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②移花接木篇

四川资阳的刘女士为解燃眉之急通过租机平台租赁手机，实际到手仅7500元现金，却要背负超15000元的还款债务，经计算这笔贷款的年化利率超100%。这并非个例，而是当下市场中“租机贷”乱象的真实缩影，不少有资金需求的消费者，都因轻信租机套现的宣传踏入了这样的高息陷阱。

在监管持续严打高息现金贷，各类违规现金贷业态逐步收敛、行业合规性稳步提升的背景下，部分不法主体为规避监管约束，将高息放贷行为披上“信用租赁”的外衣，催生了“租机贷”这一隐蔽的高息借贷模式。

年轻人眼里的时尚个性超前，可能秒变“围猎场”。这类业态打着“0首付租机”“租完即送”的噱头，看似是新型租赁消费形式，背后却形成了由租机平台、贷款中介、手机回收商紧密勾结的完整套现产业链，成为高息现金贷的典型变种。

本期“移花接木篇”将聚焦中介机构、租机平台、手机回收商三方如何联手设局，通过1元诱惑、高息包装、隐性成本、信息滥用等“障眼法”，将有资金需求的消费者步步引入陷阱。

在租机贷的灰色操作中，不少消费者一旦踏入便极易陷入难以挣脱的债务泥潭，“以租养贷”的恶性循环更是成为众多受害者的共同遭遇，看似解燃眉之急的现金，实则是套牢自身的高息枷锁。

“到手7500元现金，却要还上15000元。”四川资阳的刘女士因急需用钱，在中介推荐下通过租机平台租赁手机，就此陷入了高额租机贷款的困局。

在中介的指引下，刘女士于2025年11月在机汤租机平台租赁了一部iPhone16ProMax（256GB），由此产生了15398.5元的总租金。按照还款账单，这笔租金需分12期支付，每期还款金额约1300元。

南都湾财社记者查询发现，彼时同款iPhone16ProMax在京东等平台的售价约7500至8000元，显然15398.5元的总租金已远超市场价。而在承担这笔高额租金的前提下，刘女士实际到手的现金仅有7500元。

刘女士的经历正是典型的高息“租机贷”案例，为获得7500元现金，她背负的总债务超1.5万元，经计算，这笔贷款的实际年化利率（IRR）已超100%，接近160%。

和刘女士一样深陷“租机贷”的消费者不在少数。黑猫平台上，涉及“租机”的投诉达37164条；以“租机+费用”为关键词搜索，相关投诉也有6641条。这些投诉中，除机汤租机外，旭租租机、巨头租机、俏租机等平台也频繁被提及。

这些租机平台常以苹果手机作为主要租赁品类，因其单价较高，平台可收取更高的租金。有消费者在中介的诱导下，同时租借多部苹果手机，最终欠下数十万元债务；部分无力偿还的消费者，还因此陷入了暴力催收的梦魇。

层出不穷的投诉与真实的受害案例，让租机贷背后的高息乱象暴露无遗，也印证了这一模式对消费者的切身危害。

面对如此高昂的租机费用，为何仍有不少消费者接连上当甚至趋之若鹜？将目光投向幕后产业链，南都湾财社记者发现，这实则是一场由中介机构、租机平台、手机回收商三方联手设下的围猎局，三方各司其职、利益分成，将有资金需求的消费者步步引入陷阱。

中介机构在这场围猎中扮演着关键的引流角色，各类极具诱惑性的广告语在社交平台上层出不穷。“0押金、审核快，租机换钱，轻松变现……”是常见宣传，有中介抓住年轻人的消费习惯，打出“一天就一杯奶茶钱”的标语；还有中介以“无需门槛，不看征信”为噱头，专门吸引有多重债务的共债人士。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中介的精准目标就是有资金缺口的共债人士。受访的刘女士告诉记者，她此前因借款找过债务处理机构协助，留下了联系方式，此次咨询贷款时，被助贷中介联系上并推荐给租机中介，本想通过手机变现解燃眉之急，不料反而陷入更深的债务。

为帮助借款人通过平台审核，中介还会向租机者传授专门的“话术”：若平台问及租赁用途，务必称是个人使用，切勿提及套现意图。

租机平台则是虚高合同的制定者，对于通过中介链接进入平台的消费者，平台会根据租赁机型与其签订明显高于市场价的虚高合同，让消费者从一开始就背上高额租金债务。

为进一步吸引消费者，部分平台还打出“首期1元”的诱饵。黑猫投诉平台上，一位消费者表示，其于2025年8月11日被诱导租赁一台iPhone16ProMax（512G），贷款分12期还款，首期仅需1元，后续每期支付699元。看似划算的价格背后，他被平台要求捆绑购买了398元的优享服务，还缴纳了1500元保证金，且12期付款结束后，还需支付7690元买断金。在“1元首期”的诱惑下，其最终背负了超1.5万元的债务。

在租机贷的整个模式中，手机往往根本不经借款人之手，而是由平台直接寄往中介指定的回收商。刘女士也证实，她租借的手机从未到过自己手中，平台发货后便直接邮寄给了第三方回收商。

梳理多起租机贷案例可以发现，这场三方围猎中暗藏四大核心套路：一是高息包装，将高额利息和手续费伪装成“溢价租金”“碎屏险”“服务费”等名目，规避监管对借贷利率的上限要求；二是隐性成本，合同中暗藏到期后高额买断费、违约金等条款，让消费者在退租或违约时面临巨大经济损失；三是信息滥用，以“信用评估”为名义，超范围、超频次收集个人信息，包括通讯录、位置、人脸、设备权限等，存在信息泄露和被恶意利用的风险；四是暴力催收，一旦消费者逾期，平台便会采取电话骚扰、爆通讯录、上门滋扰等非法手段进行催收，严重影响消费者个人及家人的正常生活。

租机贷的乱象早已引起监管部门和司法机关的关注，各地不仅接连发布风险提示、开展整治行动，司法机关也通过典型判例对租机贷相关违法犯罪行为进行严厉打击，尽管重拳出击之下，租机贷的生存空间被不断压缩，但这一业态仍凭借隐蔽的操作模式，游走在监管的灰色地带。

事实上，早在2025年9月，深圳市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办公室就曾发文指出，市场上出现以“信用租赁”“0元购机”“租完即送”为噱头的“租机套现”业务，此类业务本质上是被包装成租赁的非法高息贷款。

2026年2月24日晚，海南省地方金融管理局发布《关于无经营资质的六类地方金融组织违规展业的风险提示》，直接点名5家小贷公司涉嫌通过“租机业务”违规开展小额贷款业务。

在司法层面，绍兴市越城区检察院也曾办理过典型的租机贷相关案件。据查，2022年6月以来，金某先后在绍兴、武汉、杭州、厦门、苏州等地投资成立多家手机租赁公司，招募财务人员、店长、业务员、家访人员，形成了“中介引流—家访风控—签订虚高合同―诱导转卖套现―每日收息―违约催收―提起诉讼”的完整业务模式，以看似正规、便捷的手机租赁业务为幌子，通过中介渠道吸引急需资金却无法通过正规渠道借贷的被害人。

为规避法律责任，金某等人明知被害人急需用钱，并不具备租赁手机的客观需求，且租赁手机后会选择低价套现获取钱款，却仍强迫被害人签订不出售手机的承诺书，同时又诱导、默认被害人转卖手机，恶意制造违约陷阱、不断垒高被害人债务。在被害人无力还款时，金某等人便通过各种手段逼迫其偿还虚高债务。

截至案发，金某等人以手机租赁的方式共骗取100余名被害人90余万元，另有14万余元诈骗未遂。最终，一审法院以诈骗罪判处主犯金某有期徒刑1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其余19名被告人也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至5年6个月不等，各并处罚金。这一判例也为打击租机贷违法犯罪行为提供了明确的司法指引。

租机贷并非所谓的“金融创新”，而是将手机作为媒介，绕过“借贷”概念，名为租赁、实为“套路贷”诈骗的非法业态。相关涉案人员以押金、家访费、签单费等名义变相收取“砍头息”，被害人实际到手的钱款仅为手机定价的五至七成，却要背负数倍于实际到手金额的虚假高额债务。

究其本质，“租机贷”是传统高利贷在严监管背景下的数字化“变形记”，它利用租赁经济的法律外衣，通过复杂的交易结构掩盖非法放贷的真实目的。从多地的监管动态和司法判例来看，整治租机贷乱象的行业共识正在形成，但想要从根本上根除这一问题，仍需要消费者、平台、监管部门等多方形成合力，各司其职、多措并举。

对消费者而言，要时刻警惕“0首付”“低月租”“秒到账”等极具诱惑性的营销词汇和宣传套路，摒弃“借钱走捷径”的侥幸心态，清醒认清“租机套现”的本质就是借高利贷，切勿因一时的资金需求踏入陷阱。若不慎遭遇租机贷这类“套路贷”，务必妥善保存好合同、转账记录、聊天记录、被催收记录等相关证据，及时向公安机关报警维权；如果被对方起诉，也要积极应诉，向法院主张相关合同无效，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对租机平台而言，需严格落实监管要求，强化商户准入审核与租赁商品的流向监控，建立“敏感地址黑名单”等防控机制，从物流端切断套现产业链，真正守住“严禁以租赁名义实施借贷”的行业底线，杜绝变相高息放贷的行为。

对监管部门而言，还需持续加大对租机贷乱象的排查和整治力度，完善相关监管规则，明确租赁业态的业务边界，对以租赁为幌子开展非法放贷的平台和相关中介、回收商进行严厉查处，形成常态化的监管震慑，让租机贷无处遁形。

只有各方协同发力，才能彻底撕掉租机贷“金融创新”的非法标签，净化金融市场环境，切实保护消费者的财产安全和合法权益。

统筹：李颖

执行统筹：卢亮

采写：南都·湾财社记者 吴鸿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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