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讯  记者夏嘉雯  广州市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各界别委员代表座谈会于6月6日下午在珠岛宾馆举行。12位委员分别代表市各民主党派、市工商联、市政协专委会和界别分别发言，“后疫情时代”，广州如何完善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提高城市安全风险预警等成为政协委员的焦点话题。

方颂发言

发挥保险“减震器”“稳定器”作用以应对疫情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目前已得到有效遏制,但也导致了巨额财政支出,经济损失尤其是出口型制造业以及文旅、餐饮等第三产业损失惨重。保险机构是市场风险管理和转移的生力军，但疫情暴发以来，其发挥的作用却十分有限。

民建广州市委常委、广州华新集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方颂在代表民建广州市委员会、广州市政协经济委员会发言时道出了其中的原因：一是社会整体投保力度和意愿低，2019年保险在我国家庭资产配置中仅占2%；二是保险产品结构单一，立足于未来风险防范、提供风险

损失有效对冲的产品不足，风险管理的社会性功能未能发挥；三是突发疫情疾病未被纳入承保范围。

为此，建议通过提升社会整体投保率，扩展保险责任范围，鼓励保险主体参与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将保险纳入重大突发风险防控救治体系，开展线上理赔等措施，让保险真正成为应对重大突发风险事件的经济“减震器”和社会“稳定器”。

胡国胜发言

设立社会公共卫生心理援助专项资金

此次疫情带来的不仅是身体和财产的损害，还有巨大的精神压力，可能出现各种应激心理反应,甚至造成长期心理疾病。广州市英东中学校长胡国胜指出，灾后在政府指导下系统地开展的心理援助，对于社会重建工作至关重要。

他介绍，疫情期间心理援助需求激增，虽然各界纷纷加入疫情心理援助服务，但由于缺乏完善的心理援助体系，广州在抗疫心理援助中服务过于笼统、服务水平参差不齐、服务流程和规范不一等问题。

“重大疫情危机对国家、城市的心理卫生建设体系是考验，为心理援助体系建设提供发展、完善的契机。”胡国胜还特别提到，目前，广州抗疫的心理援助服务机构小、多、散,缺乏统一管理和监控，难以进行全面的数据统计、分析及质量反馈跟踪，制约了疫情心理援助服务发展研究。

针对广州心理援助的现状，胡国胜在代表民盟广州市委员会、农工党广州市委员会、台盟广州市委员会发言时建议，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对心理援助服务进行统一部署，构建由政府主导的重大灾害心理援助服务体系。借鉴欧美发达国家做法，设立社会公共心理援助专项资金，用于完善重大灾害的心理卫生服务、社会公共心理科研、专业团队建设、人员培训、购买专项服务等，确保心理援助服务的可持续性。此外，广州市重大灾害心理援助服务细则也应该进一步优化，包括规范以及统一宣传渠道、规范心理援助服务人员的培训及援助流程、细化服务对象分类，优化服务需求匹配等。

陶天权发言

加强公共卫生与防疫的人才培养

澳门地区广州市政协委员、澳利高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经理陶天权代表港澳特邀界讲解《关于进一步完善广州市公共卫生体系的建议》，指出广州应认真总结这次疫情的经验教训，在完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加快“智慧城市” 建设、制定专门的紧急征用预案、科学优化分组诊疗模式与机制等方面下足功夫，进一步完善公共卫生体系建设。

陶天权提到，要避免小病酿成大疫，必须完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将预防关口前移。他建议，政府要提高对区一级疾控中心的财政投入和建设标准，统筹加强农村、社区等基层防控能力建设，提高基层传染病防控监测水平和综合救治能力。创新探索区以下疾控机构与区级二级医院的院所合一模式，试点将区级层面的疾控和重大传染病监测逐步融入到区级二级医疗机构，逐步推行。建立健全街道、社区、市场等各级公共卫生检查机制，并形成常态化，做到时时层层有人管，不留漏洞。

“广州应借助钟南山院士及其团队的力量和影响力，在广州地区的高校建设高质量的公共卫生学院,教学、科研与实践并重，为广州乃至全国培养高端的公共卫生与防疫人才，培养更多的钟南山式的专家。”除了提到加强公共卫生与防疫的人才培养外，陶天权还建议，同时集中力量建立公共卫生与防疫的研究体系、实验体系，吸纳海内外高端专业人才，承担广州乃至更大范围的公共卫生领域的前沿研究工作。

他还建议，可在红十字会志愿者的基础上，成立类似香港民安队的民间防控队伍，并做好公共卫生、防控知识和技能的培训，以应付平时大型群体活动或疫期防控的不时之需。

朱伏生发言

用数字化思维建设优化城市安全风险预警体系

突发危机事件是每个国家、每个城市都必须面对的严峻问题。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就是新型社会风险的一种呈现。广东省新一代通信与网络创新研究院院长朱伏生代表广州市政协城建资源环境委员会、九三学社广州市委员会发言时表示，广州作为城市化程度高、人口密度大的超大城市，每一个安全隐患都有可能演变成重大公共安全危机甚至灾难，因此更需要重视城市安全风险监测预警和处理。

首先，需要做到用数字化思维建设优化城市安全风险预警体系。“无论是识别源头城市与其他城市的联系频率和人数，评估不同城市的风险程度，还是支持防控情景方案和政策制定等方面，背后互联网运营商或移动运营商掌握的基于位置服务数据，都体现出巨大的价值。”他指出，城市管理思维要从模型支持转变到数据驱动，充分利用基本完善的城市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建立多方参与的大数据管理服务平台。

分析这次武汉的新冠肺炎疫情信息发布可以发现，消息来源主要是微博、微信、自媒体等。

朱伏生认为，抓住信息发布新的变化特点，建立完善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高可视化的城市安全应急信息发布预警体系，能使得疫情信息的全面性、及时性，以及发布可视化的效果有所提高。

朱伏生指出，城市运行安全领域感知网络数据采集需要进一步整合规范。他建议，由市委、市政府统一部署，市应急局牵头在全市应急委25个相关部门建立数据共享和信息共享机制，推进全域感知网络的覆盖，加快城市级生命线工程建设。“广州要打造安全之城，还需要把公众和社区作为城市生命线工程的重要利益相关者，成为城市安全预警体系网络中能动高效的感知反馈单元。” 朱伏生说。

编辑：黄亚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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