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南站重启吸烟室，难阻二手烟外泄，旅客抱怨变相鼓励吸烟

就在多地讨论如何减少站台的二手烟时，太原南站却重启了站内的豪华吸烟室。吸烟室设在二层的商业平台，在站内的任何角落抬头，你都能看见印有“吸烟室”和“烟草零售终端”的巨大蓝色招牌。

“（吸烟室的）招牌很大很显眼，跟其他高铁站不同。”一位不久前路过太原南站的旅客小卜向南都记者抱怨，“就像是在变相鼓励吸烟一样。”

太原南站站内吸烟室。

他拍摄了一张充满讽刺感的照片，站内二层平台的栅栏上贴着“禁止吸烟”的标语，后面就是巨大的吸烟室招牌。他将照片发在社交媒体，配文：是左右脑互搏吗？

吸烟室的门敞开着，室内有乘客吸烟。

另一位经常路过太原南站的旅客小潘也发现，“吸烟室又开放了，云烟雾绕的”。她路过时看到，有几名旅客正在里面吸烟，虽然贴有请随手关门的提示语，但吸烟室的玻璃门一直开着。

南都记者了解到，太原南站的吸烟室曾在5月末关停，玻璃门被蓝色胶带裹死，当时流传的说法是，“市里收到投诉所以关了”。这次，边上卷烟店的销售员告诉小潘，吸烟室在6月底重新开放了。

太原南站的吸烟室曾在今年5月末关停。

小卜的帖子下面有人认为，设置吸烟室可以避免有人在站内随便吸烟，熏到路人的可能性小一点。不过，小卜去乘车的时候，站台上还是一堆人在抽烟。评论里也有人提出更多观点，除了可以减少在其他地方吸烟，还有人认为这是“人性化管理”，避免烟雾影响其他人......

过去数月里，舆论对站台吸烟行为爆发了激烈争论，难忍二手烟的旅客强烈要求高铁站台应该禁止吸烟。而受限于缺乏法律规定、执法权限不明和铁路系统封闭管理的传统，站台禁烟的问题仍未破题。但这些网络争论几乎从未涉及火车站内——绝大多数情况下，大家都默认封闭的火车站内不能吸烟。（详见：《没人管还是管不了？人流密集的高铁站台，陷入控烟困局》）

小卜说，他去过的高铁站里，即使有吸烟室，也从没见过这种很醒目的招牌。太原南站唤起了另一个被忽视但同等重要的法律和科学问题：高铁站内能否设置吸烟室？有了吸烟室就能避免二手烟外溢了吗？为什么公共卫生专家反对建设吸烟室？

太原南站站内吸烟室，招牌很显眼。

吸烟室无法阻挡二手烟外泄

关于吸烟室的辩论，从尝试推进室内全面禁烟的那一天就开始了。支持者认为，吸烟室既可以为烟民提供舒适的吸烟环境，解除其烟瘾之困，还能避免二手烟影响，减少劝烟冲突。有研究发现，一些地区的烟草业甚至主动出资修建了大批豪华吸烟室，以塑造其正面形象。

然而，过去30年间的研究反复证明一件事：即使采用了负压技术和换气设备的吸烟室，也无法阻止二手烟外溢，甚至还会导致吸烟者聚集吸入大量有害物质，实则两害。

有“美国无烟区”之称的加州，自1988年开始通过一系列法案确立了严格的控烟措施。但立法过程也不断遇到烟草业的阻挠，建造吸烟室就曾是主张之一。1994年，加州立法禁止雇主让不吸烟的员工接触到二手烟，当时为了尽快通过法律，法律文本妥协后允许一些设立吸烟室的例外情况，对其通风和封闭性能也提出了要求。

到2015年修法时，这些允许设置吸烟室的例外都被删除了。一个原因是，法案出台后的一系列研究追踪发现，绝大多数吸烟室都不满足法律要求，即使是少数合规的吸烟室，也无法完全杜绝二手烟外泄。

香港在2005年修订控烟法规后，实现了绝大部分的室内工作场所和室内公共场所全面禁烟。立法期间议员也曾就吸烟室（港称吸烟房）有过讨论，但当时已有诸多研究表明，“未有任何国际认同的抽风系统标准，可以支持设置有效防止二手烟渗入邻近环境的吸烟房”，故条例也禁止了设置。作为回应，香港国际机场关闭了其全部12个吸烟室。

随后，香港食物及卫生局委托香港科技大学继续研究吸烟室，2009年提交给香港立法会的一份报告指出，目前尚未有任何决定性的证据，可证明吸烟房能有效分隔吸烟者与非吸烟者。即使采用严格的设计和通风标准，只要有人进出吸烟房，便不可能保障房外的非吸烟者不受二手烟影响。

“全球众多国际大都会如伦敦、纽约、多伦多、三藩市、悉尼等全都禁止设立吸烟房。在加拿大和美国多个省分及州分，于室内实施禁烟但容许吸烟房多年后，更因政策成效不彰而改为取缔吸烟房。”时任香港食物及卫生局局长周一岳在2009年给立法会议员的一份答复中称。

2016年复旦大学健康传播研究所控烟研究中心也在内地复现了这一实验结果。彼时，上海控烟条例正在起草的关键阶段，也就能否设置吸烟室引发不同立场专家的博弈。据上海观察报道，该中心在上海虹桥火车站两处吸烟室、上海火车站与上海长途客运南站共4个点进行了室内PM2.5浓度测定和问卷调查，测试结果发现，吸烟室内PM2.5浓度可达我国PM2.5的24小时浓度限值的30倍，达到室外PM2.5浓度的180倍。吸烟室外，不仅门口是重灾区，5米外浓度达到室外PM2.5浓度的8倍。

“调研时，打扫卫生的阿姨告诉我，每天要在吸烟室里工作三小时，不吸烟的同事有时候会咳嗽、恶心。”该中心研究者告诉媒体，“这些弱势群体正在受到原本不必要的健康伤害。”

作为行业代表，美国供热制冷空调工程师学会在其立场文件中指出，禁止在室内及建筑物附近进行所有吸烟活动是避免健康影响和消除室内环境烟草烟雾暴露的唯一方法。无论是稀释通风、气流组织（例如“风幕”），还是空气净化，都不能用于有效制环境烟草烟雾暴露。

“有部分人认为设立指定吸烟区是减少非吸烟人士尤其在行人路上暴露于二手烟害的解决方法。从表面来看，设立指定吸烟区似乎只是一种理想的妥协，”香港吸烟与健康委员会指出，“然而，除了令人不适的气味，卷烟（无论一手烟或二手烟）更会释放出7000多种化学物质，包括约70种致癌物质。这些肉眼不可见、能深入肺部的致命化学物质才是对大众健康的真正威胁。”

该机构指出，烟草业明白提倡指定吸烟区能确保吸烟者能够在更多地方、更方便、更无顾忌地使用其吸烟产品，同时可以提高社会对吸烟的接受程度、鼓励吸烟并削弱吸烟者戒烟的意愿、令吸烟行为变得正常及正当。看似保护非吸烟者的指定吸烟区，实际上却是烟草业延续对社会烟草上瘾的手段。

多地地方控烟法规未禁止禁烟场所设置吸烟室

即便学术研究已经反复证明吸烟室无法隔绝二手烟外泄，但建立共识并不容易。

2015年北京控烟条例实施，参照“金标准”明确室内公共场所、室内工作场所、公共交通工具禁止吸烟。随后首都机场关闭了全部14个吸烟室，转为设置17个室外吸烟区。由于北京的几座火车站均未设有吸烟室，不受新规影响。2016年，上海新版控烟条例实施，随后上海三大火车站和两座机场也共同宣布关闭吸烟室，改为设置室外吸烟点。

2020年，深圳宝安机场被曝开设了豪华吸烟室，有违反当地控烟条例之嫌。引发媒体和当地主管部门关注后，机场方面拆除了吸烟室。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深圳机场吸烟室由长沙中渡生态科技有限公司建设，该公司创始人王渡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还称，吸烟室的空气会进行净化，设置了负压避免烟雾飘散出去。随后多名公共卫生专家批评了这种错误的观点。

总体来看，在地方立法中明确室内公共场所、室内工作场所、公共交通工具禁止吸烟的地区，均实现了高铁站和机场不设吸烟室。但各地标准不一，正成为杜绝吸烟室的一大难题。

2021年重庆出台当地控烟法规，但并未做到全面无烟的要求。之后，大连、沈阳、成都、珠海等城市出台的专门控烟法均未达标。多个地区的共同特点是，仅列举了部分室内公共场所作为禁烟区，餐馆等二手烟严重的场所并未纳入禁烟范围。一些地区还允许禁烟场所设置吸烟室，更是进一步削弱了控烟效果。

虽然屡遭批评，但近几年来出台或正在起草的地方控烟法规也多采取这种模式。

值得关注的是，太原南站所在的山西，于今年4月16日至5月15日就《山西省爱国卫生与健康促进条例(草案)》公开征求意见。但该条例也没有实现室内公共场所全面禁烟，其规定，禁止在中小学校、幼儿园、托幼机构、未成年人教育培训机构和其他未成年人集中活动的场所吸烟；禁止在医疗卫生机构、影剧院、图书馆、科技馆、博物馆、电梯轿厢、候车(机、船)室、公共交通工具内以及法律、法规规定禁止吸烟的其他场所内吸烟。划定的吸烟区或者设置的吸烟室除外。

也就是说，该条例不仅未将餐馆等二手烟重灾区纳入禁烟范围，还允许在禁烟场所设置吸烟室。根据其他城市的经验，倘若照此执行，实际控烟效果将存疑。

在地方法规认同吸烟室的情况下，铁路系统的垂直性规定能否改变这一现状？从现在情况看，可能依然缺乏强有力的规定。1997年出台的《关于在公共交通工具及其等侯室禁止吸烟的规定》，虽然禁止在各类车站、港口、机场的旅客等候室、售票厅及会议室、阅览室等公共场所吸烟，但还是允许相关机构“指定吸烟的区域或设置有通风装置的吸烟室”。

事实上，目前仍有一个可以用于兜底的全国性条款。北京岳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岳屾山此前撰文指出，《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已经全面禁止公共场所吸烟。不过，该实施细则一直处于尴尬的境地，其控烟条款长期处于“空转”状态，鲜有发挥作用。主要原因在于，“实施细则”属于部门规章，其法律位阶不高，且缺少罚则，无法处罚室内吸烟行为，对地方立法的影响力可能也有限。（详见：《重庆控烟条例被质疑涉嫌违法，学者将提请全国人大审查》）

回到立法最初的目的——保护公众健康，公共卫生专家姜垣给出了一个简单直接的回答：“室内吸烟室不该有。”但她也坦言，“现在社会上没有共识。”

旅客经过高铁站的吸烟室。

采写：南都N视频记者宋承翰 发自北京

受访者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