肝癌介入治疗术后，为何有的患者肝功能恢复快，有的却损伤严重？

近日，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以下简称“广医二院”）微创介入科主任朱康顺教授团队，聚焦肝癌经肝动脉化疗栓塞（TACE）术后肝损伤这一临床重大问题，在国际上首次发现TACE术后肠道稳态失衡、肠道菌群紊乱是TACE术后肝损伤的新机制，并锁定了关键益生菌及其代谢物作为干预靶点。

2025年10月，该成果以原创性论著形式发表在国际肝病学顶级期刊Journal of Hepatology（中科院医学及肝病学双一区，IF: 33.0），为“肠道菌群调控策略”应用于肝癌TACE围手术期肝保护治疗及提高患者远期预后提供了创新理论基础。

在我国，70%以上肝癌患者在诊断时已处于中晚期，失去手术切除机会，而经肝动脉化疗栓塞术（TACE）是目前世界公认的、治疗不可切除中晚期肝癌的重要方法之一。

然而，临床上多数肝癌患者TACE术后伴随着肝脏损伤，且损伤程度和恢复情况差异较大，其深层机制一直不明确。

“在长期临床工作中，我们观察到一个令人困惑的现象：有的患者栓塞范围广，但术后肝功能却没有出现特别大的损伤。而有些患者栓塞范围较小，却出现了严重的肝功能损伤。”朱康顺教授在接受南都N视频记者采访时表示，这促使团队思考，除了栓塞和化疗药本身的直接影响以外，是否还存在其他关键机制？

传统观点认为，TACE术后肝损伤主要源于栓塞引起的局部缺血坏死或化疗药物对正常肝组织的直接损伤。但朱康顺教授注意到肝脏与肠道之间密切的“肠-肝循环”关联。

肝脏作为肠道吸收营养和毒素后“第一站”和“加工厂”，与肠道存在密切“肠-肝循环”原理。“肠道生态的健康与否直接影响到肝脏的健康。例如，肝硬化患者的肝性脑病就与肠道菌群有关。同样，脂肪肝等其他肝脏疾病，也可能与肠道菌群的紊乱和免疫调节功能失常相关。”朱康顺教授表示，基于此，团队开始探索肠道菌群与TACE术后肝损伤的关联。

为了验证猜想，在朱康顺教授的带领下，由林立腾副教授、黄敬君博士、李锐博士后等骨干组成的临床医生及科研团队，开始了系统性探索。

团队首先对大量肝癌患者进行了粪便样本收集与分析。“我们收集了上千份粪便样本，从肠菌结构和种类分布及其代谢物分泌水平的角度来解析肠道菌群，结果发现，患者TACE术后的肝功能甚至其远期预后均与其背后的肠道菌群构成及代谢状态存在密切联系。”朱康顺教授指出。

“为了确保样本的新鲜度和数据的准确性，我们需要随时顺应患者的排便需求，有时甚至在凌晨收集，并立即进行超低温保存。”林立腾副教授介绍。

李锐介绍，通过对临床粪便标本的宏基因组学和代谢组学分析，团队发现了一个规律：术后肝功能恢复好、远期生存更佳的患者，其肠道内一种名为“罗伊氏乳杆菌”的益生菌及其关键代谢产物“吲哚-3-乳酸”的呈现更高丰度或分泌水平的趋势。相反，这两种物质的水平偏低，则与术后更严重的肝损伤和更差的预后相关。

锁定目标后，研究进入更艰难的机制验证阶段。团队需要构建能客观模拟人体TACE介入手术的动物模型，这在技术上是一大挑战。

常用的实验小鼠血管太细，极难稳定地模拟人体介入操作。团队几经周折，最终在大鼠模型中，创新性地通过大鼠尾动脉手术路径，使用极细的微导管超选择至肝动脉进行局部介入栓塞化疗，成功建立了高度模拟人体介入手术的TACE动物模型。

“既往已有多项研究证实，在慢性肝病患者中普遍存在肠道菌群紊乱现象。其中，我们团队研究发现，益生菌含量特别低的患者，在接受TACE后，肝功能受损往往呈现更为严重的趋势。”林立腾进一步解释，通过对肝脏炎症免疫环境的进一步解析，最后我们找到了在这一临床现象及病理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细菌（罗伊氏乳杆菌）及其代谢物（吲哚-3-乳酸）。 “这是一种对人体有益的代谢物，可以改善肝内的免疫和炎症微环境，从而抑制肝脏内巨噬细胞过度的炎性反应。通过这样的效能，能够改善患者TACE后的肝损伤情况，从而提高患者的预后。”

研究结果表明，吲哚-3-乳酸能够直接“瞄准”肝脏巨噬细胞内的热休克蛋白90（HSP90），从而阻断NLRP3炎症小体这个关键“炎症开关”的激活，最终抑制过度的无菌性炎症反应，保护肝脏细胞。 这从分子层面完整解释了“肠道菌群紊乱→有益代谢物减少→肝脏炎症加剧→损伤加重”的全新通路。

这一发现突破了多年来人们对TACE肝损伤机制的传统认知，揭示了“肠道健康”在肝癌TACE术后肝功能恢复中的重要作用，为“肠道菌群调控策略”应用于肝癌TACE围手术期肝保护治疗及提高患者远期预后提供了创新理论基础。

这项研究首次将肠道微生态与TACE术后肝损伤明确关联，被国际学界认为是一项重要的原创性发现。

全球知名肝病及肠道微生态学专家，美国加利福利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Bernd Schnabl教授，在Journal of Hepatology期刊为本项研究撰写评述并给予高度评价。“本项研究通过肠道菌群代谢的视角，回答了目前肝癌TACE介入治疗所面临的重大临床问题——TACE术后肝功能损伤及TACE安全性问题。且本研究提出了全新的解决策略：通过外源性添加益生菌或其代谢物（罗伊氏乳杆菌 (Limosilactobacillus reuteri, L. reuteri) 及其关键代谢产物吲哚-3-乳酸（Indole-3-lactic acid, ILA），维护肠道稳态，具备保护肝癌TACE介入术后肝功能、提高预后的潜能。”

Bernd Schnabl教授称，“本项目更是为“microbiome-informed hepatology（微生物组整合肝脏病学）”，“肠-肝一体调控策略”应用于肝癌等肝脏疾病的发病机理研究及治疗策略开发提供了全新的范式。”

目前该发现尚处于研究阶段，动物实验有效不等于人体适用。朱康顺教授强调：“针对肝癌TACE治疗后肝损伤问题，团队目前暂不建议患者自行购买相关益生菌产品服用，因为菌株特性、剂量及用法、配伍都需要经过严格验证。”

他指出，团队接下来将会开展严谨的多中心临床研究，推动这一科学发现向安全、有效的临床干预方案转化，最终目标是为肝癌患者制定个体化、精准化的“肠-肝同治”策略，真正提高生活质量、延长生存期。

“临床工作是学科建设的立足之本，而科学研究是学科发展的灵魂。”朱康顺教授对此总结，“只有不断思考并解决临床中遇到的真实困惑，才能让科研反哺临床，最终让更多患者受益。”

采写：南都N视频记者 伍月明 通讯员 许咏怡 李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