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讯 实习记者梁思华、记者冯芸清 2020年8月13日，广州市社会科学院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了《广州蓝皮书：广州城市国际化发展报告（2020）》，该书指出，外商投资是广州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的重要支撑之一。2019年新设立外商直接投资企业3446家，投资项目总数1110个，实际使用外资金额71.43亿美元，同比增长8.1%，增速高于全省4.6个百分点。历年累计引进外商直接投资企业接近4万家，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累计超过1000亿美元。

其中，重大项目对外商投资规模的拉动作用显著，全市投资总额5000万美元以上的大型外商投资项目共183个，涉及合同外资合计297.44亿美元，增长31.5%，占全市合同外资总额的75.2%。外商投资企业贡献了近六成的全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增加值以及近1/2的全市进出口总额，成为广州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的重要力量。

在22个样本城市中排名16位

该书通过对22个样本城市的全球联系度进行计算和排名，并将其划分为四个梯队。广州排名第16位，位于第四梯队，领先悉尼、墨西哥城、孟买、深圳、雅加达和约翰内斯堡六个城市，广州全球综合联系度发展已具备一定水平，但尚不突出。

另外，广州的全球联系度得分仅为排名前两位的城市伦敦和香港的24%和25%，是新加坡、纽约和东京联系度的30%左右，说明广州的城市全球联系度与全球核心枢纽城市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

该书指出，与同处大湾区的三个城市——香港、广州和深圳对比，香港全球联系度综合得分排名高居第2位，远高于广州；深圳位列第20位，落后广州4个位次。

该书还指出，广州与全球220多个国家和地区保持贸易往来，世界500强企业中有301家进入广州，广州与全球保持着广泛的经贸联系。2019年，广州全年进口总量为4737.8亿元，比2018年增长12.7%，比全省增速高15.6个百分点，进口增速位列全国主要外贸城市第一。

但广州的全球经贸联系度得分排在样本城市的第21位，只高于约翰内斯堡，得分仅是排在首位的香港的16.28%。2018年广州的对外贸易总额为9810.15亿元，在对标城市中排名第14，但仅为香港的13.64%，是深圳的1/3左右。从贸易结构上，广州进出口商品构成中，机电产品占比分别达到43.9%和51.52%，而高新技术产品份额仅为27.39%和17.18%，进出口商品的层次相对较低。

广州应推动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

该书指出，广州在共建粤港澳大湾区国际金融枢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金融规则的对接。在金融机构设立和准入门槛方面，三地互设金融机构和开展业务不够便利。在金融监管方面，监管要求、监管法律、监管法律法规解读、监管指标等不一致。在创新型机构和业务监管方面，有待衔接和明确。金融业务资格认定不一致。

该书还指出，内地与港澳资金跨境流动仍存在障碍：内地机构和居民赴港澳投资不便；离岸人民币回流境内渠道较少；内地及港澳居民合理投资生活需求不够便利。企业账户功能受限，居民账户开立便利化有待提高。金融服务互联互通方面部分业务存在不变，如港澳居民在内地办理个人信用卡方面需要提供较多证明材料，粤港澳三地绿色金融业务标准不统一等。同时，广州虽具有一定基础的金融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但征信和公共服务信息系统尚未明确。

该书建议，广州应推动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加快构建现代金融服务体系，如建设五大金融服务中心，加快形成创新型期货交易、定价和清算中心等；有序推进金融市场互联互通，提升一体化水平，如加强与港澳地区金融规则对接等。

优化营商环境要从提升企业的获得感入手

现代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是一个地区进行国际交流与合作、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保障，是城市竞争力的重要体现。世界银行和国家发改委从政府对企业监管的复杂程度和费用支出设计指标进行营商环境评估。该书指出，针对这些评估指标，广州已经充分开展了相关方面的优化提升工作，下一阶段要从提升企业的获得感入手，政府的目标要从减少形式流程转向真正简政放权。

该书认为，营商环境是企业发展的土壤，优化营商环境说到底就是为了给企业发展解决实际问题，让各类企业在市场中如鱼得水，助推城市经济健康前行。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各种变革重组推陈出新的时代，整个社会体系中的“不确定因素”急剧增加，面对外部环境的各种突变，企业越来越倾向于选择能够相对低成本、高效率获得人才、技术和机会的城市，并以此作为其能够做出快速反应和精准决策的竞争优势。这就意味着，营商环境的优劣，不是由政府自己说做了多少改变来算，而是要通过企业家自身的获得感来评判，对营商环境进行评估无疑要从企业“获得感”中设置指标和获取数据。

与此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要求政府合理地划定自己的职能范围，降低市场准入门槛，鼓励市场正当竞争和合法运营，同时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加强宏观调控，强化市场监管，避免市场失灵。这就要求政府必须简化行政审批，加强行政监管，即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营商环境，就必须推动简政放权走向深入，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以及监管不到位的难题，必须始终紧紧抓住“简政放权”这个关键，重塑政府和市场关系，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按照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配置资源，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

广州的金融地位完全有望不断提升

该书从企业生产成本和收益规模角度考虑，认为影响城市企业利润的主要因素包括政务服务环境、金融市场环境、法治保障环境、社会成本水平、人力资源环境、技术创新环境、市场需求环境和国际连通水平八个方面。

在金融市场环境方面，从综合实力上来说，2019年广州金融综合竞争力指数为74.33。在五大城市中排名仅略高于杭州。在北上广深四大城市中处于末位水平，综合竞争力得分约为首位城市上海(235.62)的30%，与北京(184.43)和深圳(123.83)也存在一定的差距。从各城市金融产业整体发展来看，北京、上海和深圳属于全国性金融中心，而广州仅是区域金融中心。

同时，广州的金融业增加值规模与北京、上海和深圳三市差距明显，但高于杭州，处于相对劣势。广州金融业从业人员数量仅为北京的21.3%、上海的34.1%，差距相对较大，但高于深圳和杭州，处于中等水平。

该书指出，虽然在北上广深四大城市中，广州的金融业一直处于劣势地位。但2008~2018年，广州金融业增加值的年均增长率高达16.85%，高于北京（13.18%）、上海（15.05%）和深圳（11.86%），也高于杭州（12.24%）。这与广州近年来高度重视金融业发展紧密相关，也说明广州多年来致力于“现代产业金融体系建设，将金融产业和国际科技创新枢纽、国际航运枢纽以及国际航空枢纽等重大战略捆绑发展”的方向和策略是有效的。

该书预计，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大力发展金融和绿色金融产业，广州的金融产业整体实力将进一步增强，金融产业保持高速发展，广州的金融地位完全可望不断提升。

该书还指出，虽然广州有着较有优势的人力资源成本和租金成本，也有雄厚的教育资源和人力资源，但广州对人才的吸引力并不具有较大优势。如何利用庞大的人力资源和绝对竞争优势（房价、租金）扩大本地人力资源存量，是广州下一步要解决的问题。

编辑：冯芸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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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芸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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