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ChatGPT引领新一轮人工智能浪潮以来，AI职业替代频频成为“烫话题”，随着生成式AI向智能体AI跨越，职场人被“拍在沙滩上”的担忧进一步升温。

一些观点认为，“AI对就业的影响是替代与创造并存”，并以人类历史上多次科技革命为例，证实人类有能力调动自身能动性、灵活性解决。对此，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院长薛澜有不同看法。

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院长薛澜接受采访。南都摄

近日，在博鳌亚洲论坛2026年会期间，薛澜接受南都等媒体采访时提到，AI冲击就业问题已经到了值得更加严肃对待的阶段。从工业革命到计算机时代，被替代的多是体力劳动，而AI的直接冲击对象是人类最引以为傲的智力，其发展过程中未必会创造出更多新工作。

薛澜认为，AI就业替代问题仍需通过政策手段调节解决，包括调整现有社会保障政策，为处于就业转换期间的个人提供一段时间的基本生活支持等。

仅需给出一句指令，AI智能体就能自主执行一系列操作任务：整理桌面、发邮件、写代码等。近期，Open claw的爆火昭示着生成式AI正迈入以AI智能体为主导的新发展阶段。

薛澜也关注到了这一趋势。他提到，过去的大模型更像是“文字秘书”，只提供信息；现在的智能体已经变成“管家”甚至“办公室主任”，能够实际执行操作、调用工具。在他看来，这种转变涉及大量系统授权和实际操作，两者风险性质完全不同。

与此同时，薛澜注意到，AI技术已从通用模型走向医疗、交通等具体领域，AI垂直落地应用进入新阶段。

在薛澜看来，两大变化使得原有AI治理方式需同步升级。一方面，监管措施要尽可能跟上技术迭代，建立动态调整机制；另一方面，新旧规则要协同衔接。他强调，垂直领域并非监管空白，医疗、交通等行业本身就有成熟的法律法规体系，关键在于既要针对AI特性制定专门监管，又要与现有法规有效融合。例如，自动驾驶不必“另起炉灶”建一套新规矩，而是需与现行交通法规结合。

“我相信这对监管是一次双重挑战，既要懂技术，又要懂行业。”他说道。

当AI治理方式发生变化，学界和产业界也应调整策略布局。薛澜表示，人工智能应用领域非常广泛，首先国家层面的治理原则是确定的，包括智能向善等核心价值，但具体应用领域的规则肯定会有差别，不同场景需要不同考量。

不过，薛澜并不赞同将AI治理视为需要“应对”的挑战。他解释，传统的监管关系中，双方类似于“猫和老鼠”——监管是“猫”，被监管的企业是“老鼠”，老鼠要钻空子，猫要抓老鼠。人工智能领域比较特殊，很多情况下无人知道未来新应用可能出现哪些问题。

对此，薛澜认为监管双方加强交流合作至关重要。“如果AI应用给社会带来重大风险，对企业、对政府都没有好处。双方拥有同一个目标，将对共同利益的影响降至最低，实现社会收益最大化。”

近期，文科生成为互联网大厂“新宠”的消息引发广泛关注。据了解，为训练大模型理解人类价值观，阿里等企业开设“AI叙事设计师”等岗位，要求具有中文、哲学等文科背景，这类岗位月薪普遍高达3万至5万元。

AI时代，文科生将比理科生更吃香？对此薛澜分析认为，“文科生”“理科生”是中国高考分科的特有概念，但在AI时代，有必要重新思考划分的意义。从知识和技能学习角度看，即使是文科生也必须掌握人工智能应用技能，反之理科生同样需具备人文素养和哲学思考能力。

他表示，基本的人文素质与科技素质，将成为文科生和理科生的必备基础。未来可能不再会出现专注于非常垂直领域的专家，普通的技能性知识可以通过AI直接获取。薛澜笑道，“我希望有一天，‘文科生’‘理科生’这样的概念能放进‘博物馆’，让子孙后代不再理解这种区分。”

除了专业方向选择，AI快速迭代、社会应用的迅速铺开，对普通人生活的渗透进一步体现在劳动者身上，写总结、做ppt、制图都是它的“拿手好戏”。

谈及AI带来的就业冲击，薛澜表示，这需要严肃认真对待。他注意到一些人持乐观态度，认为科技创新替代一些工作的同时，也会创造出新机会。然而，人工智能浪潮存在特别之处：从工业革命到计算机时代，被替代的多是体力劳动，人工智能的直接冲击对象是人类最引以为傲的智力。“如果按照旧观念，认为自然会有更多新工作产生，可能未必如此。”

他指出，人工智能时代的就业替代问题仍需通过政策手段调节解决，包括社会保障政策的调整。“不排除很多人在就业转换期间暂时没有收入的情况，我们的社会保障能否维持其在这一阶段的基本生活，是需要考虑的重点方向。”

就业问题的背后指向人工智能技术的定位和发展方向。薛澜进一步提到，无论政策制定还是企业发展，都需进一步明确，发展的尽头究竟是想让技术完全替代人，还是始终作为人的助手存在？同时，设立技术发展“禁区”也应提上日程，比如利用生物技术造人是“坚决不能跨越的红线”。

未来智库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全球AI应用出海访问量突破76亿次，其中中国企业占据约50%，或标志着中国人工智能技术正在国际市场中显现出超强的渗透力，迈入“出海”新阶段。不少观点认为，中国人工智能“出海”具备多重核心优势，体现在大模型技术能力、算力基础设施的能源成本等方面。

薛澜在分析中国企业“出海”优势时表示，当前全球人工智能发展生态良好，以中国为代表的多国主流大模型选择走开源路线，意义重大。真正拥有大模型的国家数量不多，而开源大模型成为其发展人工智能的重要底座。“可以说，中国的开源模型为人工智能技术在国际上的普及做出了巨大贡献。”

据他观察，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发展人工智能产业过程中存在巨大鸿沟，包括基础设施存在短板、电力能源供应不足、互联网建设不完善等。从这一思路出发，薛澜建议中国可依托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框架，为这些国家提供人工智能配套能力和基础设施建设服务，打造人工智能企业出海的独特优势。

中美是全球算力产业链最完整的两个国家，近三年全球人工智能产业的创新几乎都在这两个大国诞生。谈及两国AI发展路线的差异，薛澜表示，美国更追求通用人工智能的技术突破，中国强调“AI+”产业融合。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社会对人工智能的接受程度可能比美国高，甚至在全球范围内都属于很高的。”

采写：南都N视频记者 樊文扬 蒋小天 黄莉玲 发自海南博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