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中国近代工人运动史，特别是威震中外的省港大罢工，邓中夏与苏兆征这两位中共历史上的工运领袖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事实上正是在邓、苏两人的策划、发起、组织和领导下，那场工运风暴才能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而这对搭档亲密无间、各有所长、相得益彰的配合也成为一段革命佳话。

正在对工人演说的邓中夏（1894-1933）

邓中夏出生于1894年湖南省宜章县，少年时期就是著名才子，23岁时随父入京考入了北京大学国文门（文学系），成为李大钊的学生，并在李大钊的引导和十月革命的鼓舞下，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参加了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是共产主义小组最早期的成员之一。他不仅是一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也非常注重学以致用，一方面对于指导和总结中国工人运动的理论贡献巨大，另一方面也亲身参与到革命实践中。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曾庆榴教授形容说，邓中夏的革命风采真可谓“目送飞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

苏兆征（1885-1929）的明信片像

而苏兆征与邓中夏的早年经历是完全不同的，他出身于广东香山县的一户贫农之家，迫于生计18岁时便离乡前往香港在外国轮船上当海员工人，艰苦的工作让他亲身体会到底层劳动工人辛劳的同时，也在航运中有机会接触更多新事物，开拓眼界。其凭借着航海生涯中被国际工运的风潮激发出来的热情、胆识以及在屡次罢工实践中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逐渐成为了省港两地著名的工人领袖。

这两人一位是革命知识分子，一位是接地气的工人代表，尽管经历和气质截然不同，却因为南粤大地上的工人运动发生了紧密联系，并产生了相辅相成的结果。邓中夏在省港大罢工期间通过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立了“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制度，成功地将数万工人团结了起来，组织成为一个严密的整体；又通过工人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省港罢工委员会”，作为最高执行机关；罢工委员会之下，设干事局，分置文书、宣传、招待、庶务、交通、交际、游艺七部；另设财政委员会、纠察队、会审处、报关拍卖局、法制局、审计局、筑路委员会、工人医院、宣传学校，等等（1925年7月17日《工人之路特号》）。苏兆征则凭借着同香港、广州两地工人土生土长的联系，成功地将这套组织严密、机制健全、赋予能效的制度推行开来，把数万工人安顿得妥妥帖帖，井井有条，使得省港罢工工人能以坚不可摧的姿态、屹立于反帝斗争的前列。

“省港罢工委员会不是一个政权机关，但在某些方面可以这样说，它比国民政府更像个‘政府’。这就有力说明，管理社会、治理国家，并不是资产阶级或其他剥削阶级的专利。”在评价邓、苏二人于省港大罢工期间的工作贡献时，曾庆榴教授指出，“邓中夏苏兆征等人的杰出之处，就在于他们把先进的组织原则、组织制度应用于工人的自治，使工人阶级在管理自己的同时，进行了‘掌握政权的演习’。这里面的深远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他们也因此而相得益彰、双双脱颖而出，成为在工运风暴中矫健翱翔的一对雄鹰。”

编辑：刘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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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晨9815W

南方都市报记者