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广州著名诗人杨克当选为中国诗歌学会第四届理事会会长，这是来自华南地区的诗人首次当选这一职务。

在当代诗坛上，杨克是“第三代实力派”和“民间写作”的代表诗人，见证了中国诗歌30余年的变迁。他出版了的11部中文诗集、4部散文随笔集和1本文集，其中部分作品曾被翻译为16种语言在国外发表。

常居广州的诗人杨克当选中国诗歌学会会长。

作为中国诗歌学会的“掌门人”， 杨克认为，中国诗歌学会应当服务大局、人民和诗人，“诗人要相亲而不是相轻，要求大同存小异，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对于杨克来说，诗歌是一张时代精神的名片，也作用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在他看来，诗歌应该写出中国的当下语境，也就是鲜活的发展和变化中的中国，包含这个时代的元素。“写广州也要写出来新意来，在展现广州的骑楼、老街、粤剧等文化底蕴的同时，展示今天新的广州，比如小蛮腰和广州大剧院等。”

1月31日，中国诗歌学会第四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以一种独特的形式召开，北京主会场和散落多地的线上分会场同屏相接。在此次大会上，杨克当选为中国诗歌学会第四届理事会会长。

“以前开会都要到现场，今年各省的代表分了12个群，用视频连线的形式开会投票，以往从没试过这种方式。”杨克表示，这种方式不仅仅符合疫情防控需求，还节约了时间、路费等成本。“疫情在给人类带来挑战的同时，也带来了新契机，很多活动以新的方式呈现。”

中国诗歌学会会长杨克在线上参加活动。

今年，广州新年诗会便与往年不同。主办方设计了一个巨大的“诗人墙”，围绕“自然，一切事实”主题，向全国120多位诗人征集相关的诗歌和影像作品。

“天会黑，但总会亮起来，而满天星光是留给守夜人的”……杨克向武汉人民致敬的诗歌也被收录其中。在他看来，后疫情时代，诗歌可以让人们在经历苦难之后，仍葆有对生活的热情。

作为最古老的文化载体之一，诗歌能够一直活跃在当代文坛上，得益于其短小精悍的篇幅，也得益于无数创作者的创新表现形式。杨克认为，诗歌不仅可以与现场活动相结合，还能以直播的形式与大家见面，增加诗歌推广的覆盖面。“在疫情防控的背景下，大家不出门就可以用手机软件听文学作品。”

今年因疫情防控需要，广州线下花市减少，但市民可以用诗文、摄影等方式记录下广州这座花城。“诗文往往比生命留存得更长久。”杨克表示，就像广州的“花城”之称，就来源于曾任《作品》杂志主编的秦牧的一篇散文。或许若干年后，以市民角度写下的诗文也会像秦牧所写的《花城》一样，为人们“观看”广州这座城市提供新的视角。

早在此前，杨克就曾发起过“诗在花城”活动，邀请了多名在广州生活的优秀诗人为广州风情和美好生活作诗。

在杨克的代表作《我在一颗石榴里看见了我的祖国》中以石榴为意象，用诗文描绘出祖国的各个方面。“虽然葡萄、石榴都是通过丝绸之路引进的水果，但也是我们国民情怀的共同意象。”杨克表示，写这首诗时，紧紧抓住石榴与祖国这两个关键词，展开联想。石榴很大，我们国家也很大；石榴籽很多，我们中国人口也很多；石榴籽是透明的、亲密无间的，就像紧紧抱在一起的各民族儿女的心一般。

“这首诗还写到国家方方面面的进步，以及对未来美好的希望。”杨克表示，在抗疫期间，中国亿万儿女手牵着手，也像石榴一般团结起来面对疫情，充满乐观主义精神。今年，他还特地参加了武汉诗歌节，并担任评委会主任。“武汉能那么快举行诗歌节，体现了中国抗疫的战略性成果。”

“诗是精神的海洋，水是相通的。诗是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但中国诗人，写作还应该写中国的经验、中国的现场，中国的资源，特别在当下百年未遇的大变局，中国崛起对世界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杨克认为。

对于杨克来说，诗歌是一张时代精神的名片，也作用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国际诗歌交流活动虽然转战线上，但也将会吸引曾经更多无法前往现场的人参与，搭建一个更大的交流平台。”

现如今，世界对于中国文学作品的关注度也逐步提升。杨克的作品集被8个国家出版，一些诗歌被翻译为16种语言。“因为中国的经济总量排在世界第二，世界各国都关心中国的变化。”

随着时代发展，杨克笔下诗歌的表现主体也出现了变化，《诗刊》今年一月号头条，就是杨克写高科技新工业的《云端交响曲》。“原来写到广东都是打工，做鞋子、服装之类的，但诗中今天的广东高端制造业聚集，有无人机、5G。”

杨克表示，诗歌应该写出中国当下的发展和变化，包含这个时代的元素。“写广州也要写出来新意来，在展现广州的骑楼、老街、粤剧等文化底蕴的同时，展示今天新的广州，比如广州大剧院等。”

“90年代我写过一些商业时代的诗歌，包括当时的玻璃、电话等。”杨克表示，写传统的意象相对更有诗意，这是几千年来诗歌自身的积淀。比如，秋风瑟瑟走过黄河边，就能出黄河的苍凉悲壮。“你觉得是你写的，实际上已经受了几千年来别人作品的启发，有积淀，自然比较柔软入心。”相对而言，现代生活更加难写，一是缺乏积淀，二是不够“天人合一”。比如写一个母豹子在草尖上诞下了一只小豹子，无论是散文还是诗歌，都比说一个人在剪刀、麻醉剂等环境中生个小孩有诗意。

“不够跟自然环境天人合一，这确实是现代文明的一个问题。”杨克认为，写作还是应该克服这个困难，才有突破、创造的可能性。 

南都：当选中国诗歌学会会长后您有什么计划？

杨克：一是做好中国诗歌学会会员的服务工作。最首要的是做好团结工作，因为诗歌界各种见解的人很多，诗歌、诗人都比较活跃，我们要尊重每个人的努力创造。对我来说，这是一个为大家做服务的岗位，我会踏踏实实地做好。

另外一方面，此次当选也可以看出社会各界对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建设的重视。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这也可以促进广东省以及粤港澳大湾区文学活动的举行。

以前我曾参与过广州举办的国际诗歌节、花城诗歌之夜等许多大众参与的诗歌活动，中国诗歌学会很乐意配合和支持大湾区的文学活动，特别是诗歌方面的活动。今年诗歌学会和广东方面都正在谋划，如建党百年等主题的征文、朗诵、评论等大的活动。

南都：未来是否会加大对青年诗人的发掘？现在的青年诗人在写作上是否有一些新形式？

杨克：我一直都在关注广东的青少年诗人。我做了10年的广东省小学生诗歌节评委会主任，整个广东省有50万小孩参加创作。

相对而言，小孩的感悟力很敏锐。来自东莞的一个小孩写过一首诗《10厘米》，其中写到他跟妈妈的距离，比跟全世界所有东事物的距离都近了10厘米，因为妈妈生他的时候，剖腹产切了10厘米。小孩子的感受力和想象力是非常本真、本色的表达，从本质上来说很符合诗歌天马行空、纯洁独特的表达方式。

与此同时，我还兼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创意写作中心主任，现在的学生年纪最大的出生于1999年，很多都是00后了，但是在写作方式上没有很多太新的变化。

其实要找到一种新的方式不太容易，可能现在开始写作也不一定就比余华写得新。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反而是占了便宜，赶上了西方文学思潮涌入的时期，可当下很难找到一个新的突破点。不过，我们可以探索新的传播方式，比如在网络上或者把诗歌与说唱等不同艺术形式联动起来。

南都：国外是如何评价当下中国当代诗人的诗歌创作的？

杨克：汉语使用人数很多，有十几亿人，但在海外传播时，在世界范围内其他使用汉语的国家还是非常少的。语言上的差异是文学作品传播的一大障碍，比如巴基斯坦的诗人直接用英文写作，不用翻译就可以让很多国家的人读懂他，传播范围相对较广。

虽然中国文化丰富多彩，但是在世界范围内的其他国家懂中文的毕竟还是少数，所以我们的一些作品很难被翻译到海外。但也有些作家作品比较好翻译，比如余华，相反像贾平凹的作品就比较难翻译。这个跟作家作品的好坏没有关系，而跟作品本身的写作手法有关，有的一旦翻译就失去作品本身的韵味。

比如我写的《风中的北京》在中国人听来很容易，但西方人就比较难理解，因为英文中没有“风”这个词，只有微风、台风、龙卷风，所以翻译时我就被问道“这个风到底是什么样的风”。

所以，中国文学作品在海外传播，翻译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莫言的小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不仅因为本身写得很不错，翻译的贡献也很大，翻译根据西方人的阅读习惯进行了一些删减。

一号楼工作室出品

采写：南都记者 王美苏 实习生 毛诗宜

编辑：王美苏

本文作者

王美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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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都市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