，只要还有时间，他就会一直启发我。在生命的最后一天，他依然耐心地回答学生们的问题。他说：“只要天还亮着。”天一黑，他就要饮下毒芹汁。这也是我上课时经常给学生讲的：“只要我懂，只要你们愿意懂，只要还有时间，我就有办法让你们懂。”永不放弃，这才是理性的精神。

采写：南都N视频记者朱蓉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