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是中国进入“十五五”规划时期的开局之年，亦是在全球秩序演进、国内新旧动能深度转换背景下，重新定义增长逻辑与资源配置方式的关键时点。新一轮发展周期不仅关乎产业迭代与技术突破，更关乎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与金融体系中的角色重构。

在此背景下，南都·湾财社发起《开局2026：在新周期起点上》高端访谈系列，本期专访招商基金研究部首席经济学家李湛。李湛指出，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公募基金的资产配置框架需要从“周期博弈型”向“结构趋势型”转型。一方面，应更加重视宏观政策导向与国家战略产业之间的映射关系，将科技创新、先进制造、新能源和数字经济纳入核心长期配置资产池；另一方面，也要通过多资产配置和风格分散，平滑宏观波动带来的短期冲击。

招商基金研究部首席经济学家 李湛

南都·湾财社：“十五五”规划将系统勾勒中国至2030年的发展路径。您认为2026年最值得关注的宏观政策主线是什么？这些政策将如何影响全年经济走势与市场预期？

李湛：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落地的起点年，宏观政策的核心特征将从“稳增长托底”转向“稳中求进与结构性发力并重”。财政政策将更加聚焦科技创新、先进制造业和新型基础设施，通过定向扩张与结构性减税支持中长期潜在增长；货币政策则更强调精准宽松与金融资源的定向引导，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同时避免全面宽松带来的资产泡沫。

总体来看，2026年的政策框架将以“稳预期、稳就业、稳投资”为底线，以“培育新动能、优化产业结构”为主线，从而为经济进入新一轮中高速、更加高质量的增长周期奠定基础。

南都·湾财社：“新质生产力”已成为推动经济转型的核心概念。从宏观层面看，您认为2026年哪些产业或领域最能体现新质生产力的落地成效？其发展将对经济结构产生怎样的深远影响？

李湛：“新质生产力”的本质是以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推动生产函数跃迁。2026年最具代表性的领域将集中在人工智能、高端制造、新能源与数字经济融合方向，如智能算力基础设施、先进半导体、智能装备、新型能源系统等。

这些领域不仅具备较高的技术壁垒和资本密集度，也能够形成显著的规模效应和产业外溢效应。其发展将推动中国经济从传统要素驱动转向“技术+资本+人才”的协同驱动，带动全要素生产率回升，并逐步改变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位置，实现从“制造大国”向“技术与标准输出国”的升级。

南都·湾财社：在“十五五”开局之年，您认为公募基金行业应如何调整资产配置框架以响应政策导向？

李湛：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公募基金的资产配置框架需要从“周期博弈型”向“结构趋势型”转型。一方面，应更加重视宏观政策导向与国家战略产业之间的映射关系，将科技创新、先进制造、新能源和数字经济纳入核心长期配置资产池；另一方面，也要通过多资产配置和风格分散，平滑宏观波动带来的短期冲击。

在利率中枢可能长期偏低、权益资产回报分化加剧的背景下，公募基金需要在权益、固收、商品与另类资产之间构建更具弹性的组合结构，更好地服务居民长期财富管理目标。

南都·湾财社：在全球经济格局重塑与国内新旧动能转换的背景下，2026年您更看好哪些资产类别或细分赛道？

李湛：在全球经济格局重塑与国内新旧动能转换并行的背景下，2026年的投资主线将更加突出“内生增长+自主可控”两大逻辑。

从资产类别看，中国权益资产的中长期性价比正在系统性改善，具备产业升级和盈利质量提升支撑的股票资产将更具吸引力；从细分赛道看，围绕科技自主化、能源转型、先进制造与高端服务业的领域，或将持续受益于政策、资本与需求的三重共振。这一轮机会可能不再是简单的周期反弹，而更接近新一轮产业与资产定价体系重构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