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樋口一叶，你或许知道她是被印在5000日元纸钞上的女性，但熟悉她文学成就和生平经历的人却不多。她是被日本文学研究者认为的“进入明治以来最初的女作家”，她半文半白的“雅俗折中体”又将许多现代日语读者拒之门外。

2019年，小说家、译者默音辞去出版社的工作。出于对生计的忧虑，接下了樋口一叶选集的翻译。在深入梳理一叶的小说、日记等资料后，默音一头扎进了明治时代的文坛过往，最终在翻译之余，写出一篇关于她的长文《一叶，在明治的尘世中》，收入今年出版的随笔集《笔的重量》。

这本书里还有几位日本女作家的故事，比如从丈夫的“笔录员”到畅销书作家的武田百合子、近代第一个靠稿费实现经济独立的女作家田村俊子等同时代文人，她们都是立于时代浪头，创下过许多“第一”的女性创作者。默音将这些失散于时代叙事中的天才火花一一捕捉，又如金线穿珠，将她们重新串联。从明治、大正到昭和，她们的人生轨迹互相交错，她们用不同频率的书写，穿透百年，依然鲜活。

“我忍不住为那些曾经出色却终于湮没在时间中的女性感到惆怅，她们本该留下更多的痕迹。”透过梳理这些文字资料，默音重新端详她们走过的路：“我在其中看到种种阻碍和限制，来自社会、家庭、性别和其他因素。她们能越过外部和自身的障碍，留下文字，给我们这些后人阅读，何其珍贵。我很高兴自己能有一段时间与她们同行，并写出她们的故事。”

在非虚构之外，默音还创作了中短篇小说集《她的生活》。由此诞生的《笔的重量》《她的生活》两本书，是默音继2024年推出中短篇小说集《尾随者》后的新作。

作为《笔的重量》姊妹篇，正如书名揭示的，小说集《她的生活》的文本聚焦的对象是“她”。每一篇的女性形象有她自身的脉络与性格，其中收录的《彼岸之夏》设想了樋口一叶及其妹妹生活在现代日本的情景；《梦城》的起点是武田百合子的《富士日记》在未来世界的阅读演变；《竹本无心》的人物原型是衔接樋口一叶与武田百合子的众多女作者。

从非虚构到小说，《笔的重量》《她的生活》在某种意义上互为映照，构建出一部从文本到现实，从经验到想象的文字交响。默音说，如果你读过她们的真实生活，想要走进由想象力重构的世界，不妨一试。反过来，如果你先读到那些与她们有关的小说，可以通过《笔的重量》这本书铺就的小路，走入历史的罅隙，眺望她们的人生瞬间。

作家、译者默音

【访谈】

南都：能从源头开始谈谈你的创作经历吗？从什么时候开始、基于一种怎样的想法开始写作？

默音：如果要追溯我成为一名写作者的起源，离现在将近三十年了。职校二年级的夏天，我在第一八佰伴实习。我被分在中国字画文房四宝柜台，顾客通常是由导游带来买手信的日本旅游团。因为有大段可以发呆的空白，我开始想故事，写了第一个科幻短篇《花魂》，投给《科幻世界》。幸运的是，那则短篇被刊发在当年12月的杂志上，还获得年度“少年凡尔纳奖”，让我拿到一千多元的奖金，比店员一个月的月薪还多点。实习生的工资只有一百多，因此感觉是一笔巨款。

如今回望上世纪九十年代，会觉得那是个不可思议的年代。《科幻世界》当时的发行量据说是三十几万册。我的小说刊在“校园科幻”栏目，该栏目必须写作者的学校和真名，等于有通讯地址，我很快收到雪片一样的来信，大多数是在校学生。我给其中的一些回了信，和同在上海的两个成了朋友，不过后来渐渐走远。

到了论坛时代，我在论坛连载爱情小说，拥有一些热心读者。可以说我从来没有停止写作，但更多是习惯和爱好。从第一八佰伴辞职，我念了大专自考，辗转过若干份工作，从日企IT到深圳一家日文杂志社的编辑。我在豆瓣写过自己学日语的经历，学日语和写作这两件事在我身上就像是一股绳索的两条线，密不可分。2006年，我想考研，从深圳回到上海。2007年考入上海外国语大学研究生部，念日本文学。那时我的理想是成为出版社编辑。记得大概是在研二，我开始写《甲马》，写了两稿，没能出版。之后我到九久读书人实习，去那里是因为我喜欢的编辑彭伦，他现在是群岛图书的主理人。我和彭伦有共同的朋友段晓楣，她是位图书策划人，也是看过《甲马》初稿的几个人之一。彭伦知道我在写小说，有一天，他对我说，张悦然她们要做一本Mook《鲤》，你要不要试试看写稿？于是我用一天的时间写了《人字旁》投给《鲤》，刊在创刊号。写的时候，我明确地知道它是三篇小说之一，三个故事分别对应性别、种族和时间的困境。可以说，从《人字旁》开始，我的小说写作就好像河流涌入新的河道。

南都：此前你推出了“记忆三部曲”《一字六十春》《甲马》《星在深渊中》三部长篇，谈谈它们在你写作生涯中代表的意义？

默音：对作者来说，重要的是正在写和即将写的小说。我只能说，在写的时候，每篇小说对我来说都是重要的，我有一些迫切需要表达、并且只能以小说这种形式承载的东西。一旦写完，好像就可以放下，也不想过多地谈论从前的作品。

稍微讲几句《甲马》。实际上，在重写这部作品之前，我有一年多没写东西。我在出版社上班，业余做烘焙、打毛线，过得忙碌和自洽。我至今仍然不知道写小说带给人的更多是苦还是乐，重写《甲马》是一种既自虐又蓬勃向上的经历，长时间积攒的能量一下子爆发出来。如果让它一直停留在失败的第二稿（出书的版本是第四稿），我想我会终生保有遗憾吧。所以，最终能完成，还是好的。

南都：这次你同时推出了《她的生活》《笔的重量》两部作品，谈谈二者的关联性，它们的创作契机是什么？

默音：这两本书可以说是我的翻译工作的延伸。2019年，因为在工作之余写长篇有些力不从心，我辞去出版社的工作。出于对生计的忧虑，接下了樋口一叶选集的翻译。樋口一叶是距今一百多年的写作者，其文体是半文半白的“雅俗折中体”，翻译比预计的远为繁难，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在阅读樋口一叶日记的过程中，我意识到，日记并非纪实，其中也包含创作，或者说谎言。如果综合一叶的小说、日记，以及其他人留下的关于她的文字，就像拥有一面面不同角度的镜子，镜中的那个她，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接近真实。出于小说作者的好奇心，我梳理一叶的生平，写下第一篇类似人物小传的随笔《一叶，在明治的尘世中》。那时我没想到，之后的几年间，类似的张望和写作将一次次发生，我透过文本，与武田百合子、田村俊子等创作者同行一段时间，写下她们的故事，一次是非虚构，一次是小说。由此诞生的就是《笔的重量》《她的生活》。当然，小说集《她的生活》，不全是这一类延伸文本，也有三篇独立的小说。

南都：《她的生活》与田村俊子1915年发表于《中央公论》的小说同名，在随笔集《笔的重量》中，有一篇你写田村俊子与同时代女作家故事的文章标题也是《她的生活》，如此起名有何深意？

默音：田村俊子的《她的生活》，讲述一名女作者对婚姻有着清醒和悲观的认识，“女人完全闭上了灵魂，像人偶一样被从后推、往前拉着，一天天过着盲目的日子”。尽管如此，她还是结了婚，在婚后面对家务与写作的冲突，并在这个过程中怀孕，置身于更大的困境。在小说的结尾，她最终还是坚持写作。这个故事描写的女性创作者的处境，放在现在也毫不过时，为了向田村俊子致敬，我用《她的生活》作为关于她的文章的标题，以及我的小说集书名，形成三重映照。

南都：《笔的重量》为我们呈现了日本文坛女作家群像，你参考了哪些史料？在资料的爬疏整理过程中有些什么意外的惊喜发现？

默音：实在太多了。举个简单的例子，写俊子那篇在128页有一段，提到俊子创作生涯中倒数第三篇小说《山道》。在《田村俊子全集》能读到这篇小说，可我觉得这样还不够，于是在旧书店买了刊登《山道》的《中央公论》（1938.11），把整本刊物的所有小说都读了。实际提到其他小说的可能就一两句话，但如果不读旧刊，就不会有对整个时代环境的把握。最初给编辑的稿子有大量的脚注，读者可以看到资料来源。不过编辑们认为这样影响阅读体验——读起来太像论文，所以删去了大部分的注，也对全文做进一步删减，砍去了一些次要人物的枝蔓。从可读性出发，我想做这样的处理是对的。写田村俊子的过程中，最重要的参考资料当然是九卷本《田村俊子全集》，当时我在东京旅居，去国会图书馆看书和摘抄，也做了少许复印，复印很贵。有一位很重要的先行研究者黑泽亚里子，曾在冲绳国际大学任教，是全集的两位编者之一，她的研究领域也涵盖我的书中提到的另外几位女作者。我后来和她通信，得到许多鼓励。回到上海后，我走访与田村俊子有关的历史建筑，拍了照，发给黑泽老师。她发来1980年代走访同一批建筑的记录，照片里还有年轻的正在读研的她本人。目睹那些照片，我感到是田村俊子让我的现在与黑泽老师的过去相连，一种不可思议的体验。

南都：在经历了与松鱼的失败婚姻、随铃木悦移居北美后，田村俊子辉煌的创作生涯也近乎终结。《笔的重量》中的这些女作家们几乎都逃不开情爱关系和家庭生活的牵绊。通过梳理从樋口一叶、田村俊子、尾竹红吉、长沼智惠子到武田百合子这些女性的写作历程，你希望留着读者思考的问题是什么？

默音：在写作这项主要依靠脑力的职业上，男性与女性原本是平等的。不过实际上我们会发现，女性的确更容易受到情感和家庭的制约。我一直以为，小说并不是要讲什么大道理，同样地，在写女作者群像的时候，我也并没有想过要给读者什么启示，仅仅是邂逅这些女作者，并想要讲出她们的故事。我相信每个读者能从中照见自己有共鸣的部分。不过有一点，可能读过的人会注意到，除了情感、家庭，我也花了很多笔墨写女性创作者的经济，毕竟“以文/画谋生”是每位创作者面临的重大难题。

南都：在你看来，明治、大正、昭和时期的日本女作家，与同属于东亚文化圈的同时期中国女作家的创作处境有何相似和不同之处？如今的女性写作者的处境又发生了什么变化？

默音：《笔的重量》中有一部分篇幅落在日本侵华战争前后，读者会发现，作家毕竟是生活在他的时代，无论男女，大部分人都会被时代的激变裹挟，只有极少数人能维持有效的判断力。在那场战争中，日本是侵略方，我们是被侵略方。如果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的确应该横向比较同时期的中国女作家，整个布局也一定会更大。遗憾的是精力有限，我对近代中国女作家的阅读并不够，所以也很难回答这个问题。从纵向看，日本女作者从明治、大正到昭和，首先经历了近代出版业的兴盛，写作逐渐成为一份可以谋生甚至能让人过上富裕生活的职业，在这个过程中，女性身份又会让她们与男作者有不同的处境，我希望我的这本书能在某种层面上揭示时代与性别身份带给写作者的种种影响。

至于如今的创作者，无论男女，我们面临的首先是阅读衰微的大前提，而身为女作者，和过去一样，你仍然要面临家庭角色（尤其如果有孩子）带来的对时间和创造力的侵占。《笔的重量》中提到宫本百合子的《逃走的伸子》，写的正是女作者在婚姻生活中的困境，如今读来也绝不过时。

南都：你如何看待如今在新媒体上不断发酵的关于女性主义的讨论？你认为一部好的女性视角的作品应该是怎样的？

默音：我不会因为一本书是女性主义或女性题材，就特意去读它，好的作品关注的是人的困境，这个困境涵盖方方面面。当然有非常好的善于讲述女性处境的作家，例如费兰特、角田光代、川上未映子，国内的话，我读过的有张天翼、辽京。不过以上所举的各位的创作，也并不是仅仅聚焦女性这一个场域。还是那句话，作品重要的是打动人的力量，而非提出观点。好的女性视角的作品，首先要具有能让读者投身进去的魔力。

南都：在写作之外你还翻译了多部日本文学作品，《她的生活》一书中《彼岸之夏》《梦城》《竹本无心》这些篇目更是你翻译的延伸产物。谈谈你的翻译与写作之间的关系？二者如何互相影响？在你翻译过的作家中，谁对你的影响最深？

默音：前面也说过，这几篇的写作顺序是翻译的过程中大量阅读资料，写人物小传，心有不足，于是写小说。我从事翻译工作也有十七年了，对我来说翻译和写作一直是平行线，自我感觉使用的是大脑的不同区块。如果不是对文本背后的作者产生了强烈的兴趣，翻译工作的触角不会蔓延到写作上。对我影响最深的应该还是武田百合子，她的人生态度，她的观察力和生命力，是我极为喜爱但无法成为的样子。

南都：最近很多人在讨论AI对翻译这一职业的影响。作为一名文学译者，是否有过类似的担忧？你如何看待文学翻译的未来？

默音：我最近刚修订完《家守绮谭》的译稿，多年前翻译时以为做得很好，重读还是有大量的修改。这是因为人会随着时间的流逝缓慢进步，不管是对原文的读解还是自身的表达。我想AI也有这样一个成长过程，而它需要的时间比我们短得多。目前AI还无法取代文学翻译，但就像《梦城》中描述的AI，未来一切皆有可能。我的朋友何雨珈说，如果被AI取代，她就转行做烘焙。我没有想过自己可以转行做什么，或许也会选择动手的工作。

南都：你曾经自述“在小说凋零的时代继续当一个小说家”，发出这番感概，你是否有过创作与市场方面的焦虑？又是如何化解的？

默音：我的朋友当中有不少编辑，每年都听大家感慨“今年更难了”，同时你会看到，每年还是有若干本书牢牢占据市场的顶点。我想这说明，一方面是人们分给阅读的时间和金钱确实变少了，毕竟好看的好玩的那么多，未必要读书；另一方面，在大数据的驱动下，即便是平时不怎么读书的人，还是会被头部的几本书引发关心。我不是畅销作者，做活动时发现，竟然也有些读者读了我几乎所有的书，我很高兴在创作的路上有他们同行。对我来说，创作首先是为自己，其次是希望有人读。卖书永远会引发焦虑，在这种时候，我曾经的编辑经验似乎也没什么用。避免焦虑的方式是开始新的工作。

南都：接下来有什么创作计划？

默音：暂时没有长篇的计划，想好好写几个中短篇，多读点书，多出去走走。两年前开始迷上观鸟，现在对我来说观鸟比工作要快乐得多，算是一种迟来的贪玩。

采写：南都记者朱蓉婷

本文作者

朱蓉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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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都市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