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经济内部面临结构调整压力，外部面临国际变局的背景下，如何实现艰巨的碳达峰、碳中和任务，节能减排如何与经济发展协同增效，毫无疑问是中国未来几十年要面临的巨大挑战之一。11月1日，北大国发院举办主题为“中国经济的远景与挑战”专题第二场，探讨气候、环境与能源的改革和布局。

有专家分析历史数据发现，过去中国碳排放与经济下行和上扬的趋势高度相关，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实际上主要是靠便宜的环境要素支撑了高速的GDP增长。在我国提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新基建等背景下，需要警惕新一轮经济刺激政策带来的碳排放反弹风险。

能源是碳排放的底色，能源转型是实现低碳目标的根本。专家表示，目前我国风电、光伏等可再生能源面临资金补贴缺口急剧扩大、“弃风弃光”率增加等挑战，解决以上问题的根本在于进一步深化电力市场改革，特别是放开发电权管制，建立跨省区电力市场。

此前生态环境部表示，碳达峰行动相关工作将被纳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专家表示，从理论上讲，以碳交易市场为代表的经济手段是减碳的最优选择之一，但在实际中，以环保督察为代表的行政手段扮演主导角色，专家呼吁未来应进一步发挥经济手段的作用。

2018年10月19日，浙江云和：建设清洁能源示范县，助力美丽乡村绿色发展。新华社 图

“过去我们认为，中国进入WTO后经济高速增长主要是因为劳动力便宜，其实是因为中国的环境要素更便宜。”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北大环境与能源研究中心主任徐晋涛说。

就在9月2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提出两个目标：“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如何实现“2030、2060”目标？徐晋涛提出，除了能源结构调整，寻求技术突破以外，还要在经济政策上加大力度，以实现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

他指出，2002年中国加入WTO开始，中国的碳排放开始超速增长。2012年后中国的碳排放下降，之后到2017、2018年又上升，这与中国经济下行和上扬的趋势相同，徐晋涛认为，这说明了中国的碳排放和经济增长高度相关，代表了我国经济的发展模式。

另一方面，加入WTO后，中国出口增长率主要受两方面影响，一是全要素生产率，另一个则是碳足迹，其中碳足迹对出口增长率作出的贡献最大。

对此，他提出一个概念，“污染避难所现象”。他举例说，数据显示，由于中国加入WTO，中美贸易大大加强，美国的碳排放大为下降。

“过去我们认为中国进入WTO后经济高速增长，主要是因为劳动力便宜，我们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占领了世界市场，实际上我国出口贸易增长最快的行业是电子机器、电子设备和普通设备，不是中国典型的劳动密集型行业，而是中等资本密集型行业。为什么？我认为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的环境要素更便宜，中国实际上是靠最便宜的环境要素支撑了高速的GDP增长，所以这也是将来我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型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他说。

面对“2030碳排放达峰，2060碳中和”这样的目标，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复旦大学能源经济与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吴力波则提出，首先需要进一步明确碳排放达峰和碳中和的定义。

“关键是在什么样一个排放水平上达峰，以及达峰之后是开始下降还是经历较长的平台期？要在这样一个排放水平上维持多少年？这是我们需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她说。

此外，她还认为，要对碳中和的概念边界进一步厘清。

“碳中和最直观的概念就是一个经济体组织一年当中所排放的二氧化碳能够通过一定的手段进行抵消。也有很多学者强调，不仅是二氧化碳，还要包括对其他的温室气体都实现零排放。

在此基础上，还有技术更加严格的‘气候中和’，就是不能够对气候造成任何影响，而这基本不可能。因此厘清目标的边界很重要，因为这决定了我们政策选择的路径成本。” 吴力波说。

徐晋涛发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推出了4万亿的刺激计划，各种基建项目对二氧化碳排放带来了巨大的反弹效应。今年新冠疫情后，我国提出了新基建概念，新的刺激计划有没有可能带来新一轮的碳排放反弹？

“新基建主要是面向数字经济发展的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它们都是绿色低碳的吗？其实并不尽然。”吴力波介绍，数字经济最重要的基础设施就是数据中心（IDC）。“没有数据中心的支撑数字经济不可能像现在这样运行，但是IDC本身能耗又特别高。”她援引数据，2018年我国IDC中心的用电总量已经超过了整个上海市全社会的用电总量，达1500亿千瓦左右，占中国全社会用电量的2.35%。

吴力波测算，如果按照现在的趋势发展，到2030年IDC预期平均每年的能耗约8100亿千瓦时，而2019年中国全社会的用电量是7.2万亿千瓦时，占比约11%。如果维持现在的能耗指标不变，IDC的能耗最高可以达到1.4万亿千瓦，就要占到全社会能耗的20%。

她呼吁，必须要重视IDC的低碳过程。目前大量的IDC都建造在风、光、水电资源比较丰富的西部地区，她建议IDC脱碳应与可再生能源发展协同优化。

经济复苏如何与绿色转型齐头并进？与会的其他专家也发表了观点。北大国发院院长姚洋称，社会各界普遍预计明年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增速将达8%，若按中国的碳排放和经济增长高度相关的历史规律，新的经济周期中该如何减排？

北大国发院院长姚洋。

“我们不能毫无作为，就等着经济周期发挥作用。”徐晋涛说，过去环保部门有一个8%的经验数字——经济增速一旦超过8%，环保目标就“完蛋”了；一旦低于8%，环保目标就都实现了。此前国家领导人已作出承诺，正反映了积极作为的态度。为实现承诺，我国应在经济刺激政策中更多倾斜于绿色低碳行业，而非传统的高能耗行业。

吴力波认为，一方面与几年前相比，可再生能源的电价已经可以和传统能源进行有效竞争。另一方面，原来可再生能源没办法调峰，但现在储能技术成本也大幅下降。因此技术进步也是平衡好经济发展与低碳转型的另一大动力。

“碳的根本是能源的底色，如果能源的底色不变成绿色的话，低碳的亮色也就没有办法凸显。”吴力波说。

我国目前新能源产业发展如何？北大环境与能源研究中心副主任王敏介绍，风电和光伏发电在我国整个能源结构比重依然很低。数据显示，2019年发电量中“大头”是煤炭（65%），非化石能源中主要是水电（占17%），而风电光伏分别占5.4%，2.9%。

他用“风光无限，水深火热”一词形容过去十年我国的风电光伏高速发展带来的新挑战：一是资金补贴缺口急剧扩大，二是越来越高的“弃风弃光”率。

他介绍，风电光伏的补贴资金来自对全国所有的工商用电加价，由所有工商企业承担。补贴资金缺口从2014年底140亿元到2018年底1200亿元。以项目补贴周期20年计，总补贴资金将在2万亿元以上。

此外，弃风弃光率也是一大难题。“电力要求供给和需求实时平衡，但风电光伏并不稳定，不能随需求随时调整，这导致有时风电光伏发电后，不需要这么多，或者电网消纳不了，这部分风电光电就会被放弃掉”，王敏说，“最严重的时候2016年甘肃调研整体弃风率达50%。”

上述两个问题根源何在?王敏从制度角度进行了解读。“2006年当时的补贴政策是价格跟数量双重管制，固定上网电价和全额保障收购，当价格定得高，又保障售后，整个市场的投资冲动一度疯狂。”他称。

同时，政府定价没有解决好信息不对称问题，随着技术提高，电力成本下降，但补贴价格下降较慢，这就导致补贴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寻租问题随即产生。

此外，因为补贴资金来自全国电价分摊，地方政府不掏钱，加上风电和光伏资源主要集中在三北地区（东北、华北、西北），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地方政府有很大动力发展风电光伏，最后形成“地方请客中央买单”的资源配置逻辑。“对地方政府而言，他们非常重视投资，至于发的电怎么消纳，弃风弃光率多高很大程度不在考虑范围之内。”

对此，我国近年开始推行电力市场改革。比如，实施电价竞标政策，不再由政府定价而是引入市场竞争，很大程度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真实还原发电成本。

“目前价格管制慢慢就松开了，但是发电权管制还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他说，目前电力交易市场仍然以省为单位，大部分省市风电光伏还未纳入到电力市场化交易，如果能在更大区域范围内跨省区建立电力市场会对风电光伏的消纳更有帮助。

谈及新能源产业发展前景，他认为，除了发展储能和调分辅助市场外，风电光伏最终能否在能源结构起重要作用还是靠成本。

他说，“火电成本低，但如果考虑污染税、碳成本等可能会远高于现在价格。同样的风电光伏发电成本也不能光看发电成本，在储能技术没有很大突破之前，系统稳定成本会很高。当装机容量越多，占据好的风、光资源的土地就会越来越少，土地成本、好的风、光资源成本越来越高。“最终风电和光伏能多大体量替代火电，就看这两个完全的真实的价格对比。”

以碳交易市场为代表的经济手段，由于其灵活、成本低、可持续等优点，普遍被参会专家认为是学理上减碳的最优解之一。2013年起，我国在7省市启动碳排放权交易试点。2017年，我国宣布全国启动碳市场。但目前为止效果并不理想。

我国碳市场建设的难点在哪？吴力波认为，从全球比较好的碳市场的经验来看，它们都有一个共性，即碳市场覆盖的行业必须足够大。以美国加州为例，当地的碳市场覆盖了80%的碳排放主体，而我国7个试点省市只有百分之十几。

其次，是否能形成有效的价格也是另一个难点。吴力波表示，据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的数据，控排企业在碳市场中的交易非常不活跃，只在履约期前做一点交易，而活跃的是机构交易者，也就是说市场价格主要由机构交易者制定。“在这个过程中，除了让一批财务公司赚了点钱之外，对低碳转型、能效提升其实非常有限。”

另一项难点是总量控制是否有效。吴力波介绍，目前为止，无论是7试点省市还是全国，都没有提出总量控制。“没有总量控制，就无法证明碳市场对全国的碳减排做了多少贡献，更无法证明对碳达峰到底能起到什么作用。”

王晋则认为，虽然从理论上讲，碳市场等经济手段是减排的最优选项，但从现实层面看，行政手段一直占据主导地位。2005年到2015年，各地实行强制性减排，官员完不成环保目标将影响官职晋升。2016年以后，对整个行业影响最大的是中央环保督察。此前生态环境部也表示，碳达峰行动相关工作将纳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王晋称，虽然我国的碳交易市场一直没有设定总量控制，但行政性手段可以设定强制性减排的目标，“作为研究者，我们会尽量呼吁市场化的环保政策和手段，但我认为行政手段未来可能还将继续扮演主导作用。”

南都记者林方舟 实习生王凡 发自北京

编辑：程姝雯

本文作者

程姝雯

7.2亿

南方都市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