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0日，2025中国公共关系发展大会在北京举行，并揭晓80个年度优秀公共关系案例，贵州省遵义文明办“以公共关系思维引领移风易俗”案例榜上有名。这场从村民“饭桌议事”发端的治理实践，不仅破解了乡村滥办酒席、高额彩礼等民生痛点，更走出了一条“政府搭台、村民唱戏”的基层治理新路径。

贵州省遵义市精神文明办“以公共关系思维引领移风易俗”上榜年度优秀公共关系案例。

酒席与随礼，本是中国基层社会人情往来的纽带。然而在部分乡村，酒席名目愈发繁杂，甚至异化为敛财手段，让群众深陷人情负担的困局。南都N视频记者了解到，在经济下行压力下，这种风气更显畸形。有的家庭仅在春节期间随礼支出就高达万元，“办酒收礼”陷入“送出再收回”的恶性循环。

改变，从遵义市绥阳县旺草镇小旺草村的一场群众会开始。2025年春节前，面对滥办酒席的歪风，小旺草村村民自发商议，在村民组长的牵头下，先一组、上坝组联合拟定“组（寨）规民约”，将“除了红白事，其他酒席一律不办”“既不办也不送、不帮忙”作为约条款，这份源于群众意愿的约定，获得90%以上村民认可。与自上而下推行的“村规民约”不同，“组规民约”立足村民组这一熟人社会单元，内容通俗、边界清晰，更具执行力。

“群众心里反感滥办酒席，但碍于情面不愿出头，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分散的‘反对声’聚成‘多数意见’。”贵州遵义市文明办专职副主任黄梅告诉南都N视频记者，这场移风易俗行动，并非政府“一刀切”地强制干预，而是一场以公共关系思维为核心的“共情传播”。

贵州省遵义市绥阳县枧坝镇黄鱼村新桥组村民签订移风易俗“组规民约”，抵制滥办酒席。

在宣传引导环节，遵义摒弃单向度的“倡议书模式”，采用“实践活动+群众会”的互动形式。工作人员进村入户，和村民算“经济账”“人情账”，用“今天收礼明天还”的朴素道理戳中群众痛点；同时，发动本地网红、自媒体创作者，以微短剧、快板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讲述身边人抵制滥办酒席的真实故事，让文明新风在潜移默化中深入人心。

这种“政府引导、村民自治”的模式，很快显现出强大的复制力。据介绍，遵义市文明办联合社工部、农业农村局、民政局等四部门联动推广，截至2025年12月19日，所有县（市、区）的247个镇街1993个村（居）16428个村（居）民小组自发签订了“组规民约”，分别占比97.24%（全市254个镇街）、94.63%（全市2106个村、社区）及53.81%（全市30529个村、居民小组）。

贵州省遵义市绥阳县枧坝镇黄鱼村党支部书记组织召开群众会，引导群众签订移风易俗“组规民约”。

中国公共关系协会专家对此点评称，该案例的核心价值在于，将公共关系的“舆论引导”“互动传播”理念融入基层治理，实现了“政府想推的事”变成“老百姓愿意干的事”。

移风易俗，最难的是防止“一阵风”。对此，黄梅透露，遵义的破题之策，在于建立长效机制。当地推行“组规民约年度修订制”，每年春节前后组织群众复盘约定执行情况，根据实际问题调整细则。

“针对高额彩礼这一硬骨头，我们不搞一刀切。”黄梅说而是引导村民结合本地人均收入，约定彩礼上限，倡导“零彩礼”“低彩礼”，同时打击以彩礼为由的骗婚行为，让婚姻回归本质。

关于高额彩礼、滥办酒席等移风易俗的难点问题，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专职副主任胡凯红在今年10月中旬首届乡风文明大会发布会上也指出，要充分尊重群众的意愿，充分尊重历史、文化的因素。“要进一步推动移风易俗和当地实际结合起来”，发挥好村规民约、村民议事会、红白理事会、道德评议会、禁毒禁赌会等“一约四会”的作用，这些在农村很有效果、很管用，也是自治的重要体现。

遵义的实践印证了以上观点。从村民自发议事到全域推广，从舆论引导到制度保障，这场移风易俗行动，扎根于群众的真实需求，用有温度的沟通、可落地的机制，让文明新风真正吹进乡村的每个角落。

如今，在遵义的许多村寨，办酒不收礼、随礼不攀比正逐渐成新风尚。红白事上，村民们聚在一起帮忙，不再纠结于礼金多少，而是重拾人情往来的本真。这场始于“饭桌”的治理变革，正以公共关系思维为支点，撬动基层治理的深刻变革，为全国移风易俗工作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遵义经验”。

采写：南都N视频记者潘珊菊 发自北京

编辑：梁建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