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芬兰紧急撤离记

作者：陈赖知幸（广州市真光中学学生）

图：3月30日凌晨，抵达上海。右为作者陈赖知幸。

2019年8月份，我到达芬兰，作为一名交换生，参加为期一年的AFS（国际文化交流组织）全球文化交流项目。

2020年3月份，随着新冠疫情在全球爆发，项目提前终止。我也经历了一场波折的回国经历。

最初，疫情在当时的国际社会中如同石沉大海，并未激荡起一丝涟漪。但紧接着，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接连宣布首例感染病例，欧美地区也没能幸免。情况突然急转直下，新型冠状病毒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各地爆发，媒体报道铺天盖地。

在芬兰的AFS交换生们也时时刻刻关注着日益严峻的疫情。3月15日，一封宣告项目终止的邮件像是在大家本已焦虑到极致的心头上点燃了一颗炸弹，一时间各种负面情绪爆发。

撤离行动刻不容缓。回航机票，去往芬兰首都机场的路线制定，防护用具的采购，对学生们情绪的安抚，及时解决遇到的困难……芬兰AFS迅速而有条不紊地安排着一切。

3月18日，在芬兰的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学生已经乘机离开；3月19日，巴西的学生坐上了归国的航班；3月20日，飞往东京和曼谷的飞机也顺利起航。

我本来要搭乘3月25日经德国转飞回国的航班，但因为欧盟部分地区疫情过于严重，芬兰和中国接连出台新政策：

芬兰政府宣布从3月19日凌晨开始实施边境限制，直至4月13日；

中国民航局3月26日也宣布，从3月29号开始，每家航空公司经营至中国的航线只能保留1条，且每周运营班次不得超过1班，在抵离中国的航班上采取严格的防控措施，确保客座率不高于75%；从3月28日起，上海市对所有入境来沪人员一律实施为期14天的集中隔离健康观察；自2020年3月28日0时起，暂时停止外国人持目前有效来华签证和居留许可入境……

我3月25日罗瓦涅米-赫尔辛基-法兰克福-广州的航班取消了，我陷入了窘境：所居住的拉普兰小镇因为地理位置过于偏僻，去往首都机场几乎要跨越整个国家，即使能抢购到机票，也难以在大部分交通工具已经停摆的情况下及时赶到机场。

小伙伴们纷纷离开，父母在国内焦急担忧，确诊病例数据在欧洲节节攀升，我焦虑沮丧极了。  

芬兰AFS的志愿者们在了解情况后，迅速制定了新的计划。我将首先前往距离居住小镇两百多公里的城市罗瓦涅米，搭乘10小时的火车前往首都赫尔辛基，然后再入住赫尔辛基附近的城市埃思坡的志愿寄宿家庭，以便在不久将来有机票的时候能第一时间及时赶到机场。

就这样，我踏上了漫长而充满着变数的旅程。

3月29日，我戴着芬兰住家妈妈给我准备的口罩帽子，登上了飞往上海的航班。3月30日凌晨5点多，在飞机着陆的瞬间，随着机身一颤，我的心好像也终于稳稳落了地。身边各式装备的乘客们纷纷掏出手机给家人们打电话、发信息报平安。听着机厢里嗡嗡的低语声，头顶广播中机长有些沙哑却轻快的嗓音，不经意瞥见身旁女孩盈满笑意的弯弯的眉眼，我想藏在大家口罩后的，一定都是安全回到祖国怀抱的无比自豪和喜悦的笑容。

迈着疲惫却也逐渐轻快起来的步子走进上海海关大厅里，“欢迎回家！”四个大字蓦然映入了我的眼，不，是我的心！这一刻，心潮澎湃，无比自豪。滚烫的泪水竟不知不觉溢出了眼眶。

在上海隔离14天后，4月13日，我终于回到了广州的家。

细细回忆起来，在我回国的漫漫“长征”之路上，我似乎都是一个人，却又不是。有中国驻芬使馆的工作人员给我发来的关切的微信留言，及时跟进着我的旅途情况；中国AFS每天都不停地刷着机票网站帮我抢购回国机票；全国办的常老师、广东AFS的谭老师都给我发来信息，给我及时的心理疏导；飞机内空务人员每隔两三个小时就来帮我们测体温、关心我们会不会因为戴口罩而过敏或胸闷，而他们自己却全程穿着厚厚的防护服、戴着护目镜，十几个小时不吃不喝、坚守岗位……

看似独自一人的旅途，背后却是祖国和芬兰人民满满的爱。纵然山河有恙，终究不敌世间温暖与爱的传递。

感谢这些温暖的人，数不清的细致的关怀和善意的举动，像一环又一环温暖的索链紧紧相扣，让海外华人学子们回家的路上有了保障，有了依靠。

编辑：刘兰兰

本文作者

刘兰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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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都市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